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和諧為本——曾國藩的和氣致祥之道

和諧才能造就良好的成事環境。曾國藩在為人處世上堅持以和諧為先，在待人接物中與人為善，誠恕待人，在治國治軍治家中堅持原則以和為貴，這使他獲得能夠輕易理順各種關係，獲得家人、朋友、上級和下司的鼎力支持，形成和氣致祥的氛圍，做出一番頂天立地的偉業。

和是一種好的處世智慧

曾國藩語錄：無論為上、為下、為師、為弟、為長、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則日見其益而不自知矣。

曾國藩最重“人和”，認為舉大事者不計小節，要善於發現別人的長處，發揚別人的優點，而不能過於計較別人的小錯。

曾國藩在這一點上，和古人大有近似之處。春秋時晉國趙武“私仇不入公門”，舉薦仇人刑伯子為中牟令。祁奚舉薦仇家解狐接替自己的職務。晉悼公說：“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嗎?”祁奚說：”你問的是誰能擔任中軍尉，沒有問誰是我的仇人。”這都是從公、從國家大局利益出發，是以賢能才幹為準，以事業為要。

漢光武帝劉秀在稱帝前一度隸屬於劉玄。劉玄因嫉妒謀殺了戰功赫赫的劉秀的哥哥劉繽。劉秀悲痛之後，考慮到王莽未除，一旦與劉玄決裂，則兵力分散，必為所乘。因而劉秀強忍悲痛，親赴宛城向劉玄謝罪，“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升(劉繽)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劉玄自感羞愧，隻好封劉秀為破虜大將軍、武信侯。劉秀因此而得生存，兵力迅速發展，終至推翻王莽，恢複漢室，一統天下。

唐代中興大將郭子儀、李光弼原來同在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帳下任牙門都將，但二人長期意見分歧，水火不相容。後來郭子儀升任節度使，李光弼害怕他公報私仇，欲率兵逃走。正猶豫間，安史之亂爆發。身為大將，正是報效國家的時候。李光弼找到郭子儀，說：“我們共事一君卻形同仇敵，如今你大權在握，要死要活，你看著辦！”不料郭子儀倒地便拜：“國難當頭，我們怎麼能考慮私仇呢，應以江山社稷為重啊屍以後的日子裏，二人攜手共擊叛軍，立下不朽功業。

同治元年(1862)八月，湘軍在軍事上處於極其危難的時刻。而皖南、鄂東、贛東一帶人少地荒，當時曾國藩部有七萬人，每月須糧三四百萬斤。就在此時雪上加霜，江西巡撫沈葆楨為確保江西本省的軍隊糧餉，截留了供應曾國藩雨花台大營的江西漕折銀五萬兩，並得到朝廷允準。曾國藩“以江西諸事掣肘，悶損不堪”，“僚屬不和順，恩怨憤懣”。盡管如此，他寫信給沈葆楨時還是極盡委婉商量的語氣：“(近來)幸餉項來數較豐，為今年所未有，差強人意。若能如此，月之入款，即全停江西漕折猶可支持，特恐不可為常。且待萬過不去之時，再行緘商尊處通融辦理。”在日記中曾國藩還自我檢討，在大亂之世，像沈這樣的舉動說不上千分傲慢無禮，自己不該忌恨，還是要以“和”為上。

曾國藩還說：“軍事危急之際，同舟患難相恤，有無相濟，情也。”看重的也還是個“和”字。

“和”在許多場合也作為計謀，掩人耳目。有“假和”，還有“假不和”。“假和”多為獨角戲。春秋時鄭國與東胡聯姻。一日鄭國國君欲興戰事，就問臣下該向哪國開戰好。一位大臣根據當時形勢，認為應該首選東胡。鄭國國君佯怒殺之，稱東胡乃親戚之國。東胡聞知大喜，更無戒備。不料數日後，鄭國起兵，一舉滅之。

就曾國藩而言，也不愧為以“假不和”來保官固權的謀略高手。後人風傳湘軍攻克天京後，曾國藩與左宗棠斷交一事，其實正是曾國藩實施這一謀略的具體表現。

當時，曾國藩上折說洪秀全之子洪福填自焚而死，太平軍餘黨被盡數斬殺。但據浙江方麵左宗棠的折奏，洪福填已率餘部逃往湖州，以“幼天王”名義繼續進行反清活動。清廷看後，對曾國藩謊報軍情、欺世冒功大為不滿，下令追查。曾國藩隻得再具奏折申辯，並將奏折抄錄一份，送左宗棠閱看。這些舉動在世人眼裏就是相互攻訐，湘軍內訌。但後世的很多史家認為，這一事件是曾國藩與左宗棠自導自演的雙簧戲，以曾左絕裂來轉移朝廷與眾人的注意力，打消對湘軍首領尤其是曾國藩“功高震主”的嫌疑，是湘軍在謀求戰後的退路以自保。

胡林翼臨死前曾分別致信左宗棠、曾國藩，讓他們和衷共濟。他把保全曾國藩的重任托給左宗棠：“滌公(曾國藩)之德，吾楚一人。名太高、望太切，則異日之怨謗亦且不測。公且善為保全，毋使蒙千秋之誣也。”又對曾國藩說：“季高(左宗棠)待人忠，用情摯而專一。其性情偏激處，如朝有諍臣、室有烈婦。平時當小拂意，臨危難乃知其可靠。”這就更證明了曾左交惡之虛。

後來左宗棠率軍西征，曾國藩問幕僚呂庭芷怎麼看待左宗棠，呂庭芷答道：“他處事之精詳，律身之艱苦，體國之公忠，竊謂左公之所為，今日朝廷無兩矣。”曾國藩擊案叫好：“誠然!此時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無論我不能為之繼，即起胡文忠於九原，恐亦不能為之繼。君謂朝端無兩，我以為天下第一耳。”這也是“曾心目中時刻有左宗棠”之實情。

曾國藩死後，左宗棠挽之曰：“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孚生。”又在家書中稱：“吾與侯(曾國藩)所爭者國事兵略，非爭權競勢比，同時纖儒妄生揣擬之詞，何直一哂耶?”足見二人之間的生死交情。

此後，左宗棠與曾國荃非常要好，共撐湘軍集團大勢，推薦他接任兩江總督，同時還極力照顧曾家，舉薦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任用曾國藩的女婿聶緝梁。由此更可見曾、左之間的”不和”實際上隱含著“真和”。但“和”不是湊合。不能為了和而放棄原則，做“好好先生”。“麵和心不和”、 “一團和氣”有時會成為累贅，反而壞事。

三國時吳將呂蒙鎮守陸口。吳主孫權打算趁蜀國的荊州守將關羽攻打襄樊、後備空虛之際進攻荊州，於是任命自己的堂弟孫皎與呂蒙共作領軍之將。呂蒙就直言不諱地說：“主公若以蒙可用則獨用蒙；若以叔明(孫皎)可用則獨用叔明。”呂蒙認為軍事指揮必須自主，專人專用；而孫皎作為孫權的堂弟，身份特殊，與之共事難免拘束。單純維護個“和”字，就可能貽誤戰局。孫權是聰明人，聽了呂蒙的意見，恍然大悟，便拜呂蒙為大都督，總製江東諸路軍馬；孫皎隻負責在後方接應糧草。呂蒙後來白衣渡江襲取荊州，與他敢於破除“一團和氣”，敢於直言取信是有重要關係的。

李元度與沈葆楨是至交。一次李元度推薦自己的一個族侄到沈葆楨處求職。沈葆楨招待了他幾日，發現不堪選用，就把他召來，問他家有幾口人，每年要多少銀兩便可生活。他回答說隻百金足矣。沈葆楨立即拿出千兩銀子勸他回去，硬是沒有分派差事。沈葆楨這樣處理，既沒有推卻友情，又堅持了原則。這就是“為和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