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

諸子百家

在古代中國，西周滅亡以後，人們不再對國家大事漠不關心，開始思考天下興亡。讀書人縱論時政，毫無顧忌，一派言論自由的社會景象。人們關注時事，並且針對社會、人事展開廣泛探討。通過對如何統一天下、治理國家、教化百姓等問題的探討，產生了很多不同的觀點。主張這些觀點的人的影響力逐漸擴大，並形成了自己的學派。其中，最有影響力的學派是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因為學派眾多，故而被統稱為“百家”，而“諸子”則指這些學派的創建者以及代表人物。

各學派的人物大多喜歡四處遊說，向統治者和民眾推銷自己的思想觀點，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又或者著書立說，擴大自己思想的影響力。在這個時期，人們的思想空前活躍，表現出驚人的創造力，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形成了一個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麵。

從某種角度來看，諸子百家以及三教九流可以看作是某種早期的學科分類體係。比如說，儒家、法家、兵家、縱橫家等偏向政治軍事和倫理領域，墨家、道家、名家、醫家和農家等偏向自然工藝與邏輯等領域，雜家、書畫家等則偏向人文藝術等領域。

諸子百家是對春秋戰國時期各種學術派別和代表人物的總稱。這個時期的思想文化對中國後世的影響極其巨大，奠定了中華文化的基礎。下麵讓我們大致瀏覽一下幾個主要的派別。

儒家是孔子所創立，“儒”最初指的是司儀，後來逐漸發展為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係。孔子去世後，儒家在戰國時分化為諸多支派，儒分為八：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

在儒家諸派中，以思孟學派和荀子學派最富有思想性，影響也最大。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逐漸被神聖化、絕對化。在中國曆史中，儒家既有著係統有序的發展，也有著令人尷尬的僵滯。

中國幅員遼闊，民族和人口眾多，於是統治者必須建立一套中央集權製度來維護穩定的統治。“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為了有利於封建統治，用儒家那種提倡服從、等級秩序和人倫的觀點來進行思想與文化上的滲透和控製，漸漸使之變成中國人的精神特質。由此，中國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形成了一個獨特的“超穩定結構”。

道家思想起始於春秋末期的老子，在創始人老子以後，道家內部分化為不同派別，著名的有四大派：莊子學派、楊朱學派、宋尹學派和黃老學派。道家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僅次於儒家，魏晉玄學、宋明理學都是糅合了道家思想發展而成的。佛教傳入中國後，也受到了道家的影響。

道家思想後來發展出了道教，道教尊老子為太上老君，奉《道德經》為道教的經典，奉《莊子》為《南華真經》（或者《南華經》），並用老莊的哲學來論證道教的神仙學，建立起一套宗教哲學體係。

作為先秦諸子百家中重要的學派之一，墨家和儒家一起並稱先秦時代的兩大“顯學”。墨家的創始人是墨翟，世稱墨子。墨家的代表著作《墨子》，是由墨子的弟子根據其授課筆記編撰而成。

墨家之所以能夠在先秦具有如此大的影響力，與其嚴密的組織和嚴明的紀律不無關係。在墨子死後，墨家內部產生嚴重的分歧，矛盾日益加重，並於戰國中後期分裂為三派，各自在社會上活躍著。戰國後期，墨家通過多年的發展融合，形成兩個分支。其中一個分支宣揚遊俠精神，秦漢時期的很多遊俠就是這一分支培養出來的；另外一支則致力於研究邏輯學、認識論、力學、數學、光學等學科，繼承並發揚了墨家前期的社會主張。

由於墨家製度上的嚴苛、並不適用於所有人的艱苦訓練以及理想主義思想，墨家在戰國已經開始衰落。西漢時期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主張更是加速了這一學派的衰落，致使墨家從顯學逐漸變為絕學。

我們可以猜想一下，假如墨家沒有消失，而是被官方大力提倡和發展，那中國的麵貌將會是怎樣的？現代科學是否會產生於中國？這是一個值得玩味的問題。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頗具影響力的一個學派，因主張以法治國，“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故被稱為法家。法家的代表人物有管仲、商鞅、慎到、李斯、韓非等，法家著作中最重要的是《商君書》和《韓非子》。

在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成為政治上的主流學派。就政治層麵而言，法家遠比其他各家的影響力大，在戰國各諸侯國的變法革新中占據了領導地位。

秦始皇崇尚法家，治國用法家學說為指導，秦國的法律在戰國七雄中可以說是最嚴苛的。秦國之所以能滅掉六國，統一中國，原因是多方麵的，完善的法律製度體係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自西漢時期，漢武帝推出“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主張之後，法家已經衰敗，並逐漸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法家學說仍然或隱或顯地發揮著作用。曆代統治者多數都會采用外儒內法、儒法並用的統治方法。

孔孟之道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是春秋時期魯國人，他可稱為中國影響最大的思想家，被奉為“大成至聖先師”，世稱“孔聖人”。

孔子一生都希望在仕途上有所作為，可是很可惜，他始終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相反，他之所以出名和名垂青史，是因為他去當了一名人民教師，當時號稱弟子三千，並創立了儒家學派。弟子們將孔子平時的言傳身教記錄下來，彙集成《論語》，成為了中華文化最重要的經典之一，其中許多名言警句都是中國普通老百姓耳熟能詳的。

孔子對先人在文化上的成就進行係統的整理，並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補充，創立了新的思想體係。孔子這一思想體係的核心是“仁”，這也促成了儒家學說在文化上占據主流地位。

事實上，“仁”這個字並未出現在殷代和西周的甲骨文中，到春秋時代才開始頻繁被人提起。尊親敬長、愛及民眾、忠於君主和儀文美德被人們統稱為“仁”。孔子將前人的觀點發揚光大，創立了係統的關於“仁”的學說。在《論語》中，孔子屢屢提到“仁”，次數多達一百多次。雖然包含的意義極其廣泛，但主要還是以“愛人”為主。此後，後人又不斷發展了“仁”的含義，使之更加豐富，更加耐人尋味。可見，孔子是較早的人本主義者，而不是神本主義者。

孔子的思想不是宇宙論、本體論等形而上學形式的，他主要是立足於社會秩序、人格、行為和道德規範等來思考的，注重的是實踐精神和理論的指導性，不願意去考慮那些玄乎的玩意，具有強烈的實用主義特色。從某種意義上說，孔子是一個社會思想家、道德思想家。

儒家的目標，就是一個踐行“仁”的理想人格，即君子。成人，就是成就一種君子的人格，而完美的人格離不開禮樂的熏陶。

君子從外表看起來好像溫恭隨和，然而實際上是外柔而內剛，其靈魂深處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內心十分強大，具有不怕犧牲的豪傑精神。殺身成仁、殺身取義是舍棄自己的生命而成就仁德，這表明“仁”，或者其他的什麼主義，是高於生命的，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仁者必有勇”，殺身成仁遂成為古往今來許多誌士仁人做出為國捐軀等壯烈行為的主要精神來源之一。

西周社會建立後，周公將從遠古到殷商的原始禮儀進行了大規模的整理和規範，形成較完備的周禮。到了孔子的時代，他深感當時社會處於禮樂崩壞、世風日下的局麵，覺得重建一套道德係統和禮儀規範非常必要。於是，以重建和維護良好社會秩序為己任的孔子，就提出了自己關於“禮”的一整套思想，這也成為儒家學說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儒教也被稱為“禮教”，在中國火紅的革命年代裏，打倒所謂封建禮教的束縛，解放人民的思想，就成為了一項重要任務，這是後話。

孔子對“禮”的思想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麵：

第一，禮是社會秩序。孔子認為，禮是“王之大經也”，是統治者治理國家的綱紀準則，能夠“務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因此，“壞國、喪家、亡人，必失去其禮”。套用《三體》中的名言，我們可以說“失去財富，失去很多，失去了禮，失去一切”。可見，孔子說的“禮”實際是社會秩序和社會製度。

第二，禮是禮儀規定。具體來講，上至朝廷的祭祀、出征、朝聘，下至普通老百姓的婚喪嫁娶，與人往來接觸時的言行舉止、生活細節，根據不同的階層出身和身份角色，就會有不同的禮儀規定，這實際就是社會秩序和製度的具體形式。孔子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又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孔子的思想重人事而輕鬼神，改變了以往周禮特別重視祭祀鬼神的傳統。

第三，禮是人的道德標準。孔子改變了周禮“禮不下庶人”的規定，告誡人們要把禮作為德行的最高標準。禮作為一套道德標準和規範，可以看作是一種成文的道德製度，比起籠統的原則，它顯得更加具體。有點類似於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禮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核心價值觀，並且還附帶了許多具體的形式和規定。

第四，禮以仁為實質。仁是內容，禮是形式，二者的結合就是一種製度的完善。孔子開辦私學，廣收門徒，實行“有教無類”，改變了周禮“學在官府”，隻有貴族子弟能夠接受教育的局麵，打開了民間傳播文化之門。孔子主張用“仁”的精神改造人的思想，用“禮”的準則來規範人們的行為，這樣就能實現社會安定良好的秩序。

在治國方略上，孔子同樣將其與“仁”和“禮”聯係起來，主張以德治國，為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施行仁政的君主才是賢明的君主。這種治國方略就叫“德治”，與另一套方略“法治”相對應。

孔子推崇用道德和禮去教化和約束人們的言行，落實在政治上就是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社會中，每個人都要扮演好各自的社會角色，在人與人的關係上要遵守“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孔子重禮輕罰，反對濫用刑罰，重視道德教化和感召的作用。他認為，若要治理好一個國家，執政者就必須正己、正名，舉薦任用德才兼備的人才來治理國家，必須在保障老百姓生活的基礎上加強教化，慎用刑罰懲戒百姓的過失。這種仁者的理想主義思想，其邏輯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基本假設上的，帶著一種樂觀主義的情緒。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孔子在道德領域提出的一個黃金法則，與後來的西方哲學家康德提出的絕對律令非常相似，盡管表述上略有不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倫理學思想，也是孔子的一大貢獻。

在個人修養和社交方麵，孔子強調要行中庸之道。人與人相處的過程中，應秉持中庸之道，心平氣和地行事，講禮貌，講文明，彼此謙讓包容，這樣人們之間的摩擦和矛盾就會減少，社會才會和諧發展。

《論語·雍也》中，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意思是說，中庸作為一種道德，該是至高無上的境界吧，隻是人們缺乏這種道德已經很久了。更重要的一點是，這句話說明了中庸在孔子的學說中是至德的地位，是孔子哲學的基礎和最高的道德準則。中庸之道是一個深刻的智慧，今天中國提出要建設和諧中國、和諧社會，就是在采用這一思想。

由此可見，孔子其實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不僅是思想變革者，也是社會革命者。孔子作為“萬世師表”，是一個先行者，勇敢地改革教育體製，大力發展教育。孔子為社會製定價值觀和行為標準，重視發揮道德教化的作用，是一個道德的立法者。孔子對原始宗教進行批判，號召大家“少談些鬼神，多研究問題”，要冷靜對待超自然現象，關注世俗，把思考重心轉移到現實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來，轉移到現世人生上來。孔子提出以德治國的方略，對執政者提出嚴格要求，這是一個革命性的觀點。如此等等。所以，孔子的思想和主張不僅對當時的中國社會產生了促進作用，也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深刻地塑造了中國人的靈魂。

孟子是儒家當之無愧的第二號人物，有“亞聖”的稱號。孟子的學說和孔子的思想合在一起被稱為“孔孟之道”，基本上被當作儒家思想的代名詞。

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軻，是戰國時期魯國人。在孟子小的時候，母親為了給他一個好的學習環境，曾三次搬家，這便是“孟母三遷”的典故。孟子長大後，被儒家思想所吸引，師承子思。他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體係，終於名揚天下。

成名後，孟子周遊列國，遊說他的“仁政”和“王道”思想。但當時各諸侯國忙於戰爭，幾乎沒有人采納他的思想。於是孟子就去著書立說，給弟子們講學，寫出《孟子》七篇。孟子善於辯論，他的寫作風格氣勢恢宏。到宋代，《孟子》一書被升格為儒家經典，與《論語》《大學》《中庸》合稱為“四書”。

孟子的主要思想是“性善論”和“民貴君輕”的仁政學說。

性善論，即“人性本善”，是孟子談人生、談政治的理論根據。他認為，仁、義、禮、智、信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東西，這種良善的本性是生而有之，不是從外部世界獲得的。當然，有的人之所以壞，那是因為良善的本性被扭曲、汙染了，或者是由於環境所迫。假如，所有人在處理人際關係的時候，都以仁義為基本準則，那麼，就能保障天下統一和社會長治久安。

孟子的社會政治思想是“民貴君輕”，這也是他仁政學說的核心。孟子對國家與君主、百姓之間的關係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他的主張在中國民本主義思想史上占據重要位置。孟子非常看重民心的向背，在他看來，一個國家的治亂興亡，關鍵在於國家如何對待自己的臣民。為了闡述這一關係到國家興亡的問題，他拿許多曆史事件舉例說明。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孟子對孔子“為政以德”的思想進行了繼承和發揚，並結合他的性善論，最終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張。俗話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那麼在具體的政治實施方麵，行的就是不忍心之政，也就是仁政。相對於孔子的“德治”，孟子的“仁政”內容更加具體，涵蓋了政治、經濟、教育以及統一天下的途徑等方方麵麵。實行仁政，就是在政治上重視人民，經濟上養民，要保護小農經濟，隻有老百姓都吃飽穿暖，政權才能穩定。

君主要想得到百姓的真心擁戴，就要以仁治國，這也是最理想的政治狀態。如果君主一味地殘酷剝削，無視百姓生死，那麼人民將會推翻他的統治。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關注人民的權利，堅持以人為本，他的思想在中國古代思想發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儒家思想的長期熏陶，造成中國人的潛意識裏有一種“聖君情結”和“清官情結”，以為隻要有好的皇帝和官員就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社會問題，就能建立起完美的人間天堂，實現幸福生活。流行的影視劇裏有許多就是迎合了中國人的這種心理，如《康熙微服私訪記》《宰相劉羅鍋》等。

道家老莊（一）

道家學派起始於春秋末期，創始人是老子。老子是個很神秘的人物，約出生於公元前571年，姓李，名耳，字聃。他曾擔任守藏室之官（相當於現在的國家圖書館館長），博學多才。相傳他晚年時騎青牛西去，在函穀關寫下五千字的《道德經》（也稱為《老子》），然後不知所終。

自老子創始之後，道家學派又分化出不同派別。其中，莊子繼承並發揚了老子的道家思想，成為道家僅次於老子的第二號人物，與“孔孟”相類似，“老莊”成了道家的代稱。

莊子又叫莊周，約出生於公元前369年，是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莊周身世不詳，據說出身於沒落的貴族家庭。莊周是一位富有詩人氣質的哲學家，他寫作的《莊子》一書，在中國的思想史、文學史上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為人類思想史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道家及其思想影響深遠，地位僅次於儒家。盡管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道家成為非主流思想，但它仍對統治者、知識分子以及底層階級產生了深遠影響。到了東漢末年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戰事連連，政治分裂，儒家趨於衰落。魏晉時代，知識分子喜歡談玄論道，探求人生意義，一時蔚成風氣，道家思想的衍變邁入新的階段。那時候，人們的主要研究依據是“三玄”，即《老子》《莊子》和《周易》這三本書。因為他們經常討論的都是“玄遠之學”，與具體事務相去甚遠，故而這一時期的思想潮流被後世稱為“魏晉玄學”。

作為魏晉玄學的主要代表人物，王弼認為,玄學中的“玄”即是“遠”，因此玄學所代表的就是高遠之學，不切合現實，也就是形而上學。由於年代久遠，現代人逐漸忽略了玄學的原意，認為其是研究鬼怪、靈異的學派。

玄學自魏晉時代後就基本沒人再研究了，隨著時間的推移，玄學也慢慢變質了。流傳到了今天，“玄學”這個詞真的就成了鬼怪靈異和各類迷信的代名詞，實質就是一種巫術的變種。

清談是玄學的表現形式。魏晉時期，玄學家們之間盛行清談之風。他們不談國事、民生等俗事，專談老莊、周易。清談被統治階級和有文化的人視為風雅之事，乃是當時的時尚。山水也是玄學家們最常接近和讚詠的對象，他們從自然山水中去領悟“道”的具象。

由於人們關注的主題由世俗政治轉向個體生命，魏晉玄學培養了一大批瀟灑飄逸、放浪形骸的騷人墨客，他們往往憤世嫉俗、喜歡浪漫，形成了一種追求個性自由的風氣，這種情況十分類似於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嬉皮士運動。

儒學的思想和主張，在國家政治穩定、社會太平、中央集權強大的時期是比較管用的，是統治者很好用的一個社會政治管理工具。但是，在社會動蕩、政局不穩、民不聊生的時代，儒學就很難奏效了，因此就逐漸衰落，這一衰落就是幾百年之久。

在亂世中，人們嚴重缺乏安全感，在政治上也看不到希望，那在心理上自然就會轉向避世，傾向於逃避現實，關注個人和精神生活，關注宇宙規律、人生意義等形而上學的問題，不願意去談論國家大事。因此，在魏晉時期人們就傾向於道家玄學，還有從印度傳入中國的佛教思想。道家和佛家，可以給亂世中的人們以心理安慰，影響力在中國社會逐漸擴大開來。儒家代表入世，道家和佛家代表出世，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態是特定時期中國社會心理的反映。

出世的心態很容易造就一種宗教。道家學派產生後，在亂世中逐漸形成了道教。東漢末年，太平道和五鬥米道的出現，標誌著道教的形成。此後，經曆了魏晉南北朝的發展演變，道教在隋唐時期獲得皇家青睞，並得到大力扶持，從而進入鼎盛時期。至金元時期，出現了全真教，在當時有極大的影響力。全真教最著名的一個人物是丘處機，他受到統治者和人民群眾的共同敬重，在晚年他曾親自遠赴西域勸說成吉思汗止殺愛民。自此之後，道教各個分支逐漸融合，並在明清之後逐漸式微。

道教是中國本土的一種多神論宗教，在中國古代，其影響力僅次於佛教。道教曆史淵源較早，內容也很龐雜。簡而言之，道教中包括了先秦時期的古代巫術、道家思想、鬼神崇拜，秦漢時期的黃老之學、讖緯思想、神仙方術，以及部分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等。

“道”是產生世間萬物的根源，也是道教的最高信仰。它無所不在，無所不包。道教奉老子、元始天尊為教主，對《道德經》《抱樸子》《南華經》等眾多道家著作極為推崇。主張清靜無為，清心寡欲，追求長生不老，得道升仙，提倡修煉丹藥，實施祈禱等宗教儀式。

道教之所以主張修道養生，是因為道教重生惡死，認為人的生命應該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聽任上天做主。道教有很多修煉成仙的方法，如煉丹、服食、吐納、辟穀、按摩、胎息、房中術、導引、誦經、服符等。我的生命我做主，中國人的養生觀念受到了道教的深刻影響。

道教的派係眾多，因分派標準不同而名稱各異。作為本土傳統宗教，道教在長期的發展和傳播過程中，對中國的社會發展、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發展演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涉及政治、經濟、哲學、文學、藝術、音樂、醫學、化學、建築、養生、民俗等方方麵麵，影響延續至今。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道家與道教這兩個詞是同一個意思，可以相互替代，但事實上，這兩個詞在本質上大有不同。道家是一個學派，有其特有的思想演變過程，也有諸多的代表人物。道教則是一種宗教，與其他宗教一樣，具有特定的信仰崇拜、一係列的宗教儀式，也會組織教眾進行活動。不過，站在中國思想史的立場上，不能簡單地將道家和道教分開來看，因為兩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道教脫胎於道家，道家哲學思想是道教的重要思想淵源和宗教理論的主幹。

道家老莊（二）

“道”是道家哲學的最高範疇。老子通過思考和追問世間萬物最初從何而來，從而提出了這一概念。這是徹底的形而上學路子，“道”的概念中就包括了本體論和宇宙論，還具有生成論的意義，是老子抽象出來的一個形而上學假設。

根據老子的描述，“道”是非常玄妙的，既具有物質的某些屬性，又不是某種具體的物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化生萬物、生生不息，又非他物所生。道無處不在，又沒有具體形態。道是大公無私的，不偏不倚，以萬物為芻狗。道相當於自然規律或必然性，可看作是某種情勢，也相當於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所說的“邏各斯”。總之，“道”的概念十分豐富、深奧、複雜，用語言文字很難加以準確地表述。

《道德經》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大意是：道是抽象的、超驗的、不可言說、不可名狀的，可以言說的道，不是恒久的道，可以稱呼的名，不是恒久的名，除了“可以命名”的形而下的事物之外，還有“無法命名”的形而上的事物。老子還說“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他認為，語言並不能反映這個世界的本質，這是道家哲學的一個重要觀點。

道家認為，語言隻會歪曲真理，而不能代表真理，真正的“道”隻可意會不可言傳，也就是說，語言描述不出真理。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觀點，西方哲學也有相似的主張。能看出語言本身的局限性，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洞察。但是，這也產生了一個問題，假如無法用語言表述，那麼，對於道家思想和玄學，古人又是如何討論和傳播的？

要傳播思想就要寫書，即使不寫書也得演講和口授吧？那就離不開語言文字。如果老莊想要傳播自己的主張，就不得不用文字寫下來。無論他們如何排斥語言，都必須要這麼做。於是我們就看到了《道德經》《莊子》這些著作。

既然真理無法用語言來表達，那麼《道德經》和《莊子》中所寫的文字就隻能說是對真理的盡力接近，而並非真理本身。那麼，大家在閱讀老莊的著作時，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據書中的提示自己去領悟，能悟到多少是多少。

老莊對邏輯式的語言很是不屑，加之他們覺得真理隻可意會不可言傳，從而導致他們的作品讀起來都很古怪，讓人很難讀懂。莊子的著作相對來說還好點，有散文和詩的氣質，也有許多比喻和寓言，可老子的著作就真的是“有話不好好說”了，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不用邏輯語言，那就難以辯論。這樣一來，就變成了討論得越多，錯得越多。老子主張人應該拋掉理性思維，才能更好地效仿自然。既然不用理性也不講邏輯，那就隻有靠“悟”了。道隻能悟，用文字來解釋說明是沒啥用的。

假如完全依照原著的字麵意思去學，那麼根本學不到老莊思想的精髓。要想依照老莊的主張去生活，就不得不給老莊的字麵意思打折扣，在其中加入自己的理解，其中自由發揮的空間很大。每個人的領悟和理解都不同，所以每個人眼裏的道家思想都不太一樣，這就好比一件藝術品，沒有嚴格的、唯一的答案，而是“一千個人有一千個老莊”。

道家的政治理想是“小國寡民”“無為而治”，提倡君主不要管這麼多事情，而要放手讓百姓自己做事，也就是使百姓處在某種“自然狀態”中，君主的這種“無為”反而可以使國家得到“大治”。

世事多紛繁，世人多煩惱。之所以會這樣，老子認為，這是因為人們事情做得太多了，而不是太少。在生活中，人們總是想控製一切，總希望秩序井然、一切盡在掌握之中。這就是一種過度的強求，失去了自然的狀態。因此，國君應該以道為法，自己無為，而讓百姓各憑本事，做自己想做的事。莊子強烈反對政府運用國家機器實行統治，因為一切體製、政府、法律，實際上都要求壓製差異，強求一律，把自己覺得好的東西強加給別人，其結果通常都會適得其反，所以要讓大眾享受自由，率性自然。

盡管老子和莊子都主張無為而治，但他們的依據卻是不一樣的。老子強調“反者道之動”，認為統治者越是想要加強統治，就越不能得償所願，反而會適得其反。莊子卻著重於人為與天然的不同，認為統治者越是想要人為地進行統治，就會有越多的苦難。可見，道家的政治主張有點類似於今天所說的自由主義、小政府大社會體製。

老子有一個想法，就是希望回歸原始社會。在他看來，萬物的運行是循環往複的，再強盛的國家，最終也會迎來天下大亂，所謂盛極必衰，遲早有一天會回歸原始社會。與其這樣，一開始就回歸原始社會，豈不是更好？

不過話又說回來，原始社會真的不如後來的社會好嗎？狩獵采集時代的人們，每天工作時間很短，有大量的空閑時間，也不愁吃，生活還是蠻富足的。他們的幸福感難道比農業社會的人差嗎？對遠古時代懷有玫瑰色幻想和好感的不隻是老子一人，西方的啟蒙思想家盧梭也是這麼覺得的。在盧梭看來，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就是因為人心和社會被農業文明汙染了。

道家最關心的問題是，人生在世，怎樣才能全生？怎樣才能避禍？老子認為，一個人應當謙遜、謹慎、溫和、知足。做事為人要順乎自然、不強求，矯揉造作和輕率放肆恰恰是與順其自然相對立的。人順德，就是順著事物的本性來做事，也就是順著道來做事。在《道德經》中，“道”與“德”在某種程度上是同一的。人如果順著道或德來生活，就能超越世俗的是非善惡，因為道是中立和無私的。人失去了原有的德，是由於欲望太多，知識太多，就以為自己很了不起了，不順著德來做事。俗話說得好，不作就不會“死”。

人們以為，隻要滿足了自己的欲望就能獲得快樂，因而竭盡全力追求欲望的滿足。然而欲壑難填，適得其反，人們不但沒有得到真正的快樂，反而陷入一種無盡的焦慮和煩惱之中。所以，老子強調要清心寡欲。此外，人還要絕聖棄智。其實，知識本身就是欲望的一個對象，人們總希望自己懂得很多，當一個聰明人，而往往懂得越多，知識越多，就越不滿足，越渴求更多的知識。俗話說得好，傻人有傻福。

道家注重人性的自由，提倡人們用謙、柔、弱、坐忘、心齋、化蝶等生活方式來麵對世界，主張“齊物”“逍遙”，對待世間萬物要“無所待”。在《逍遙遊》中，莊子表達了自己的看法，認為世間萬物皆“有所待”，需要依賴一定的外界因素才可以活動。然而，“無所待”才是世間萬物和人生的最高境界，這種自由自在的境界才是名副其實的逍遙遊。

莊子是通過故事和寓言的方式來說理的。《逍遙遊》中描述的許多故事都很有意思，其中所蘊含的哲理是：人們所說的快樂其實有著不同的層次，人的本性獲得自由發展，就能得到相對的快樂，但要想獲得“至樂”，就需要更加深入地去了解事物的本性。

莊子描述了什麼樣的人才能達到至樂境界，這個人一定是一個完美的聖人，內心自由，不受任何約束。這樣的人超越了普通事物的界限，超越了主觀和客觀的界限。他超越了“我”，達到了“無我”的境界，與道合一，可以不需要依賴他物，單憑自身就能獲得純然的快樂。

“清靜無為、返璞歸真”是莊子認為的理想狀態。他渴望遺世獨立、超然物外，在他看來，隻有放棄世間的所有紛爭，不被世俗拖累，才能達到一種“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逍遙境界。莊子十分重視自由和快樂的問題，如果要做一個類比的話，莊子就是東方的伊壁鳩魯或第歐根尼。

中國哲學的特點

戰國時期，陰陽五行學說盛極一時。我們最早可以在《易經》和《尚書》中發現“陰陽”和“五行”的概念，不過這兩種觀念在更遠的年代以前就已經產生了。陰陽五行是中國古代一種樸素的哲學思維。古人發現宇宙萬物普遍存在著兩種相反相成的性質，於是將其抽象為“陰陽”的觀念；五行學說認為萬物皆由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組成，這些元素彼此相生相克，用這五種元素的性質和變化便可說明世間萬物的起源和變化。

先秦陰陽家們的學說源自古代的方術，行方術者稱為術士。方術或者法術來自於迷信，也就是弗雷澤所說的巫術。戰國時代鼎鼎大名的陰陽家鄒衍，他根據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發展出一個新的曆史哲學，自創“五德始終說”。他認為朝代更替遵循五行之道，並以此論證了將有新王朝推翻周王朝，取而代之。

關於陰陽的理論主要來自於《易經》。《易經》一直以來都被中國人看作是一本玄奧之書，內含深邃的原理，號稱“群經之首”。實際上，《易經》的基本思路十分簡單，就是反映了中國古代一種樸素的哲學思想。在《易經》看來，宇宙萬物是因陰陽交感而生，是陰陽的對立統一。為了體現陰陽學說的深奧性，陰陽家們就把事物變化的原因和過程神秘化，這樣的話，就隻有他們才可以參透和解讀這些神秘的信息了，即所謂“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

五行學說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天人感應”，即自然界和人之間存在著某種神秘的相對應關係。五行學說將自然界的各種事物，根據其不同的屬性進行歸納和分類，形成一個五行結構係統。這個係統將空間結構的“五方”、時間結構的“五季”、人體結構的“五臟”作為基本構架，把人與自然環境統一起來。這樣，不僅可以用來解釋疾病，也能解釋運勢和風水。

一般人想到《易經》，就會聯想到八卦。對於八卦的起源有多種不同說法，傳統認為，是伏羲創造了八卦，即“先天八卦”。在商朝時盛行占卜，方法是將龜甲用火烤，根據其龜裂產生的紋路來占卜。用龜甲占卜這種方法，一是成本較高，二是產生的裂紋千變萬化，圖像識別比較困難，以龜甲裂紋圖像來解釋天象人事和吉凶禍福不太容易操作，所以到了周代逐漸改用蓍草占卜。這大概就是《易經》的起源。

《周易》分為《經》和《傳》兩個部分，相傳為周文王所作。在大多數時候，我們用《易經》來代稱《周易》。《易傳》中包含了解釋卦辭和爻辭的七種文辭，共十篇，統稱為“十翼”。

在《易傳》中，不僅記載了“陰陽”的概念，還記載了另一個重要概念—數。古人借助蓍草占卜來探索宇宙的奧秘，因為這種占卜方式與蓍草數量息息相關，所以古人就認為數字中隱藏著宇宙的奧秘。後來，陰陽家還想要用數字將陰陽和五行聯係起來。這樣看來，中國古人對“數”的重視，和畢達哥拉斯學派何其相似。

陰陽五行學說可以說是中國影響最廣、最深遠的理論，涉及方方麵麵，深刻地塑造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無論是占卜、預測吉凶，還是風水、養生、食療、醫學，又或者是武術、藝術、建築，甚至是婚配嫁娶，都有著陰陽五行學說的應用。中醫學，就是以陰陽五行學說作為理論基礎的。陰陽五行理論在華人世界無處不在，為史上“最牛理論”。

與西方哲學思想相比，中國哲學有什麼特點呢？

第一，中西方哲學傳統有根本性的差異。中國哲學圍繞著社會人生、倫理問題展開，是以人為本的，精髓是“內聖外王”。西方哲學圍繞著宇宙本原問題展開，以研究自然為重點，可謂是以“天”為本。中國哲學是人本主義，西方的基督教哲學是神本主義。

中國哲學並不是起源於“驚異”，而是起源於“憂患”。它始終強調非智力因素，所以不能歸結為“愛智慧”。

許多西方人覺得，中國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樣重視宗教。有人認為，中國文化的精神基礎不是宗教，而是倫理。根據中國的哲學傳統，哲學的功能不是為了增進關於自然的知識，而是為了提高人的心靈，為了服務於道德倫理，解決社會人生中的現實問題。著名的西方哲學家黑格爾就從西方的角度出發，認為中國實際上沒有哲學，隻有思想。

在許多人看來，中國哲學是一種“入世的哲學”，這種哲學主要思考的是社會中的人際關係和人事，通常隻探討道德價值，不願意去談論超越道德的價值，覺得那些東西根本沒法談。中國幾乎所有的哲學派別都關心政治和倫理道德，有的是直接，有的是間接。因此，宇宙並不是中國大多數哲學家關心的重點，社會才是。他們關心人的今生和人際關係的日常功能，而不關注來世、天堂與地獄。

中國古代是小農經濟的封建社會，人與人的聯係是小範圍的，與外界的交流也不會太頻繁和暢通。在一個封閉的體係內，人們注重的是家族觀念、宗族權力，因此民間的道德規則、習俗就成了社會生活的仲裁者和決定者。也因此，中國演變成了一個關係和人情的社會，在某些地區，某些情況下，道德在社會管理中扮演的角色比法律要大得多。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裏對中國農村社會進行了鞭辟入裏的分析。

中國的傳統認為，聖人應該具備某種品格，隻有“內聖”方可“外王”。所以，哲學的作用就是闡明人如何才能發展出這樣的品格，內聖外王之道就是中國哲學重點關注和探討的主題。那麼很顯然，它難以脫離政治。中國無論哪一派的哲學，它的哲學思想都必然是它的政治思想。至於形而上學、倫理學或者邏輯學等，都以不同形式與政治思想聯係在一起。

學問和知識是中國哲學家們所重視的，但在他們眼中，更為重要的是高尚的人格和境界的追求。既然中國哲學關注內聖外王之道，那麼研究哲學就不隻是為了獲得學問，還要注重品德的培養。哲學所代表的不隻是知識，還是一種生命體驗，是人生的實踐活動。它是非常嚴肅的一件事情，而並不隻是智力遊戲。

這便是“求知”和“聞道”的關係。孔子在處理二者的關係時，提出了“誌向在道，根據在德，無違於仁，從遊於六藝之中”四項基本原則。人隻要按照這個要求堅持不懈地努力，就能達到聖人的境界。前三項講的都是道，隻有最後一項談到了知識技藝，之所以這樣，是因為道不可以空談，隻有在以六藝為主的實踐活動中，才能體現“聞道”。而一旦“聞道”“希聖”的理想得以實現，人的精神實現了最終的超越，就可以死而無憾了。這便是所謂的“朝聞道，夕死可矣”。

第二，中國哲學的方法論是辯證法，推崇辯證邏輯，其核心是“陰陽之道”，即對立統一學說。西方的矛盾觀主要講“對立”，中國的矛盾觀主要講“統一”，陰陽合德。前者突出鬥爭精神，後者突出和諧原則。中國辯證法歸根結底是實現和諧的方法和藝術。

中國古代是一個小農經濟的社會，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哲學家也是農民，或者跟農民的心態和眼界有很大的聯係。對於中國哲學來說，這種農民的眼界不但對其內容有所製約，更重要的是還對其方法論有所製約。

在日常生活中，農民經常接觸的都是一些他們一眼就能認出來的事物，譬如莊稼、農田。他們的心態呈現出的始終是原始的純真狀態，傾向於對事物進行直接的認知，非常注重直覺思維。這也導致了認識論在中國哲學裏從未得到真正的發展。認識論要發展，就需要明確區分認識的主體和客體，而且主要來自於對自然界的思考與研究，而中國哲學恰恰在這方麵是弱項。

西方哲學擅長演繹和分析式的思維，而中國哲學擅長直覺式、類比式、歸納綜合式的思維。前者重視還原論，後者重視整體論。中國哲學的很多概念是提示性的，而不是明晰的。因為這些概念的產生，大多不依賴於理性和演繹邏輯，所以中國的哲學家隻是將自己所看到的說出來，並且語言很簡短，不過，其中卻蘊含著十分豐富的內容。

第三，中國哲學家立言簡約，喜歡形象表述手法，大多具有詩人氣質。中國哲學作品不重視邏輯結構，往往是語錄集錦，非常耐人尋味。

中國的語言文字是表意、象形文字，一詞多義、一字多義，這就決定了中國哲學言簡意賅，同時邏輯性差，歧義現象很常見。西方的語言文字是字母拚音文字，所以適合邏輯的產生，嚴謹性很強，容易構建體係和方便人們學習，而不像中國哲學這般模糊和似是而非，重視主觀和體悟。

事實上，很多中國哲學家並沒有專門為哲學著書，隻是在書中闡述了一些哲學思想，這與西方的哲學著作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當西方人閱讀中國哲學著作時，總是會發現作者的言論和著作非常簡短，甚至相互不連貫。

自古以來，中國人並沒有將哲學劃分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也沒有專業的哲學家。“哲學”這個詞語是采用日本的譯法，在近現代時才被引進中國。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曾指出：“在中國曆史上,沒有專門哲學著作的哲學家比有專門著作的哲學家，為數多得多。”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民哲”眾多。我們想要對這些人的言論和思想有一個透徹的理解，就不能隻讀他們的作品，還要研究他們與學生、朋友之間的言談和書信。因為記錄他們言論的人並不隻有一個人，所以就很容易出現不連貫，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

相較於西方哲學家的著作，中國哲學家的著作表達都很簡練。這不僅是因為語言文字的差異，還因為中國哲學家常常用格言、比喻、警句以及事例等方式闡述自己的思想。比如，《莊子》中有很多寓言故事，《老子》則以格言的形式寫成。雖然某些西方哲學家也喜歡用格言警句的方式來寫作，但畢竟不是主流，數量比例也沒有中國哲學家這麼多。

用格言、警句、比喻和事例來說理，這種方法有一個問題，就是不夠明晰和透徹。那應該怎麼辦呢？這也就隻能依靠其中蘊含的暗示了，即靠暗示來補足。越是明晰的語言，越缺少暗示；越是不明晰的語言，越充滿暗示。中國哲學家的語言這麼不明晰，那麼其中就蘊含著幾乎是無限的暗示。這就給了閱讀者聯想和解釋的廣闊空間。所以，對經典進行注釋，就成為了中國許多知識分子喜歡的功課。

對所有人來說，如果不能直接閱讀某種哲學原著，那麼由於語言障礙，就必然很難對原著有一個透徹的理解。由於中國的哲學著作往往以提示引人聯想，這就使得翻譯難度更大。將中國哲學家的言論和著作中的種種暗示翻譯成外文，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這個時候，為了方便讀者閱讀理解，往往就會采用一種明確的陳述語句來表達原著中的暗示，如此一來，暗示就沒有了意義，原著也就失了味道。

不同的哲學造就了不同的思維方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會景觀和不同的性格氣質，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民族的曆史和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