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人以誠以恕

曾國藩語錄：“久而敬之”四字，不特處朋友為然，即凡事亦莫不然。

俗話說，“多個朋友多條路，多個敵人多堵牆”。因此，如何與人相處，使自己的事業有一個良好的人際基礎做為支撐，而不是到處樹敵，而使自己寸步難行，這就是一門深奧的學問。曾國藩在這方麵的成功經驗就是，“”。他認為為人處世應該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能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人，最終也不能立己達己，曆史上的無數事實充分地證明了這點，因為“如果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必不服。”這種為人處世的方式不但為曾國藩贏得了人格魅力，也為他最終成就事業打下了堅固的基礎。

曾國藩奉行的“待人以誠以恕”的品德集中體現在他正確地處理與左宗棠的關係上。曾國藩為人拙誠，語言遲訥，而左氏恃才傲物，自稱“今亮”，語言尖銳，鋒芒畢露。左宗棠隻比曾國藩小剛好一歲，但他屢試不中，科場失意，蟄居鄉間，半耕半讀。鹹豐二年，已四十一歲，才由一個鄉村塾師入佐湖南巡撫張亮基，當了個“刑名師爺”。後張亮基遷為湖廣總督，左宗棠於鹹豐四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撫駱秉章幕共達六年之久。曾、左雖非同僚，卻同在湖南，常有齟齬。傳說，曾國藩見左宗棠為如夫人洗腳，笑著說：“替如夫人洗足。”左氏以牙還牙，立即諷刺說：“賜同進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對左說；“季子才高，與吾意見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進去。左也絕不示弱，說：“藩候當國，問他經濟又何曾!”語涉鄙夷，也把“曾國藩”三宇喻盡。這些傳之甚廣的言談，或為後代文人編造之辭，不足為信，但簡單的對話，確實反映了左宗棠個性的桀驁。

左宗棠頗有識略，又好直言不諱。鹹豐四年四月，曾國藩初次出兵，敗於靖港，投水自盡未遂，回到省城，垂頭喪氣，左宗棠就責備曾國藩：事情還未到不能辦的時候，自尋短見是不當的行為，何必出此下策。這使得曾國藩無言以對。可見其語直，並非沒有情分。而是為主帥打氣，敬愛甚切之語。

鹹豐七年二月，曾國藩在江西瑞州營中聞父喪，立即返鄉。左宗棠認為他不待君命，舍軍奔喪，是很不應該的，湖南官紳對此也嘩然應和，這也使曾國藩頗失眾望。第二年，曾國藩奉命率師援浙，路過長沙時，特登門拜訪，並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為聯，求左宗棠篆書，表示謙抑之意，使兩人一度緊張的關係趨向緩和。

曾國藩的寬宏大度、不計前嫌還表現在他在鹹豐十年後對左宗棠的舉薦上。在這以前，曾國藩也曾舉薦過左宗棠。例如，鹹豐六年正月，曾國藩奏左宗棠接濟軍餉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剛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專軍事，忌者尤眾”，於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為永州鎮總兵，其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為此代巡撫駱秉章擬奏折，謐請將樊燮撤職查辦。誰知樊燮受人唆聳，向湖廣總督官文反告左宗棠。官文這位滿族官員較為顢頇，竟將這案子報到朝廷，朝廷因命考官錢寶青審訊，傳左宗棠到武昌對質。鹹豐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此事，京城內外聞之者莫不震驚。駱秉章與湖北巡撫胡林翼均上疏力辯其誣。胡林翼的奏折中且有“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話。京中官員如侍讀學士潘祖蔭，與左素不相識，也上疏痛陳“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官文似不可引繩批根”。

在這種情況下，鹹豐帝才有“棄瑕錄用”的旨意，肅順也趁機以人才難得進言。官文接旨後，才不再催左宗棠對簿，草草了結此案。左宗棠辭別駱秉章後，於鹹豐十年正月離開長沙。他三月三日到達湖北襄陽，突然接到胡林翼一封密信，“盲含沙者意猶未慊，網羅四布，足為寒心。”當時，正值襄陽大風雪，左宗棠想躋登廟堂之上，深感帝鄉不可期，擬委身江湖之遠，又憂讒畏譏。

當時，曾國藩駐軍宿鬆，胡林翼駐軍英山，議欲分三路進攻安慶。左宗棠來營暫避鋒芒，曾國藩熱情地接待了他，並連日與他商談。正在這時，四月初一日，特旨詢問曾國藩說：“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勢，戰勝攻取，調度有方。目下賊氛甚熾，而湖南亦所必欲甘心，應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辦團練等事，抑或調該侍郎軍營，俾得盡其所長，以收得人之效?著曾國藩酌量處理。”曾國藩立即於四月十三日上奏說：“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當此需才紮亟之際，或飭令辦理湖南團防，或簡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圖報，有裨時局。”曾國藩與胡林翼是在左宗棠極其潦倒，“四顧蒼茫”的時候，向左宗棠伸出了援助之手。

清廷接到曾國藩上述奏章，於四月二十日，諭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國藩的幕僚之一。曾國藩立即讓他回湖南募勇開赴江

西戰場。過了幾個月，左宗棠軍在江西連克德興、婺源，曾 國藩立即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專折為他和部屬報功請賞，並追 述他以前的戰績說：“臣查左宗棠一軍，自移師景鎮，一聞

貴溪警報，分路調撥，或迎頭痛擊，計十日之內，轉戰三百餘裏，連克三城，使狼奔豕突之眾，喘息不得少定。實屬調度神速，將士用命。自此股剿敗之後，即有池州大股撲陷建德，直犯浮梁、景德鎮，亦惟左宗棠一軍獨當其衝。左宗棠初立新軍，驟當大敵，晝而躍馬入陣，暮而治事達旦，實屬勤勞異常。”可謂推崇備至。左宗棠因此得晉升為候補三品京堂。

鹹豐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國藩又上奏 請“將左宗棠襄辦軍務改為幫辦軍務”。朝廷也立即照準。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國藩根據閩浙總督慶端、浙江巡撫王有齡之請，奏請派左宗棠援浙，並將在江西廣信、廣豐、玉山、饒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陸軍及昌國內河水師，統歸左宗棠就近節製調度，使左宗棠開始擁有較大的軍權。但左宗棠還未奔至杭州，杭州已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太平軍占領，杭州將軍瑞昌與浙江巡撫王有齡均死於戰事。於是曾國藩第四次上奏保舉左宗棠。他於十二月十二日向左宗棠通報說：“浙江竟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萬生靈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於二十五日複奏統轄浙江軍務，已附片密請簡閣下為浙江巡撫。無論是否諭允，目下經營浙事，全仗大力，責無旁貸。”

果然，左宗棠於次年二月即受命為浙江巡撫，並根據曾國藩的奏請，朝命左的部下蔣益澧為浙江布政使。曾國藩一方麵請求辭掉自己節製浙江軍務的諭令，一方麵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稿中寫道：“以臣遙製浙軍，尚隔越於千裏之外，不若以左宗棠專為浙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麵。”曾國藩如此謙讓，又如此真心實意地為清朝廷保舉人才，心中哪有半點對左宗棠的嫌隙之意?

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閩浙總督，仍署浙江巡撫，從此與曾國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從被人誣告、走投無路的人，一躍而為封疆大吏，這樣一日千裏的仕途，固然出於他的才能與戰功，而如此不斷的報功保舉，也隻有曾國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國藩的聯中，深情地寫道：“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

時人及後世常愛談曾、左交惡。其實二人雖僅止於有齟齬，內裏卻交情至深，正如左宗棠自己所說的“同心若金，攻錯若石”。共同的事業——中興清室使他們走到了一起，因而成為曆史上的一段佳話，這也正是曾國藩“待人以誠恕”的最好例證。

相交以誠，大度寬容，不僅使曾國藩自身增加了人格的魅力，博取人們對他的支持和真誠相助，給周圍的人產生了好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國藩少樹了許多仇敵。這就是曾國藩在人際交往中不敗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