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廣東十三行

十三行位於廣州城外，坐落在珠江河口，住的差不多都是外國人。裏麵有十三棟建築，由幾個中國商人所建，後來租給商人做辦公處和廠房。這些建築都是兩層高，用當地的石和磚建造，對於外國人來說，既寬敞，空氣又流通。每棟行裏都有商店、貨艙和供家眷居住的地方。有些更有圖書館、彈子房和掛著巨大吊燈的餐廳。它們還有很大的陽台，可以享受夏日的涼風，大部分外國人都雇有中國用人、廚子和女仆。膳食都是歐洲式的，有魚、糕餅、火腿、家禽、葡萄酒和麵包。穿戴整齊、麵貌莊嚴的中國侍應，靜默無聲地站在椅子後，服侍主人進餐。行內通用的語言是英語。由1810年至1820年間，英屬東印度公司派了二十個年輕人到行內來學習中文，他們把很多中國書籍翻譯成英文，包括《大清律例》，好使他們更容易跟中國政府打交道。他們甚至獲得批準，可以用中文呈交公文給清政府……

“在1839年，有超過三百名外國人住在十三行，大部分是英國人，還有三十多名美國人，此外是德國人、荷蘭人、法國人、丹麥人及其他國籍的人各數名。十三行是最大一條街，整個區域被三條橫街分成四個區。第一區有荷蘭行、希臘行和新英行。他們稱自己為東印度公司。第二區是雜家行，因為有很多不同國籍的商人住在一起，包括舊英行、瑞典行、奧地利行、美國行等。在這兩區之間，有一條叫做’豬巷’的小巷。第三區包括明華行（多由葡萄牙人占用）、法國行和西班牙行等。第二區和第三區之間是由舊中華街所分隔。最後一區是屬於丹麥行，由新中華街所分隔。丹麥行裏有一家咖啡店。在這些街道兩旁，布滿了中國人經營的小商店，賣食物、衣服、水果、蔬菜、肉類等。另外還有些店賣的東西比較昂貴，譬如象牙雕刻，珍珠項鏈，黃金、白銀的戒指、手鐲，絲綢及各種各樣的景泰藍器具和字畫。外國人在這裏買每一件物品，都要售貨員在票據上蓋上紅印才生效，否則當他們帶著這些物品離開廣州時，可能會給海關充公。此外，還有兩間旅館，住一晚才收一塊錢。有一間餐廳、一間有鐘樓的教堂、一間圖書館、一間負責一星期出版報紙兩次的印刷店。還有一間醫院在豬巷七號，由美國來的伯駕醫生主理，負責診治外國人，間或接收中國病人。

這是一位先祖曾經在林則徐手下做過助手的華裔所描述的晚清廣州的“十三行”。千萬要記住這個獨特的地方和它存在的獨特意義。顯赫一時的“十三行”，又稱“公行”、“牙行”，屬於清朝政府設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半官半商的對外機構。

康熙朝一度放寬了海禁政策，來華從事貿易的洋人越來越多。當時的廣東地方政府招募了十三家實力雄厚的行商，指定他們與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還管代理海關征收關稅。從此，中國近代史上出名的“怪物”——廣州十三行——便應運而生。

1757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二年，一道聖旨由京城傳向中國的沿海各地，聖旨明令除廣州一地之外，停止廈門、寧波等港口的對外開放。這便是通常所說的“一口通商”政策。乾隆爺就這麼輕而易舉地將閉關鎖國政策推向極致。據說，此事發生在乾隆第二次南巡之後，那年他遊曆到蘇州，親眼看到江浙一帶的海麵上洋船如蟻，檣桅如林。地方官員向他彙報說，每年雲集蘇州港口進行貿易的外國商船多達上千條，而且商船大多都帶有武器。這不得不引起乾隆皇帝的警覺，他大概不想讓不開化的外夷玷汙中華帝國的文明，更不願中國的其他港口成為第二個澳門，所以對洋人必須嚴加防範。於是，他回到京城後，便頒布了那道具有深遠曆史意義的聖旨。聖旨中還有一項更為重要的規定：官府不得與洋人直接交往，有關涉及外商的一切事宜交由廣州的“十三行”辦理。無疑，廣州成為當時中國唯一合法的“外貿特區”，“十三行”也成了唯一可以同洋人打交道的準對外機構。因此，皇命特權為行商們帶來巨大商機。在此後將近一百年裏，他們向清朝政府繳納的關稅，竟占全國稅收的40%。當然，他們自己更是肥得流油。有詩為證：“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十三行究竟富到何等程度？據說1822年十三行街著了把大火，火勢凶猛，蔓延數日，將價值四千萬兩的白銀和財物毀於一旦，隨之岀現了“洋銀熔入水溝，長至一二裏”，真乃千古奇觀也。

其實，早自1686年開始，清政府為應付日益興盛的進出口貿易，即在廣州開設洋貨行，洋行的主管稱作“行商”。行商大多是家道殷實的中國商人，他們手中握著政府發給的行帖，不僅管理外商的經營活動，經手中外貿易買賣，向大清政府的海關繳納關稅。他們還有一項更為重要的任務，就是在外國人和清政府之間傳遞公文。如此看來，“十三行”不僅擔當商業任務，還負責某種政治職責。這種奇特的現象，皆因清朝一直奉行“人臣無外交”——官人不得與外人直接交往的政策，老百姓更不能跟外國人接觸。可是中外之間總得有“外交”吧，那就隻能由公行代勞了。

不難想象，十三行是一個不倫不類的機構，坐鎮十三行當中的那些行商實際上壟斷著中外貿易。他們在清政府官員麵前奴顏婢膝、唯唯諾諾，但對洋人卻耀武揚威、風光無限，好像他們代表著大清國，比欽差還欽差。不明白緣由的洋人，尊稱他們為“官”。確實，他們的權力比官更大。外商的貨物須經他們的手才能做成買賣，外商居住廣州城，做買賣時又不能輕易外出，一舉一動都要接受他們的監督和管理。他們不是官，卻是

畸形的閉關政策，自然催生出種種“怪胎”，尤其對外夷的防範幾近苛刻。兩廣總督曾經奏請皇上恩準，頒布《防範外夷條規》：洋商隻有在經商期間（每年五月至十月）才可在廣州居行，其他時間必須離開。而番婦（洋商的家眷）絕不可踏上王土一步。不僅如此，外國人還不許坐轎子，不許擅自外出，不許在河內劃船行樂，不許呈遞稟帖，如有陳訴，必須由行商傳呈……如此苛政，哪裏像對待從事正常貿易的商人，簡直是防賊。

洋商千裏迢迢來廣州做生意，一住就是幾個月，不讓無故出門，又不讓帶家眷，如住監牢一般，顯然有悖人情世故。清政府這樣做自有它的道理：番婦袒胸露臂的不文明打扮，有傷風化。一旦準許她們攜兒帶女居住廣州，肯定會雇傭用人，誰能防止中國人和外國人之間不會發生什麼傷天害理的事？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外國人來中國做買賣賺錢，又有妻兒老小陪著，便樂不思蜀，不想盡早回國。這些生夷總在我們這兒待著，恐怕是一種不安定因素。清政府的憂慮令人費解，是輕蔑洋人，還是懼怕洋人？

老外真有不守規矩的。1751年夏夫，一個叫老連的荷蘭商人，就私自把一名番婦和兩名番女帶到廣州，住在了瑞豐洋行。廣州地方官員得知後，如臨大敵，立刻敕令她們回澳門居住。此事引起清政府上下不安，隨後明文規定：以後須嚴加防範，凡是夷船到澳門，先要搜查是否私帶番婦，有就讓其留澳門居住，沒有才可放行進關。倘若夷船藏匿不報，企圖蒙混過關的，要押解到別處做生意，或連船帶人一同驅除歸國。如果行商為了討好洋人，違法接待的，將嚴懲不貸。嚴酷的規定，自然引起洋人的不滿，引發諸多摩擦和麻煩。俗話說，管得住人，管不住心。人家洋商夫婦兩地分居，隔岸相思，一來二去耐不住寂寞，就不管不顧什麼王法了，家眷偷偷跑過來團聚。暗中又有行商掩護，曾有不少番婦自澳門偷渡到廣州，在商館小住幾日，然後偷偷離去。既然是偷偷摸摸來偷偷摸摸去，官方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由他去。但斷然不能允許明目張膽的違抗者。

偏偏有人要明目張膽地挑釁大清朝的規定。1830年10月4日，英東印度公司駐粵大班盼師帶著夫人和一名葡萄牙籍女傭由澳門潛入廣州，他們偷偷摸摸地來去也就罷了，竟敢乘坐著中國行商謝治安提供的一頂綠呢大轎，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搖過市，然後大模大樣地進入商館住下來。此舉膽大妄為地違抗清政府的規矩，刺激了清朝官員的敏感神經。他們認為這是英國人不滿大清的限製，成心導演的這起番婦入省城事件，目的是公然跟清政府叫板。是可忍，孰不可忍？

幾天後，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賓親自勒令番婦不得在廣州滯留，立刻無條件地返回澳門，同時嚴令外國人不能乘坐中國的轎子。英商也不示弱，慫恿大班提出抗議，說：英東印度公司的成員在廣州一年要待上幾個月，清朝當局不讓帶夫人等一係列限製是不合乎情理的。大班盼師直截了當地說：你們應該以公道仁慈善待外國商人，這樣才能相安無事地做買賣。倘若非要通過粗暴苛刻的態度對待外國商人，那麼真不知你們還能維持多久。一番話語中暗含著譏諷和威脅。

李總督沒工夫跟他犯矯情、磨嘴皮子，10月20日，他讓行商警告盼師，限三日之內將番婦遣回澳門，如不遵從，就派兵進入商館驅除，以示兵威。當行商把通知轉述給英國人後，英方不甘示弱，準備調兵抵抗。他們從英海軍司令那兒調來百餘名士兵，堅守商館，以武力對抗武力。一時間，十三行內外風雲突起，劍拔弩張。行商的頭頭伍受昌有點兒坐不住了，他知道總督大人才真正是爺，萬萬得罪不得的，英國人是財神，沒他們做生意，錢從哪兒來？想不到的是這回雙方都要動真格的，聽任這樣鬧下去，最終倒黴的是行商。伍受昌趕緊出麵調停，他使出個緩兵之計，一方麵安撫盼師，曉以利害。另一方麵哄騙李大人說，盼師身體有恙，需要人照顧，才讓夫人陪伴來廣州的。一旦盼師病愈，其夫人立刻返回澳門。伍受昌的謊言漏洞百出，但恰恰是這種拙劣的謊言維持住了雙方的麵子。盼師夫人在廣州磨蹭了一個多月，後來帶著她的葡萄牙女傭灰溜溜地離開廣州，卻沒能像初來時那麼風光地乘坐著綠呢大轎招搖過市。

事態歸於平息，大清朝野卻因此受到震蕩。不但把為英商提供轎子的謝治安革去職銜，流放新疆，隨後，道光皇帝還親自頒旨重申：英商不得坐轎子，番婦不得在廣州居住。在以後的十來年裏，廣州再沒出現過番婦入城和夷商坐轎子的事件。這不能表明番夷已心悅誠服，他們的不滿和抗拒與日俱增，隻是時機未到。十年後，機會終於來了。1840年的鴉片戰爭，他們像虎狼一樣撲進來，將大清帝國的傲慢和尊嚴撕咬得支離破碎、血肉模糊。

當時誰會料到以後會怎麼樣，清王朝依然我行我素，根本不理會遠在英倫半島的大不列顛人虎視眈眈。東方神秘土地上的一切，仿佛是一塊烤熟的牛肉，時時散發著誘人的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