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以看出,在造假的目的上,當然隻有一個。但在造假途徑上,存在各種各樣的方式;在造假的學生上,越是成績好的學生,越容易造假,越是有背景的人越容易造假;造假是學校、考生和其他有關單位不言自明的“串謀”結果,是一種綜合因素的博弈。
基於以上的一些事實和個人陳述,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加分的主要事實,這些事實都直接或者間接與考生偽造少數民族加分有關。
1. 鄉鎮中學、縣城中學和市區中學的考生在接受公平參加除高考以外的保送或者自主招生的機會和信息流通上存在差別。據顯示,大部分保送名額都被市區的一些學校壟斷,尤其是名校,而像一些鄉鎮中學基本上都沒有學生獲得保送。那麼保送名額分配機製本身就存在問題。並且保送像北大清華這樣的名校也給其他人造成了某種不公平。在鄉鎮的某些學生,由於接受信息的渠道有限,以為上大學的唯一方式就是參加高考,根本不知道還存在自主招生和保送一說。據A同學透露,當時他的母校是沒有北大的保送的,應該都是集中在市區像巴蜀、南開中學內。所以縣級的學生要是想上北大,隻能通過自己的考試,而且自己當時也並不知道還有自主招生,老師也從來沒有提到過。A隻知道好好學習而已。
曾經學校一度張貼過關於保送重慶某些院校的告示,最好的學校也就是川大,但是那些名額基本上不是教師子女,就是背景深厚的學生。但是當時A同學的願望是能夠上北大,因此也毫不在意。
此外,不同地級之間中學的考生的差異還表現在偽造加分的能力上,市區學生可以偽造成為各種國家二級運動員,各種加分借口琳琅滿目。而較為偏遠的學校隻能借助自己的地理優勢,偽造成少數民族聚居地的考生。這也就是為什麼偽少數民族考生大多都是來自於縣城及縣城以下地區的原因之一。當然偽造能力、接受機會、信息流通這些因素與地區差異息息相關,相互之間並不是孤立的。
2. 重慶的各種加分項目眾多,形成了加分項目混亂的局麵,各種加分機製和評選存在不公,審核程序待商議,同時也存在權力滲透。在“加分門事件”之前,14類人群享受加分。屬於常規加分的考生:歸僑及其子女、華僑子女、台灣籍考生和港澳生、殘疾青年、少數民族考生和正住戶口在享受加分照顧區縣(自治縣)的漢族考生、庫區淹沒鄉鎮的考生,必須按期向有關部門提交相關證明,審查合格者,方享受加分政策。同時,非隨父母工作調動以及戶籍遷入黔江區、石柱、彭水、酉陽、秀山、巫溪縣、城口縣不足三年的考生不能享受上述區縣(自治縣)的政策性照顧加分。享受市優秀生、市三好生、市優幹生、科技發明生、單科競賽生、體育尖子生加分政策的考生,將相關獲獎證書上報區招辦,也可獲得相應的加分。凡申請加分照顧的農村獨生女,可向戶籍所在地的街鎮計生辦提出書麵申請,並填寫申請表。如果確定是農村獨生女則有加分。如有報考人員父母屬我市區縣(自治縣)級以上人事、組織部門確認引進的優秀人才,本人經戶籍管理部門批準落戶我市;市、區縣(自治縣)級以上政府審批的招商引資項目的主要投資者,其子女經戶籍管理部門批準落戶我市;部隊複員、轉業軍人及其子女,經戶籍管理部門批準落戶我市等7種特殊情況,不受之前條件的限製。
由這些加分項目,我們不難發現,很多加分存在著漏洞,比如市三好學生、市優幹、體育尖子這些加分實在容易至極。市三好學生、市優幹的評選機製是不嚴密的。而且在分配名額上某種程度上也是不公平的。還是就是有關係、有背景的考生比較容易得到,除此之外,就是成績極好的學生,這是學校故意安排策劃的,目的是為了讓更多學生衝擊名校。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還在於各個名校的惡性競爭,正如巴蜀中學和南開中學開展的口舌大戰一樣。無論校際管理階層之間的反應如何,但在巴蜀、南開及其他學校之間我們不得不承認存在很多隱性競爭。尤其是以考生進入名校、進入重點大學的比例作為衡量指標。巴蜀之所以到處“挖人”,在各個區縣尋找成績優秀的學生,並給予各種優惠條件,吸引優秀學生到巴蜀就讀,原因就在於想培養更多的優秀考生。生源質量成為巴蜀中學招生的關注點。
因此,對於區縣級和區縣級以下戶籍的考生來說,大多還是在本地就讀,尤其是成績優秀的考生,在強烈的加分競爭下,不得不通過各種渠道獲得加分,以求獲得和市區中學平等的參加考試的基礎。而在偏遠的縣城,偽造少數民族身份是最為方便的事情,因為這方麵的人數是沒有限製的,是人的自然屬性。其他加分項目的分配名額和評選機製往往被名校占取。但是其他加分項目不違反法律,也不受網友指責,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北大出現的重慶考生中,很多都是二級運動員。他們大多都是來自於市區名校。由此,在看待偽造少數民族的身份的考生時,我們不得不多了一份理解和寬容。雖然不構成直接原因,但至少也是間接因素之一。網友在抨擊偽造少數民族考生的時候,是否想過每個考生加分背後都有不一樣的故事?如果有別的路子的話,誰願意通過偽造民族成分來獲得加分?如果誰也沒有加分,或者加分機製分配和評選公平,還有誰會背棄自己民族,甚至是更改自己法律上的父母,來獲得高考的20分或者5分?
這也是我們理解部分考生成績越好,越容易造假的原因。當然,被推向輿論浪尖的考生大多都是父母背景較好,或者說是成績本身就好還加分的學生。因此,在種種泛濫的加分限製下,加上各校之間的競爭,成績好的學生存在加分,甚至通過篡改民族身份的方式獲得加分。我們可以直白地說,這成為了衝擊名校的必備砝碼。當然考生C就是加分下的犧牲者,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的不幸就是因為輿論所說的由於其他人的少數民族加分而導致的,確切地說,他是重慶各種明目張膽的加分政策的受害者。
3. 在更改少數民族身份的過程中,存在隱性的“潛規則”。按照法律規定,更改民族成分的程序包括:首先,凡是符合政策申請變更民族成分的,須經本人向所在單位或鄉鎮人民政府提交書麵申請,並填報《重慶市民族成分更改申請審批表》;其次,由所在單位或鄉鎮人民政府分管統戰工作的領導組織調查核實,經單位或鄉鎮人民政府會議研究,在本單位公示7天無異議後,由行政主要負責人、分管統戰工作領導審簽、蓋章,並加蓋單位公章後,報縣民宗局。那麼既然更改民族成分需要經過幾次審議,我們可想而知,更改民族成分除了A考生所描述的鑽“計劃生育”政策的漏洞之外,更多的還是錢權交易。在營私舞弊和弄虛作假的許多環節,往往和一些部門、一些手握權力者的瀆職乃至個別公務人員的貪腐有關。但是我們發現,更改民族成分少了一個環節的配合,就不可能形成天衣無縫的結果。隻要有任何一個環節被曝光,都可能讓造假人員被繩之以法,但是重慶曆年來幾乎都出現民族造假的考生,為什麼遲遲在2009年才被揭發。重慶相關方麵沒有公布名單,也許就是某種顧全大局的考慮,害怕“拔出蘿卜帶出泥”。
由此,我們不得不承認,重慶教育體係和重慶官方體係存在某種程度上的關聯,由於類似事件發生已久,並且波及的範圍也大。各種造假層出不窮,加之“加分門事件”出現以後,有些考生收到立即更改個人信息的傳聞之後,聯合調查組才開始調查。這一情況讓我們不得不肯定,重慶內部遵循著“家醜不可外揚”的原則。被揪出來的部分考生隻不過是不幸被輿論揭發,想掩蓋也掩蓋不了。如果說負有連帶責任的話,這並不簡單是官員的責任,學校領導、教師難道都不知情嗎?如果說考生個人有更改的能力,那麼學校、教師由於存在“共同利益”而刻意隱瞞也是正常的。正是由於學校內部的各種加分不公平的體製,沒有加分的學生存在相對剝奪感,因此也會尋找各種途徑獲得加分。
因此不難發現學校和老師、考生、考生家長和官員體係存在“共謀”,也是由於這種“共謀”使得偽造少數民族身份成為了“公開的秘密”。既然大家都在造假,大家都有機會加分,即使一些考生有機會反映,也會被平息下來。這個圈子的凝固力量之強大,可想而知,背後所隱藏的官方力量也不言而喻。
4. 重點班考生加分情況最多,這與學校體製和理念存在密切關係。正如前麵所提到的,越是成績好的學生,越容易有加分的欲望,除了市三好、市優幹以及國家二級運動員的造假(這些方式鑽空子都有名額的配給和限製)以外,其他成績較好的學生必須通過偽造民族身份來獲得加分。有理由猜想,如果何川洋不是出生在巫山縣(該縣有少數民族自治鄉),他也會獲得其他形式的加分,像他這樣的好成績的學生不可能沒有其他加分。既然他在參考之前已經借助其父母的便利更改了民族成分,並且其居住地為其造假提供了便利,那麼這對於校方無疑是一件好事。
此外,在網絡上所盛傳的巴蜀中學招收石柱少數民族自治縣的人數最多,倒不是因為這裏的生源素質較好。之所以會在這裏大量選拔人才,跟該地區得天獨厚的優勢有關。這裏本身就是少數民族自治縣,更改民族成分相對容易。當然也不排除本身招收的學生就是少數民族。可見,學校在生源上,可謂是花盡了心思。歸根結底,校際之間的競爭也是罪魁禍首之一。每個學校都為了提高學校的影響力,在宣傳教學成果上,高考是一個唯一性的綜合指標,也是家長擇校的關注點。在解決高考加分不公平的措施上,我們有理由首先規範學校之間的競爭。學校是培育人才的地方,不是弄虛造假的地方。
歸結而論,我們可以發現其實每個造假考生背後都有不一樣的故事,偽造少數民族身份也並非單純是一個造假的問題。探尋問題的由來,直接的關聯是錢權交易和幕後操縱,但根本性問題則是很多因素的“綜合博弈”,學校、考生和其他有關單位不言而喻的“串謀”才是該現象得以維持的機製。與此同時,通過重慶加分門事件的層層剖析,對一些“成績好的越是造假的悖論”、“民族更改的方式和何以成為可能”也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對於那些偽少數民族考生,或許應該持一種較為寬容的態度,畢竟這並不單單隻是一個造假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