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不占人半點便益

曾國藩語錄：不肯輕受人惠，情願人占我的便益，斷不肯我占人的便益。

明代人楊繼盛曾經在臨終前給他兒子的遺囑中寫道：“寧讓人，勿使人讓；吾寧容人，勿使人容；吾寧吃人虧，勿使人吃吾之虧；寧受人氣，勿使人受吾之氣。人有恩於吾，則終身不忘；人有仇於吾，是即時丟過。”這既是箴言，也是苦藥，更是一個臨終老人對人性的徹悟，蘊藉著多麼豐富的人生奧義。

曾國藩對人性的理解比楊繼盛還要黑暗。他認為，從前那些施恩於我的人都是另有所圖，少則數百，多則數千，不過都是釣餌耳。將來萬一我做了總督或者學政，不理他們吧，失之刻薄，理會他們吧，即使施一報十，也不能滿足他們的欲望。正是出於這種理解，曾國藩在京城八年，從來不肯輕易接受他人的恩惠，不肯占人半分便宜。也許處身官場的人，沒有不同意曾國藩的說法的，這固然包含著對占便宜失身失節的領會，但更多的是一種怕麻煩的心理，總是擔心應接不暇，糾纏不斷。曾國藩是一個精明人，當然想到了這一點。

總之，占便宜，無論哪一種形式，哪一種性質，哪一種目的，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便宜好占，或者難堪，或者麻煩。正是依據這種“不占人半點便宜“的處世哲學，曾國藩能做到無欲則剛，處處拒絕利的誘惑，而終成一代名臣。

1849年，曾國藩在京城的寓所隻有兩樣東西，一是書籍，一是衣服。衣服是做官的人必不可少的，而書籍是曾國藩一生的嗜好。就是這兩樣東西，曾國藩也表示，將來罷官以後，除了適合夫人穿的衣服外，其他都與兄弟五人抓鬮平分。所有的書籍，則一律收藏於“利見齋”中，無論兄弟還是後輩都不得私自拿走一本。除了這兩樣東西，皆國藩說他絕不保留任何東西。

據曾國藩自己說因為經濟緊張，他在北京做官，雖然對家庭有些接濟，可是欠了一千兩銀子的債，回家又需要幾百兩的路費，“甚難措辦”。

曾國藩勸誡曾國荃：身居高位，不可驕傲。但曾國荃總是聽不進去，曾國藩不得不又給他寫一封信：“你對我的勸戒，總是不肯虛心體驗，動輒辯論一番，這最不可取。我們身居高位，萬眾矚目，不可不慎。大凡總督巡撫總以為自己是對的，別人是錯的，自滿自足。君子過人之處，隻在虛心而已。不但我的話你要細心尋思，而且外麵所有的逆耳之言，你都應該平心考究一番。所以古人認為，居上位不驕極難。”

做官的人，做大官的人，做官做久了的人，一容易驕傲，二容易奢侈，有時不一定自己想這樣，而往往是別人迫使自己這樣。曾國藩就遇到過這樣的事。

一天，曾國藩的屬下李翥漢說，他依照李希帥的樣式打了一把銀壺，可以燉人參，可以煮燕窩，花費了八兩多的白銀。曾國藩聽說後深深感到愧悔。他說：“現在百姓都吃草根，官員也多屬貧困；而我身居高位，驕奢如此，並且還竊取廉潔節儉的虛名，真是令人慚愧得無地自容啊!以後應當在這些方麵痛下針砭的工夫！”

還有一天，魁時若將軍與曾國藩談心，說他家四代都是一品大官，而他家的婦女並沒有穿戴綢緞軟料。這給他很大震動，他反省自己，平日常常以“儉”字教人，而近來在飲食起居卻“殊太豐厚”；自家的婦女在穿戴上也過於講究了。他“深恐享受太過，足以折福”。

為了表示一生清廉的決心，曾國藩還說：“在幾個弟弟中，我對待溫弟(曾國華)似乎過於嚴厲，但捫心自問，覺得還沒有對不起兄弟的地方。我不是信口開河，大凡做大官的人，往往對妻子兒女特別照顧，對兄弟則失之苛薄；往往私肥自家，對親戚同族則失之刻薄。我從三十歲以來，就一直把升官發財當成一件可恥的事情，把官囊積金留給子孫享用看作可羞或可恨的事情。所以我暗中發誓，決不靠做官發財，決不把做官得到的錢財留給後人。蒼天在上，神明鑒臨，我決不食言。所以，我立定此誌，決不憑做官發財，決不留錢給後人。如果俸祿較多，除了供奉父母衣食所需之外，全部都用來用濟貧窮的親戚，這是我一向的願望。”

俗語說，人情是筆債。你占了別人半分便宜，你就欠了別人半分人情，而這人情是必須要有所回報的，而這回報就有可能破壞自己的原則，危害自己的大的利益，得而不償失也！因此，人生在世，要想有所作為，與人交際時就不能占人半點便宜，寧肯人負我，不肯我負人，這樣才能做到無欲則剛，拒絕誘惑，故頭腦時刻清醒，保持住很好的名聲，而不會輕易失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