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喜事件”不能回避官員問責

目前，引發國內外廣泛關注的上海“福喜事件”，已有六名高管被刑事拘留。上海市公安局局長白少康表示，上海公安機關對食品藥品違法犯罪活動，將采取“零容忍”的態度。

白局長的一番表態固然顯得擲地有聲，不過公權機關的實際作為卻需要仔細檢視。就在今年早些時候，上海福喜公司還打贏了一場與一名前質檢員工之間的官司。該名員工指控福喜公司使用氯氣進行清潔危害其健康、強迫其偽造肉類產品的生產日期等，請求解除與公司的勞動合同。該名員工在庭審時表示，他不願違法偽造生產日期，並多次要求公司改變做法，但上海福喜忽視了他的意見。上海市嘉定區法院最終以證據不足為由駁回了該名員工的請求。

根據《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用人單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製性規定的，勞動者有權解除勞動合同。該案中，福喜公司是否存在員工所指控的食品違法行為是全案審理的關鍵。考慮到該案不僅涉及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更涉及不特定多數人的健康利益，因此即便該名員工未能提交相應的證據，法院也完全有權依法進行調取。因為《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明文規定，“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可見，嘉定法院簡單套用“誰主張，誰舉證”這一舉證規則，以證據不足為由駁回該名員工的起訴，很難說善盡了自己的審理、調查義務。

如果說嘉定法院的判決凸顯了主審法官“政治敏感性不強”“辦案責任心不夠”，那麼根據《食品安全法》，負有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職責的質監、工商、食藥監等部門又是如何履職的呢？

公開的資料顯示，上海福喜公司是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德克士、棒約翰、星巴克等眾多外資餐飲企業的重要供應商。對於這樣一個覆蓋麵極廣、影響極大的食品企業，“一貫高度重視食品安全”的相關部門沒有理由不給予足夠的重視。然而，現有的記錄顯示，上海市質監和食藥監部門在過去三年僅對福喜公司進行過七次檢查，而且每次檢查都沒有發現問題。就在今年，福喜公司還被評為“嘉定新城（馬陸鎮）食品安全生產先進單位（A級）”。其廠區數據則顯示，公司已經是無安全事故第328天。我們很難想象，有關部門當時是怎麼檢查的，也很難想象福喜公司是如何被評為先進單位的。但我們很容易想象，政府職能部門如此失職瀆職、玩忽職守，如此明目張膽、肆無忌憚地為企業進行虛假的安全背書，其後果會是什麼。

事件被電視台報道後，相關部門連夜開展了緊急執法，封存、下架了問題食品。但讓公眾不能釋懷的是，為何相關部門事後如此高調，而事前卻近乎麻木？為何一個沒有任何執法權的記者都能查清的違法事實，而相關監管部門卻至今還在抱怨法律的漏洞？為何在一片嚴厲的追責聲浪中，卻遲遲未見對監管失職人員的問責？

出於種種原因，多數公眾在以往對外資餐飲安全抱有更多的信心。正因如此，“福喜事件”給人們的衝擊才如此強烈。福喜作為外資餐飲巨頭能吸引足夠的媒體注意，但對於千千萬萬、散落街頭，媒體不那麼願意關注，也更加難以關注的中小餐飲企業，其食品安全狀況又如何呢？相關部門又準備作何應對呢？對於普羅大眾而言，這個問題與自己的生活聯係更緊密，也更值得關心。然而，如果問責隻是局限於福喜公司，如果相關職能部門仍然隻是滿足於媒體曝光後的“緊急行動”，那麼刑拘六名福喜高管並不能打消公眾對於食品安全的擔憂和疑慮。

［原載於《民主與法製時報》2014年8月7日“評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