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都是“三拜九叩”惹的禍

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八月九日的早朝顯得異乎尋常。嘉慶皇帝正襟危坐在他的寶座上，臣工們整齊地排列兩旁。沒有人吱聲，也沒有人奏事，他們跟皇上的心情是一樣的，等候著一位洋人的出現。這位洋人又是大英帝國派來的使臣，叫做阿美士德勳爵。嘉慶皇帝和眾大臣似乎並不怎麼關心阿美士德勳爵來華的目的，而是懷著耍猴的心情，想親眼瞧瞧洋人如何行三拜九叩大禮。嘉慶皇帝確實很需要接受這一跪來證明他有比父皇強一點的地方，因為他的政績實在太糟糕了。

在講述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八月九日那個富有戲劇性的早晨之前，讓我們先詮釋一下中國封建王朝的“國家”一詞。

中國封建王朝的“國家”，是以家為國，“朕即天下”，“天下為私”。國是皇帝的家。在這個泱泱大“家”中，皇帝是主，臣僚是仆，民是奴。皇帝是自家輩輩相傳的，皇帝至高無上，一言九鼎。也正因為如此，他身上的任何優秀和缺陷，常常影響一個國家的命運。若皇帝開明，家國興盛，臣仆亦爭寵盡力，兢兢業業；若主子昏庸，王朝衰敗，其仆就不可能盡忠，其奴更不會盡力，勢必最終導致國家整體政治框架的衰敗。“天下為私”是曆朝曆代封建社會無法根除的病灶。就拿大清朝來說，它好比一座龐大無比的莊園，皇帝是當仁不讓的大地主，各級官員是他的管家、仆役，廣大人民群眾是他的奴隸。入關以後，清朝換了四位“大地主”，有的雄才大略，有的英明果斷，他們相繼“崇文”“宣武”，好像都是有作為的，可到了嘉慶一朝，情況就不那麼妙了。

嘉慶是個平庸而軟弱的皇帝。他36歲即位，當時乾隆還活著，自封為“太上皇”。乾隆這樣做，一是兌現他當皇帝時的諾言，絕不比先祖康熙皇帝多幹一天；二是暗仿唐明皇，以太上皇自居，訓導嘉慶親政。不過名義上如此罷了。乾隆實際上仍是一國之君，嘉慶不過是“侍座太上皇，上喜則喜，笑亦笑”的牽線木偶。照理說，皇位本來不該屬於嘉慶，乾隆在他之前曾立過兩次太子，卻都挨個不幸夭折，金燦燦的皇冠就這麼稀裏糊塗地落到他頭上。

嘉慶熬到40歲時，乾隆蹬腿歸西，他才真正掌握朝政，實際是接管了一個危機四伏的爛攤子。表麵上天朝盛世，內裏已經虛空。好大喜功的乾隆幾乎花光了國庫的銀子，而且留下無窮的後患：當官的圖錢，當兵的怕死，吏治腐敗，民不聊生。如果說嘉慶有所作為的話，就是他上台之後鏟除了先皇的寵臣和珅，充盈了國庫，這恐怕是他人生最為光彩的一筆。其他就再沒有什麼值得炫耀的了。縱觀嘉慶執政的二十五年，怯懦的他難以管理好他的“家”，社會動蕩，禍患頻仍，眼瞧著好端端的社稷江河日下。他幾乎成了清朝由盛轉衰的符號。

嘉慶初登寶座不久（嘉慶元年），湖北枝江和伊都兩地突然爆發“白蓮教”起義。其如星火燎原，勢不可擋。清朝趕忙派兵圍剿，左撲右打，直到嘉慶九年，才剿滅各路起義軍。嘉慶皇帝驚魂甫定，1811年天上出現彗星，負責管天文的欽天監上奏說，此兆不祥，恐有兵災。嘉慶皇帝慌了手腳，琢磨好幾天才琢磨出個怪主意，特頒詔旨改皇曆，企圖錯過這個倒黴的日子。他將嘉慶十八年（1813年）的閏八月取消，改到第二年再閏月。真是荒唐皇帝偏遇荒唐事。準備起事的天理教徒利用嘉慶荒唐的改閏，乘機打出“二八中秋，黃花落地”的口號。所謂“二八中秋”，正是指嘉慶十八年閏八月的中秋。

天理教聚眾起事，如火如荼。起義軍兵分兩路，一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蓄謀占領皇宮，搗毀清朝的老窩。另一路在河南、山東、河北等地率眾起事，裏應外合，一舉推翻清王朝。因第二路的天理教徒事先敗露，倉促舉事，與官軍激戰將近一年，最後慘遭消滅。京城的天理教徒因通訊不暢通，不明外邊事情的真相，還一個勁兒地聯合做內應的太監攻打皇宮。他們在嘉慶十八年的中秋準時起義，率眾猛攻紫禁城，曾一度衝入皇家禁地，殺進西華門，攻到尚衣監、文穎館，逼近養心殿。終因勢單力孤，全部被清兵殲滅。白蓮教和天理教的相繼暴動，確實讓嘉慶皇帝受驚不小。

一夥造反派竟然揮舞著刀槍衝進皇宮禁地，這還了得。從此他聞教就怕。

嘉慶皇帝一門心思盯住國內的時候，遙遠的英倫半島上的一個國家正在打他的主意。長年的貿易逆差，讓英國人受不了了，他們急於想找到一種中國人離不開的東西，就像英國人離不開茶葉一樣，把花到中國的銀子再賺回來。選來選去，最後選中了鴉片。

生產鴉片的基地在印度。荷蘭人控製的東印度公司早在17世紀就開始把鴉片輸入中國，規模非常之小，主要用於治療痢疾和止痛。後來英國掌握了東印度公司，由於清政府嚴禁鴉片貿易，英商隻能采取走私的方式，偷偷摸摸用船裝了鴉片運往澳門，再由廣州進入中國內地。澳門是明朝租給葡萄牙人的，中華帝國撫有四海，區區一塊不毛之地租給可憐巴巴的“西洋人”算不得什麼。傲慢與偏見造成的無知，可笑而又危險。曆代王朝對西洋各國渾然不知，就連租戶葡萄牙也不問其屬於哪國、處於何地、離中國有多遠，統統稱之為“西洋人”。葡萄牙人會裝糊塗，反正吹牛不上稅，在發給中國政府公文中，自稱“大西洋國”蒙事。澳門成了各路“西洋人”打開中華國門的根據地。針對澳門的爭奪由來已久，英、法兩國屢次在澳門沿海發生爭端，終被清朝守軍趕走。

鴉片走私的巨額利潤，不僅使英國人大喜過望，就連中國商人和兩廣官員也歡欣鼓舞，他們因此中飽私囊。廣州當時是清政府對外開放的唯一一個口子，洋人以澳門為居住地，到廣州做買賣、走私鴉片，除了繳納各種苛捐雜稅外，還得給官員們進貢送禮。所以自兩廣總督以下的官位成了當時的肥缺，天高皇帝遠，想管管不著，他們可以任意發“洋財”。鴉片的危害人人盡知，朝廷早就頒布告示，明確指出：西洋人賺取了豐厚的利潤和好處，而我國臣民吸食這種毀滅性的、讓人昏迷的毒藥，是可恨可憎的。一再下旨嚴禁。皇帝老子的話不假，但兩廣官商卻不這麼看，西洋人賺錢怎麼啦？臣民吸毒活該。國庫的銀子流失關我屁事！那是你皇帝老子自家的事。反正洋財照發，鴉片該放就放。在這種陽奉陰違的慫恿下，鴉片貿易泛濫成災。每年進口五千箱，基本彌平了中英貿易差額。貪婪無止境。英國的工業革命，製造岀過剩的產品，這些產品需要市場傾銷。印度為首當其衝，他們想消耗過多的英國產品，就必須種植和出售鴉片。他們種岀來的鴉片銷往何處呢？中國就難逃噩運了。

19世紀的英國如日中天，屬於當時世界的超級大國。它剛剛打敗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侖，它的海軍四海遊弋，無往而不勝°在維也納會議之後，英國更加雄心勃勃，執意要打開中國大門，派遣阿美士德勳爵作為特命大使和全權代表，率使團船隊犁波斬浪駛向天津的大沽口。出身高貴的阿美士德勳爵一直是英國王室的寵兒，40歲出頭，就曾擔任過西西裏大使和樞密顧問官。這次事關重大的中國之行，責無旁貸地落到他頭上。在他的英國使團成員中，有一位關鍵人物——小喬治-斯當通，他就是二十多年前很受乾隆賞識並被恩賜個荷包的小男孩，如今他已是東印度公司廣州特別委員會主席，會說一口流利的漢語，而且深知清朝國情之三昧，他時刻提醒阿美士德勳爵應該怎樣對付中國人。

英國使團被安排在距北京很近的通州下榻時，紫禁城中的嘉慶皇帝卻做著春秋大夢。雖然沒有他老子那樣的豐功偉績，但欲望並不比乾隆低多少。他準備在正大光明殿接見這幫西洋朝貢者，特別要求他們在自己麵前實現三拜九叩禮，圓了天朝的麵子。於是，他委派工部尚書蘇楞額、理藩院尚書和世泰及禮部尚書穆克登額前去拜會阿美士德勳爵，目的隻有一個：教會這些“生番”學習覲見大禮。

可能鑒於馬嘎爾尼的失敗原因，怕跟中國政府鬧翻了臉，使團的某些成員勸說阿美士德順從。磕頭就磕頭唄，隻要完成英王的使命就行。阿美士德勳爵猶豫的當口，偏偏斯當通告誡他千萬不要磕頭，磕頭意味著地位卑下的朝貢者向高高在上的皇帝屈從。不平等的地位是談不成平等的事情的。阿美士德先生彷徨不定，他既想順利完成英國政府的使命，與中國建立平等的外交關係，讓清朝開放更多的商貿口岸，讓英國的產品進入中國市場，又不想真磕了頭，丟了大英帝國的麵子，丟了平等的關係。磕頭不磕頭，幾乎成了他能否不辱使命的關鍵環節。所以阿美士德勳爵左右為難。

清政府派來的幾位高官走馬燈似的往通州跑，照皇帝的意思教英國使臣行大禮。阿美士德勳爵終於聽從斯當通的勸告，明確地表示了拒絕，急得他們如熱鍋上的螞蟻。皇帝的聖旨怎敢違抗，那可是丟官掉頭腦的事。三位部長級官員私下商議，用變通的方式或者以誘騙的手段，逼阿美士德就範。據說，他們勸阿美士德先生可以向皇帝坐過的空椅子行禮，意思意思就完了。阿美士德很固執，隻同意鞠躬，哪怕跪一下意思意思也行，就是死不肯磕頭。離嘉慶皇帝接見的日子越來越近，英夷的三拜九叩總也教不會，三位高官越發恐慌，他們不能再等待下去。某夜，他們把阿美士德勳爵從夢中叫醒，把他拉到皇帝的空椅子跟前，趁著這位西洋人迷迷糊糊的時但，教會他三拜九叩首。半夢半醒的阿美士德勳爵確實有些迷糊，竟絲毫渋有拒絕的意思，甚至跪下了一條腿。有一位清朝官員趁機從背後推了他一把，希望他完成磕頭程序。幸好在一旁的斯當通及時拉住這位特使先生，才沒能磕成頭。

嘉慶二十一年七月七日（1816年8月29日）清晨，黎明的曙光穿過厚厚的雲層，照射到正大光明殿的琉璃瓦頂。嘉慶皇帝和群臣百官躊躇滿誌地等候一個具有曆史意義的光輝時刻。雖說天朝上國正處於風雨飄搖之時，軟弱的皇帝把國家搞得一塌糊塗，但西洋人遵照執行天朝大禮的行為，多少能為嘉慶的臉上增添幾分光彩，也許能名垂青史。

就當嘉慶坐在正大光明匾額底下等候接見英方使者時，宮門外，工部尚書蘇楞額已經將阿美士德等人從通州接過來，不幸的是雙方發生了誰都不願見到的不愉快場麵。當阿美士德勳爵弄明白進宮見皇帝主要為行三拜九叩首，其次再談中英關係時，他感覺上當了，假借禮服和國書落在通州，死也不肯隨清朝官員進去朝見。蘇楞額怕嘉慶等久了，發脾氣，趕緊進宮奏明皇上，撒謊說：英國正貢使突然得了急病，不能覲見皇帝。嘉慶有些不悅，又宣旨讓英國使團的副使代替覲見。大臣蘇楞額又奔出宮，講明皇帝的恩典，說可由副使代替阿美士德先生覲見。可英國副使也不願進去磕頭，死說活說就是勸不動。僵持老半天都沒結果，蘇楞額不敢耽擱，趕緊慌裏慌張向皇上上奏，說，英國副使也病了。

嘉慶皇帝真的火了，這些西洋生番簡直不識抬舉，讓天朝皇帝的熱臉貼上冷屁股，空歡喜一場。他大怒曰：“朕為天下共主，豈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啊，我中國是普天下的主子，我中國的皇上就是普天下的皇上，這幫外夷如此無理、如此倨傲，簡直不識抬舉，是可忍，孰不可忍？！嘉慶皇帝怒發衝冠，索性就不見了，拒絕接收英國的國書和貢品，命官員立即將英國使團驅除出境。實際上，嘉慶皇帝並沒有來得及了解英使來華的使命，英方要求的核心內容是：放寬對英國商人的限製，希望清政府中央機構與英商館直接聯係，英國派代表常駐北京。如果嘉慶皇帝知道英國的“國書”裏會提出這些要求，就算阿美士德勳爵進了宮，行了三拜九叩禮，山呼：“中國皇帝萬歲，萬萬歲！”嘉慶也會轟他滾蛋沒商量。

事後不久，嘉慶聽說英夷不尊天朝大禮的原因，完全由於負責接待的清朝官員無能，首先沒有教會他們，其次還大膽地以病相瞞，欺君罔上。他憤恨之餘，將三部尚書全部革職查辦。

阿美士德帶著他的使團灰溜溜地回到英國。二次結交的失敗，使中英關係更加惡化。

曆史不用戲說就很滑稽。清王朝的閉關鎖國政策，把自己隔離在世界之外，究竟是天下唯我獨尊的觀念作祟，還是坐井觀天的狹隘限製了視野？即便我們拂淨厚厚的蒙塵，還原於曆史的真實，也無法想象那時的掌權者的思維。

不過，閉關鎖國並不是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的鐵板一塊，遠在南方的廣州好像例外，那裏有人數眾多的外國商人，有形形色色的外國產品，那裏還有繁忙的中外貿易，它是清王朝額外開恩，讓西風吹進中國大門的唯一豁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發生在那裏的事情更加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