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俗話說:“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我們一般是這樣理解它的:人人都知道這個地方最危險,認為某人不可能到這種危險的地方來,因而沒必要在這個地方“排兵布陣”、白費功夫了。正因為如此,這個最危險的地方卻成了“兵力”最弱、“監管”最鬆的地方。相對於其他地方而言,這裏反倒最安全。
在影視劇中,我們經常會看到犯人居然敢去衙門裏謀差事,如今也有現代版的類似事件。比如,有個叫李玉虎的殺人犯,在逃亡11年後終於落網,令所有人大跌眼鏡的是,他竟然在山西隱姓埋名當上了警察。我們來看看事情的來龍去脈:
1994年4月20日清晨,李玉虎為幫內弟“出氣”,指使他人將與內弟有隙的馬某打死,李本人隨即遠逃他鄉,從此杳無音信。11年後,一公安人員在外吃早點時,聽到有人說在山西臨汾的警察局裏有一個警察和李玉虎很像,這引起了他的警覺,隨後立刻通知局裏。查明情況後,立刻展開抓捕,至此才將這個漏網之魚繩之於法。
事實上,通緝犯搖身變為警察的事情,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早在李玉虎案之前,重慶奉節縣警方抓捕通緝犯陳某時發現,其竟供職於縣交警大隊,並且已經整整工作了兩年。兩年間陳某不但常到縣公安局送文件,甚至還親自參加過一次追逃行動。
殺人嫌犯能拿公安機關當避難所,這可不是誰都能有的“勇氣”。他們以為最危險的地方最安全,但對於違法分子而言,沒有哪個地方是安全的。
在此,我們並不是要與你討論危險與安全問題,也不是要給罪犯找個穩妥的藏身之地,而是想說“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的思維心理是經不起推敲的。危險和安全都是相對的概念。你認為安全的地方,也可能是他人關注的目標。比如,長春某酒店的老板秦剛將15萬元錢藏在了自己酒店的餐桌底下。結果,被內部人員發現並竊走了。
有時候,人很喜歡與時運賭一把,就像上麵提到的老板秦剛,他以為大家都覺得這樣做危險而沒有人會這樣做時,他則認為這麼做或許就是安全的。而事實上,人人都已經將“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當成了慣性思維,既然大家早已熟知人們的這種心理習慣,你就該再反其道而思之,把最危險的地方就當作最危險的,這樣才能避免以身犯危。這種思維含有很濃的博弈智慧,唯有在對風險有充分的預估和有效的應對措施後才可行。
還記得下麵這個故事嗎?
有個少年出海打魚,碰到一個學者,學者問他:“你父親是幹什麼的?”
少年回答說:“和我一樣也是在海上打魚的。”
“那他人呢?”
“幾年前死於海上風暴。”少年傷心地說。
“那你的爺爺呢?”
“和我父親一樣,打魚時翻船死了。”少年有些不耐煩了。
學者似乎沒看出來少年的不快,又追問:“那你為什麼還要冒這種風險出海討生活呢?”
少年反問學者:“你的父親呢?”
“他也過世了。”
“他死在哪裏?”
“他死在床上啊!”
“那你的爺爺呢?”
“一樣是在床上逝世的啊?”
少年說:“那你還敢天天睡在床上?”
學者愣住了。
實際上,。隻要是有生命,那就永無最安全的地方。哪裏都不會百分之百地安全,絕對的安全是一種極端理想狀態。要想安全,就要時刻繃緊自己的安全弦,並提高防範意識。但有時即使你明知危險,為了生計,也得險中求生、險中求勝、險中求富。要麼就得像諸葛亮一般,突破常人的思維定式,逆向思考,隨機應變,謀定而動,才會虎口脫險。
228年,諸葛亮屯兵於陽平,把部隊都派去攻打魏軍了,隻留少數老弱殘兵在城中。忽然聽說魏軍大都督司馬懿率15萬大軍來攻城。諸葛亮臨危不懼,傳令大開城門,還派人去城門口灑掃。他還登上城樓,端坐彈琴,態度從容,琴聲不亂。司馬懿來到城前,見此情形,沒有貿然進攻,反而下令退兵。
麵對浩浩蕩蕩的敵軍,空城豈不危險?無奈諸葛亮當時想跑已來不及,隻能將這個最容易攻破的地方偽裝成固若金湯。這是個險招,諸葛亮之所以能嚇退司馬懿,正是利用了司馬懿的認知誤區。諸葛亮如此評價司馬懿:“此人料吾生平謹慎,必不弄險;見如此模樣,疑有伏兵,所以退去。”故此,才能上演虛實難辨的一幕戲,將危險的地方變為安全之所。
“空城計”是專屬於諸葛亮和司馬懿的博弈經典,未必適合你我。安全永遠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安全風險永遠不可能等於“零”,更甭說“最危險的地方最安全”了。要想保證安全,就要有知己知彼的基礎,否則,危險的地方依然是“火藥桶”。
沒有絕對安全,隻能時刻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