性愛.美.民主

一

希臘猶如天才少年，一路唱著瞎子荷馬編的歌兒，闖入曆史，在發出耀眼的光芒後，倏忽又消失了。麵對悄然而去的英俊少年，巴比倫、埃及、印度、中國這些成人世界除了驚訝更多的是驚歎。

如果說羅馬的法律輝煌燦爛，那麼希臘的法律則多姿多彩。那些蕞爾小邦，大的不過幾十萬人，小的沒有中國一些朝代的宮女、太監多，但它們在法律文化建設上作出的貢獻絲毫不輸粗野的鄉下人羅馬，尤其是民主法治建設。羅馬留下的法律標本隻有一個，而希臘留下的法律標本至少有雅典、斯巴達兩個。兩千年來，這兩個標本一直在攪動曆史，把哲學家、政治家、法學家搞得神魂顛倒、莫衷一是，把老百姓搞得筋疲力盡、無所適從。那些世界各地的戰爭狂人，發動過無數次“伯羅奔尼撒戰爭”，卻勝負難分。兩個城邦不斷敗落，不斷重建，旗幟在城頭不斷變換。

倘若進行中希文化比較，會覺得對方完全是一個異數，觀念差異之大除了讓對方瞠目結舌外，道德高強的中國人在實然意義上還得把“麵紅耳赤”預備上，在應然意義上再加上“禽獸不如”這類充滿道德優越感的詞語。

中國人從古到今有近親結婚的習俗，姑表親、姨表親遍布九州，堂兄弟姐妹之間則止步於婚姻門外。希臘人可不願當個遵守中國法律的模範，他們在配偶選擇上，除了姑表親、姨表親外，堂兄弟姐妹之間也會一起進洞房。如果僅限於此，希臘人還算得上“文明”一族。讓中國人驚駭的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在希臘也可結婚。當然，這還沒到希臘人的底線倫理，他們決心將禽獸行進行到底，法律規定，倘若未出嫁女兒的父親去世，未出嫁女兒就要嫁給她的叔叔，沒有叔叔則嫁給堂兄弟。至於寡婦再醮，那就更不用說了。柏拉圖父親早逝，其母就嫁給了她的堂叔。希臘人認為，假如把女兒不嫁給自家人，肥水流了外人田，豐厚的嫁妝讓家族外的人得去，其母就會受到道德譴責。看來還是中國的買賣婚姻好，使中國人懂得了禮義廉恥，那些痛斥買賣婚姻的勇士，想想希臘的眾多禽獸組合，還有勇氣揮斥方遒、激揚文字嗎？！

舅舅與外甥女結婚也是常有的。希臘人若無男兒，常把小舅子收養，將來與自己的女兒結婚。既是小舅子，又是兒子，還是女婿，至親啊！希臘人真是把科學上的不斷創新用在家庭上，搞出這種讓中國人聽起來就義憤填膺的事情來。

或許破罐子破摔，已經取笑中國人了，亂倫的事情就搞他個層出不窮。曾與蘇格拉底並肩作戰並相互有救命之恩的亞西比德（Alcibiades）將軍出生於雅典豪富之家，做出來的事卻齷齪透頂。亞西比德與朋友同娶一女子，輪流同居，頗似在日本的蔣介石與戴季陶兩位民國精英。不久，同居女子結碩果了，誕下一女。因不諳漢字，就沒穿越時空取名蔣緯國，而取了一個希臘名字。小女子長大後，又與其母的兩個相好同居。邏輯發達的希臘人到底不犯迷糊，亞西比德與小女子睡覺時稱她是朋友的女兒，朋友與小女子睡覺時稱她是亞西比德的女兒。在他們的理念中，堅信亂倫與他們無關。信念何等堅定的錚錚男子漢啊，古今中外無兩雙！

由此看來，以中國人的目光觀之，希臘人的性愛關係亂得有些離譜，需要孔夫子幫忙給捋一捋。不過通過混亂的性愛關係倒可以理解希臘的文化。寫過《古希臘風化史》的德國學者利奇德就認為希臘文化的各個組成部分都起源於性愛，性愛是理解希臘文化的關鍵，這當然包括法律文化。

在希臘人看來，人生最大的幸福莫過於享樂，而性愛是享樂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不隻普通人是這麼認為的，那些偉大思想家也是這麼引領思潮的。享受聲色歡娛由人的本性決定，是人的權利。即使是天神，倘若生活中沒有性愛也是不幸福的。在好色的宙斯率領下，以通奸、亂倫為特色的神界性愛就成了希臘人的楷模。盡管許多城邦有通奸罪，但在實際中很少認真執行。當然，要享受性愛，擁有財富是必不可少的，近親結婚就是保護家族財產的一個有效辦法。

希臘男人認為妻子用來傳宗接代，姘婦用來伺候享樂，妓女供銷魂。嫖妓是生活中的一筆日常開銷，好像不嫖妓就算不得男人。除了少數城邦如斯巴達外，婦女很少接受文化教育，而對人“親切”的妓女，尤其是那些名妓，算得上高級知識分子，多才多藝，與男人的共同語言更多一些，與之相處，的確可以開眼界長見識。名妓阿斯帕西婭讓伯裏克利神魂顛倒，為了娶其為妻，伯裏克利與妻子離了婚。阿斯帕西婭確實才華橫溢，據說著名的《在陣亡將士葬禮上的演說》就是她操刀的。而這篇演說詞，是希臘民主發展史上的重要文獻，因此，妓女不僅對嫖客，也對希臘的民主法治建設作出過重要貢獻。

同性戀在希臘盛行。蘇格拉底醜得讓人目不忍睹，卻因才華出眾而廣有豔福，身後跟著一幫俊男，纏著要跟他上床，搞得這位思想助產士不勝其擾，嚴重地幹擾了思想史上的侃大山事業。柏拉圖這位罕見的胸寬肩闊二頭肌發達的俊男，跟在老師屁股後麵不知是求知還是搞同性戀有待胡適那樣具有考證癖者求證。

正因為希臘人認為享受聲色歡娛乃人之本性，所以，我們對於希臘人一些不可思議的做法才會從文化上有深刻的理解。比如，亞曆山大大帝讓畫家給他的寵姘（中國有寵妃，寵愛的姘婦自然該稱“寵姘”）畫像，麵前的寵姘實在太閉月羞花了，這位名叫阿佩萊斯的畫家在職業倫理上修煉不夠，竟愛上了麵前的美人，亞曆山大就把美人兒當禮物賜予畫家。塞琉古一世的兒子愛上了國王老子美麗的繼室，整天尋尋覓覓，淒淒慘慘，“為伊消得人憔悴”，國王老子知道後，立即滿足了兒子的願望。這兩件事情若在中國，屬於刑法問題，當事人享受的是大刑伺候的待遇。但在希臘，愣讓兩位國王把它變為美學問題，因為兩位國王深知愛美之心人皆有之的道理，不想在美學考試中輸分。

二

可不能認為整個希臘隻有這兩位國王美學造詣深厚。熟悉曆史的人都曉得，希臘人對美學的貢獻非常巨大，希臘人乃愛美民族。

希臘有一個美麗的傳說，認為第一隻杯子是以海倫的乳房為模型塑製的。海倫是希臘第一美女，希臘人為了她在特洛伊打了十年仗。以海倫的乳房為模型塑製杯子，足以說明希臘人對美的追求之強烈。我們知道，從古到今，人類戰爭不斷，為了做到冠冕堂皇，尋找戰爭的借口已經成為一種高深藝術，但希臘人發動戰爭的借口在人類史上無疑最為奇特：為了美女海倫。戰爭是殘酷的，戰爭的借口卻是風花雪月的。這種對美的追求堪稱極致，隻有希臘人才能做到。日本盛產藝妓，戰爭的借口卻是士兵的走失，讓全世界對大和民族的智商捏把汗。

希臘與其他文明的不同就在於希臘人在看待事物時采取一種本質上屬於審美的眼光。本來屬於倫理的問題，希臘人卻生生地把它轉化為審美的問題。比如，希臘詞aischros既有“可恥的”“卑劣的”意思，也有“醜陋的”意思。這就將德性轉化為美，將邪惡轉化為醜陋。

希臘人非常崇尚人體美，不論男女，隻要身體比例勻稱、身手矯健、高大健美，就成為崇拜的對象。希臘美男克羅多人腓利普，逃亡到西西裏島上一個叫塞哲斯塔城邦，死後當地人在其墓上蓋了一座小廟，定期祭祀。甚至外國的高大健美男子，希臘人也崇拜不已。一波斯人僅僅長得鶴立雞群，死在希臘的阿岡德 （位於馬其頓附近），便受到當地居民英雄般的祭祀。而中國第一美男潘安，搭上他的不低的文學成就，也沒撈取個後人祭祀的份兒，隻在《水滸傳》裏，王婆作曆史經驗總結報告，用“潘驢鄧小閑”把他隆重紀念了一下。倘若潘安生在希臘，還不讓那幫爭風吃醋的漂亮女神搶了，凡間靚女根本沾不上邊，哪會落個夷三族的下場？！希臘人已把完美的人體視為神明的特性。倘若不夠高大魁偉，即使是將軍、名人，也不能居於遊行隊伍的前列。斯巴達一位國王因為妻子個矮，大家認為她生不出高大魁偉的後代，就要求國王繳付罰金。他們對於美的執著追求，實在令人感動。美國人喊出的口號是：“不自由，毋寧死。”希臘人喊出的口號則是：“我寧可要美，也不願選擇波斯國王的權力。”

高大健美的體魄與運動有關，所以，體育和舞蹈就成了希臘男子（有些城邦也包括女子，如斯巴達）從小到大的必修課。對於健美肉體的崇拜，促使希臘人把培養完美的體格當成人生的主要目標。男女各種健美比賽在希臘各地極盛行，最著名的是奧林匹亞運動會，運動員參賽皆裸，把人體美充分展示給觀眾，讓人們在泛著古銅色的光屁股上陶冶情操。在敬神的舞蹈中，看到的也是裸體美，男女皆有。

隻因希臘人如此崇拜美，尤其是人體美，所以，在希臘的法庭上才會出現讓其他文明匪夷所思的一幕。希臘名妓弗裏娜有沉魚落雁之容，因醜聞被告到法庭，辯護律師是雄辯家希佩裏德斯。眼看著法庭對己方不利，就要敗訴，希佩裏德斯急忙走到漂亮的弗裏娜麵前，扯開胸衣，讓她迷人的酥胸在眾人麵前“赤裸裸”了一下。法官看到眼前的神聖景象，一時發呆，哪忍心處其死刑，遂下判語：此乃虔誠之女。這真是古往今來的奇判，隻有處在希臘文化的氛圍中才會發生。倘在別的文化國度裏，此舉不但救不了美，而且法官會被如此“無恥的”舉動激怒，連英雄也會被逐出法庭。

其實，此案在希臘並非絕無僅有，在荷馬史詩中，我們就看到過類似的一幕。

斯巴達國王墨涅拉奧斯的妻子海倫被特洛伊王子帕裏斯拐去，希臘軍隊經過十年終於攻克特洛伊。墨涅拉奧斯看到海倫，怒從心頭起，揚眉劍出鞘。海倫麵對前夫，解開上衣，露出“胸前的兩顆蘋果”。墨涅拉奧斯看著美豔的海倫，丟下寶劍，把她緊緊地摟在懷裏。

荷馬史詩是希臘人的聖經，專門有人在希臘各地吟誦講解。希臘人慣常從荷馬史詩中尋章摘句，解答道德問題和行為問題。發生外交糾紛，荷馬史詩甚至成為支持領土要求的依據。所以，此類案例經過荷馬史詩的流傳，自然成為希臘人判案的依據。法官對名妓弗裏娜的判決絕非心血來潮，而是有著充分的“曆史”依據，遵循的是判例法。由於希臘那個年代書寫不便，可能更多的此類案例失傳了。

寫到這裏，自然想起了雅典城邦的那個牛虻蘇格拉底，假如此君不是凸目、扁鼻、厚唇、鼓肚、矮個，決心在醜史上以“猙獰的麵目”揚名，辜負了造物主讓他在人間瀟灑走一回的美意，誰願意鴆殺他。幾個案子結合起來，我們就可看出蘇格拉底遭厄運的部分原因了。而這個原因恰恰是以往探討蘇格拉底之死所忽視的。當年判處蘇格拉底死刑的有罪無罪票數非常接近，隻有三票（有說是三十票、六十一票）之差。假如蘇格拉底長有柏拉圖那副潘安之貌，思想史恐怕就要改寫了。

或許有人認為僅此一案，還不能說明蘇格拉底的醜陋與死有多大的關係。其實，不用我饒舌，底比斯人就會站出支持我的觀點，因為他們城邦的法律規定：禁止描繪醜陋的對象。斯巴達人也會說，我們國家連胖人都要驅逐出境，你蘇格拉底長得那麼讓公眾閱讀後煩心，判處你死刑不能算太冤枉。

法庭上的漂亮女人，在別的民族、國家就很少得到如此照拂。偉大的堂吉訶德算得上名滿天下的情種，為了心目中的夢幻情人，常把自己尊容侍弄得不是鼻青就是臉腫。但在桑丘赴總督任之前，那番諄諄教導卻讓天下美女柳眉倒豎：“如有美女告狀，你該避開眼睛，別看她流淚，轉過耳朵，別聽她歎氣，隻把她的狀子仔細推究；免得她的淚水淹沒了你的理智，她的歎氣動搖了你的操守。”（楊絳譯本）

為了生出高大健壯的後代，各城邦都在法律上作了優生規定。結婚年齡不能過大。如斯巴達法律規定，男子結婚年齡不能超過25歲，女子不能超過18歲。若丈夫年齡過大，則應主動“引狼入室”，把年輕健壯的小夥子延至家中，與自己妻子生出一個國家需要的能征善戰的未來戰士。這就是說，給男人戴頂綠帽子，貢獻卓越的不光有花花公子，有時也構成國家的戰略規劃。戴綠帽子的男人與金戈鐵馬的男人一樣，也能成為國家興亡的有責匹夫，與貞女一樣，在曆史打盹時會青史流芳。所以，綠帽子在斯巴達人手中不會藏著掖著，不定還盼著升值呢，因為誰也料不定罩在綠帽子下成長的孩子將來不會成為國之棟梁。斯巴達人想必也會驕傲地站在某個城樓上（斯巴達境內好像不築城牆，那就站在盾牌上吧）莊嚴宣布他們的城邦在人類曆史上第一次消滅了通奸行為。

雖說希臘人愛美，但也有因愛美而發生樂極生悲之事。撒爾迪斯國王坎道列斯娶了個美妻，喜不自禁，想向人間散播美的芬芳。王後脫衣時，國王偷偷地安排侍衛賞美，誰知被王後發現。這位王後缺乏“女為悅己者容”的教誨，杏眼圓睜後，竟逼迫侍衛殺死了自己的丈夫，並擁立其為國王。真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生生搞出了個希臘版。改朝換代成本之低廉，比英國的“光榮革命”光榮多了。

三

在世界文明古國中，所製定的法律都不乏超前的實例，即使在今日許多國家實施的條件都不具備，但在當時卻在他們擁有智慧的立法者頭腦中製定出來了。譬如，古巴比倫《漢謨拉比法典》第23條規定：“如強盜不能捕到，被劫者應於神前發誓，指明其所有失物，則盜劫發生地點或其周圍之公社及長老，應賠償其所有失物。”這條法條涉及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製度，使那些遭受財產損失的受害人得到補償。幾千年前人家實施的法條，幾千年後由於種種原因，在我國尚未實施。

希臘民族是優秀的民族，其文化的創新性和對人類的貢獻都是獨一無二的，許多法律非常超前。雅典有一條法律規定，立法時，提案人必須負責新法案通過後施行的效果。若效果不良，產生惡劣影響，可在一年內對其彈劾，提案人受到罰鍰、剝奪選舉權、死刑等處分。

我們知道，雅典的民主製度是自古迄今人類曆史上最民主的政治製度，采用直接民主製形式，城邦成員享有廣泛的民主權利，直接參與國家管理。選舉時，往往以聲音大小決勝負，所以，聲嘶力竭、狼嚎狗吠這類美聲唱法也是模範公民的體現。在雅典，任何有選舉權的城邦成員都有製定法律的提案權。提案人多了，就會魚龍混雜，通過一些質量不高的法案，產生不良的社會效果。

在此，有必要提及的是，希臘人在道德考試中常常不及格。這些從山裏麵出來的人，喜歡幹一些粗活，如搶劫、殺人之類。當然，細活也幹，說謊就是他們的強項。不過強奸的事他們可沒幹過，因為男人殺完了，婦女自然就歸順他們了，再強迫乃英雄所不為。所以，偶爾他們在道德考試中也能得高分。既然愛好如此，誰能保證他們在立法提案中不會把什麼見不得人的“意誌”鼓搗進去，謀一己私利？哲學家輩出、哲學大師不斷湧現的地方，立法上采取一些防範小人的措施，比解幾道數學題容易多了，盡管希臘人多是解題高手。

可別以為哲學家與法學家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來。在希臘，哲學家製定法典極為普遍，往往成為法學家的票友。畢達哥拉斯、巴門尼德、普羅塔哥拉、亞裏士多德等哲學家都曾為一些城邦製定過法律。

其實，追究提案人刑責的法律不僅雅典有，其他城邦也有。意大利南部克羅頓以西有個地方叫洛克裏，城邦成員由希臘本土羅格裏斯逃出的盜匪等罪犯組成。由於他們對自身的弱點有深刻的洞識，習慣法就免用了。於是，希臘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就在彌漫著匪氣的地方誕生了。“衙門裏麵鬼倒鬼，沒有一個想吃虧。”這些昔日的罪犯雖沒在衙門裏麵混飯吃，但在江湖上的營生卻不是愛的奉獻，幹的皆屬拋頭顱灑黑血行為。或許是浪子回頭金不換，他們倍加珍惜今日的美好生活，對他們法典的捍衛意誌格外堅強。不過，傳統是輕易拋棄不了的，在捍衛神聖法典時昔日的匪氣不時地就流露一下，使人覺得他們不是忘本之人。他們宣布，若有人想立新法，吊繩先得套在他的頭上，提議不成，吊繩就要“蕩悠悠”了。可見，創造曆史的不光有人民群眾，也有罪犯。他們真是創意大師、點子王，其天才光輝蓋過法學家。

在這些城邦，不但立法時提案者麵臨著亡命天涯的危險，就是想做一些公益事業，也麵臨著十分巨大的風險。譬如說看誰不順眼，褻瀆了神靈，把他告上法庭，使其喪命，而後那些曾經投過讚成票的搖旗呐喊者良心發現，會尋找替罪羊，公益事業從事者就得慷慨捐軀。

蘇格拉底是偉大的，死使他的生命之花綻放得更加燦爛，其死法也成了曆史上最值得推薦的一種。他是為捍衛法治的神聖而死。

把蘇格拉底告到法庭的是悲劇詩人美勒托、檢察官安尼圖斯和修辭家萊康。置蘇格拉底於死地的自然是投票踴躍的雅典公民。然而，蘇格拉底死後不久，雅典公民良心發現，又把控告者亂石打死，美勒托這個悲劇詩人頓時變成“悲劇”的模範實踐者，實現了多少人孜孜以求的知行合一的宏願。

雅典人還把海戰中的八名凱旋將軍處死，理由是他們沒有妥善處理國殤者的屍體，沒有盡到救援責任。八位將軍包括伯裏克利的兒子。僅僅數天，雅典人就在尋找後悔藥，又將主張處死八名將軍的提案者處死。由此看來，雅典的民主猶如夏天的天氣，實在變幻無常，民眾一不小心，還要遭受霹靂。

雅典的民主政體確是古代社會的一麵旗幟，然而民眾的熱情之火過高，把城邦烤得太過焦黃以致變黑。由於是公眾作出的決定，沒人承擔責任，隻好委屈了提案者，讓他們在公眾狂歡後把遺留垃圾打掃幹淨。由此看來，雅典的民主政體在輝煌的同時，陰暗麵也在顯露，像猴子的屁股一樣，爬得越高，醜陋麵暴露得越多。

四

就希臘的政治實踐來說，雅典和斯巴達分別構成兩種理想，兩千多年來一直吸引著後世人們。由於當今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雅典的民主政體得到的讚許有加，而斯巴達的政體更多受到的是責難。

但是，自柏拉圖以降，眾多思想巨人卻把關注乃至欽羨的目光投向斯巴達。心靈荒蕪的城邦，為何卻對思想巨人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還是從一件小事談起。在奧林匹亞競技會上，一位步履蹣跚的老人四處尋找座位，沒人理他，受到的隻是嘲弄。然而，當老人來到斯巴達人所坐的區域時，每一位青年甚至年長者都起來讓座。老人歎道：“所有希臘人都明白什麼是正確的，卻隻有斯巴達人做了。”

可以說，希臘人以自私聞名，但斯巴達人屬例外，這是因為他們從小就生活在集體的大家庭裏，接受集體主義教育，無孔不入的自私因子被滌蕩而盡。連用來傳宗接代的妻子都慷慨地借給比自己身體更棒的猛男了，還有什麼不可放棄的。

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為五種，由低層次的需要到高層次的需要依次排序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人類文明史幾千年，大多數國家、大多數人都在為實現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而煎熬。更高層次的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隻是少數國家、少數人的專利和奮鬥目標。在滿足低層次的需要上，斯巴達這樣的社會更有效力，而在滿足高層次的需要上，雅典這樣的社會自然效力更為顯著。雅典是法治社會，人們的思想言論、行動都很自由，文化上對人類作出的貢獻無與倫比。斯巴達是專製社會，一切都嚴格管製，行動沒有自由，思想之花更是枯萎。對一個社會上層階級來說，低層次的需要早已滿足，他們向往的是高層次的需要，因此，雅典社會對他們有著莫大的吸引力。而對一個社會的底層百姓來說，終生奮鬥的目標是實現低層次的需要，因此，斯巴達社會對他們來說吸引力就會更大。

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許多做法類似於斯巴達，如今經濟政治思想文化領域空前開放，雅典的蹤跡依稀可尋。但人們還在懷念毛澤東時代，這主要是由於底層百姓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尚未得到徹底的滿足。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他們的生存技能無法提高，盡管絕對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相對生活水平卻在下降。所以，在任何社會，隻要有窮人還匍匐在滿足低層次需要的生活線上，斯巴達社會的理想就永遠像明燈一樣在放射光芒，召喚著、吸引著人們。

誠然，雅典社會民主程度要比當今所有民主國家都要高，但即使像雅典這樣實行直接民主製的社會也不是什麼都好，弊病也是叢生，讓生活在該社會的人生命中的輕重皆要承受。

蘇格拉底自稱牛虻，在民主社會裏理應有他的棲息之地；但遺憾的是，雅典竟然容納不下這樣一位善於挑刺的智慧老人，對他說不。這一思想史上的著名事件表明雅典的民主製度存在瑕疵，是對標榜自由的雅典的一個極大的諷刺。

雅典社會黨派傾軋，暴民專政，權力濫用，道德淪喪，人情淡薄，動蕩不安，使許多人由對它的喜愛轉變為厭惡，難怪修昔底德說希臘有教養的人都討厭雅典人。這就是說，雅典民主製度的優點剛拴住了有教養之人的心，但缺點卻像冰水一樣澆滅了他們的參與熱情，此乃柏拉圖之類的人思想遠離雅典的原因。而這些缺陷在斯巴達大多是不存在的，即使那時有望遠鏡或顯微鏡在手，也尋覓不到更多。正因為如此，在曆史長河中，雅典雖然熱情，不斷地在向人們招手，可老百姓卻不斷地向斯巴達行注目禮；隻是人群中的“一小撮”，傾情於雅典，因為唯有雅典，才給他們提供了演練場。

五

希臘民主留給後世的印象是深刻的，今人隻要談起民主，言必稱希臘。

希臘的民主是怎麼形成的？翻一翻各類書籍，會告訴你，希臘的民主製與商品經濟有關。不過，在世界範圍內，古代采用民主製或一定形式的民主體製的國家、部落、民族有許多，除希臘人外，還有羅馬人、日耳曼人、蒙古人等等。這些國家、部落首領由選舉產生，民眾大會可決定重要事情。如羅馬的百人隊會議，日耳曼的部落大會，蒙古的庫裏台大會，都可選舉部落或軍事的首領，決定部落大事。但羅馬人、日耳曼人、蒙古人的民主體製與商品經濟似乎關係不大。羅馬人是農民共同體，有的是蠻力，眼睛永遠盯在他人的財產上，掠奪別的部落才是發財的捷徑。日耳曼人極講平等，國王和平民除了在戰利品分配上平等外，還享受著另一種平等：目不識丁。如此素質的民族，與狼為伍還差不多，經商對他們來說自然不是好的營生。蒙古人喜歡騎著馬兒在草原上遊弋，但那是放牧，不是經商。雖然成吉思汗曾經向花剌子模派出了四百人規模的商隊，但慣常的做法卻是劫掠屠城。況且，我們不應忘記，希臘人對貿易是蔑視的，體麵人不從事貿易活動，自由人不受經濟活動羈絆，多數工商業由外國僑民經營，而外國僑民恰恰沒有公民權，參與不了城邦的政治活動，想聲嘶力竭卻無人喝彩。斯巴達人既不務農，也不做工，與經商更不沾邊，但它們城邦內部存在著相當的民主，包括國王在內的許多官員都通過選舉產生。所以，民主製的形成有它更深層的原因。

我們發現，在古代，實行民主製的往往是部落組成的小國，一旦小國變為大國，民主製就走到了盡頭。羅馬隨著疆土的擴大，原有的民主製逐漸被帝製取代。蒙古的庫裏台大會隨著忽必烈建立元朝，也變味了。日耳曼人隨著王國的建立，領土的擴張，原有的民主範圍越來越小。這就是說，民主與“小國寡民”適宜。部落成員由於有血緣關係，所以，就有協商傳統，這是民主之源。當一個部落無法消滅另一個部落時，它們隻有聯合，才能共同禦敵，這樣的部落聯盟也有民主。民主與其說是部落聯盟的一種主動選擇，不如說是一種無奈選擇，因為隻有實行民主，才能聯合以求得生存，否則灰飛煙滅的可不是強虜。早期的羅馬和相鄰的阿爾巴（Alba）經常打仗，雙方勢均力敵，無法消滅對方，隻好講和，聯合起來，以麵對更危險的敵人。

另外，古代實行民主製的部落或城邦，幾乎都好戰，唯恐別人把自己當人看，脫離獸性太遠，食皮嚼肉啃骨的本領退化。這些嗜血民族，不斷擴張，共同愛好是屠城，霸人妻女。成吉思汗的“逐敵，奪其所有，見其最親近之人以淚洗麵，乘其馬，納其妻女”的名言便是回歸獸性，不把自己當人看的莊嚴宣言。早期羅馬國王塔拉斯·好斯迭裏認為國家久無戰鬥，就會喪失活力，走向衰弱，所以，他要羅馬人“環顧四鄰，覓取戰爭借口”，時刻把注意力落在鄰家的肥瘠上。維京人認為躺在床上而死隻配進地府，戰死方能升天堂。大家都喜歡殺人，於是就形成一種恐怖的平衡：誰想奴役對方都顯得成本太高，於是就在本部落、本族放棄了這種嗜好，實行像今日美國那樣國內講人權、國外行霸道的雙重政策。

當然，並不是說民主與商品經濟無關。商品經濟能帶來平等、自由思想，在近代西歐，民主體製的形成確實是商品經濟促成的。但是，我們不要忘記，西歐國家大多有民主傳統，有希臘、羅馬、日耳曼等民族播撒的民主、自由種子，幾千年未曾黴爛，隻要遇到“春風”，就會“吹又生”。如法國從中世紀繼承下來的限製王權的“三級會議”，英國流傳下來的國王隻是貴族中的第一個、權力不能無邊的傳統。由於西歐有本土資源，商品經濟之種隻要一撒播，民主自由之花就會盛開。相反，在中國，明清商品經濟“萌芽”數百年，時間與西歐相差無幾，但一朵自由民主的花愣是開不出，甚至連花骨朵也尋覓不見，原因就在於缺乏本土資源的嫁接。另外，國家的塊頭也過大，給實行民主造成障礙。人過多，廣場上站不下，擠到外麵的人隻好操起家夥維權，民主無奈地說聲罷了，便去爪哇國常年休閑度假，樂得逍遙自在。

（原載《讀書》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