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論語·裏仁》

孔子說：“君子要勤奮敏捷地做事，嚴謹慎重地說話。”

一個人為人處世，言行不一，名實不符，是儒學最忌諱的事情。人是不能僅僅為“名望”而生存的，人生的真正成功，應當表現在行動上，腳踏實地的勤奮實踐，正如孔子所主張的“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一個具有道德修養的人，應該在其人生的實踐中，努力做到講話謹慎切實，不文飾虛誇，對待工作要勤勞敏捷。

“訥於言而敏於行”，是嚴以律己道德修養的又一個重要方麵，也是孔子十分重視的一種人生行為原則。這一原則同“敏於事而慎於言”的意思是一致的，都強調言行一致要著重在行動、實踐方麵下功夫，要考慮個人的實際力量，要量力而行。孔子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論語·裏仁》）古時的聖人、賢人們之所以言語不輕易出口，就是怕自己的行為趕不上，以遭羞辱。所以他又說；“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隻說不做或說多做少是可恥的。他對於別人的考察是“聽其言而觀其行”，這是孔子對道德行為的評價標準和人生經驗的總結。

墨子也曾說過：“言足以複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在墨子看來，能夠實行的事，人們可以說；而在實際中做不到的事，就不應該去說，否則，就是所謂“蕩口”，即如現今所說的“誇海口”的意思。

古代許多成就功業者，大多都是言訥行敏的典範，西漢名將霍去病就是其中的一員。

據《史記》中載，霍去病“為人少言不泄”，但之於行，“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輔首虜十一萬餘級”。由此可見，霍去病，言訥行敏者也。

《曾子·修身》曰：“行欲先人，言欲後人。”說話，要經過深思熟慮，才不會流於胡言亂語招惹是非；做事，要說做便做，不拖泥帶水，以養成雷厲風行之性。

常言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做人若常喜歡津津樂道，傳遞小道消息，喜歡談論東家長西家短，樂於神侃吹牛，都不是一種好現象，這種現象若不及早糾正革除，總有一天，會自食苦果。

坐著談，不如起來行。任何事情、任何目標、任何策略，嘴上說說，不可能解決，不可能實施，而是要靠自我的身體力行，去工作，去奮鬥！嘴上的功夫千好百好，不如行動上的一好。

行敏，有利於言訥；言訥，可以促進行敏。但如果出口狂言，妄自尊大，這種嘴上功夫恰恰在最關鍵的時刻容易暴露出力不從心的低能，以致誤事誤人又誤己。

我們都應該很清楚《三國演義》中蜀軍失街亭事件，那正是馬謖口出狂言所導致。

馬謖是謀士馬良之弟，自幼熟讀兵書，但卻知之甚少。在得到諸葛亮的賞識後，卻養成了自高自大、動輒口出狂言的脾氣。建興六年，諸葛亮出師北伐，想到了咽喉之地街亭必須派重兵留守，便問：“誰敢領兵去守街亭？”話還沒說完，馬謖毫不猶豫地搶言：“某願往。”足以見得其心性浮躁、好大喜功。當孔明指出街亭要地易攻難守時，馬謖卻不屑地說：“某自幼熟讀兵書，頗知兵法。豈一街亭不能守耶？”他狂妄自大、驕傲輕敵的思想已經暴露無遺。當諸葛亮委婉地指出對手非同小可、難以取勝的時候，馬謖更是口出狂言，不僅僅是把對手貶得一錢不值，還用全家性命做擔保立軍令狀，狂妄得已經失去了理智。然而結果又如何呢？他還是因為指揮無方，致使蜀軍潰敗，丟了性命。

再如，有些人在安樂的時候往往說出忠於國家，忠於民族的激昂陳詞，但一旦國家、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個人的生與死麵臨考驗的時候，便一改前轍。這裏不妨舉個例子。

明末重臣洪承疇平時以愛國英雄自居，他堂上貼的自撰聯為：“君恩深似海，臣節重如山。”然而，一旦淪為清軍俘虜，就忘卻君恩，拜倒在清廷的階下，當年所撰對聯，也成了千古笑柄。

當然，平日裏，人們說與做脫節的現象也不少，所以說，“訥於言而敏於行”這句話，雖然說起來容易，但是，實踐起來卻並非易事。

孔子說：“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就是告訴我們君子要勤奮敏捷地做事，嚴謹慎重地說話。孔子這樣說，顯然是很重視行動的價值和意義的，因為行動與言辭不符，一切言詞都是空洞的。謹言慎語，是做人自身修養的又一重要層麵！

著名的詩人臧克家說：“人家說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說。”“人家說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說。” 作為學者和詩人的聞一多先生，在他的《聞一多先生的說和做》文章裏也提到過說與做的關係，這些話也充分說明了言與行的關係。

言行一致，說到做到，是一個人良好品德的具體體現，說和做是辯證統一的整體，二者密不可分。要說得對、做得好，就必須不斷地提高自身素質，不斷提高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樣才能達到“君子欲納於言而敏於行”的言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