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讓權位以保全自身

曾國藩語錄：然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

自古封建社會為臣子者立下不世之功，無不為君主所忌。據說在湘軍光複武漢時，鹹豐帝一麵高興，一麵憂慮，說：“想不到曾國藩以一儒生，竟能做一番大事。”當時鹹豐身邊的

一位大臣當即說道：“曾國藩以侍郎開缺，與一鄉紳無異，自古英雄起於草莽間裏之間，豈不令人擔憂嗎?” 聽了這話，鹹豐帝皺緊眉頭，沉吟良久，慨然歎道：“去了半個洪秀全，來了一個曾國藩!”當時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剛剛開始走下坡路，而曾國藩的聲威，也沒有像攻破天京以後那樣如日中天。看來如果不激流勇退，所謂“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狡兔死．走狗烹”的命運，曾國藩是很難避免的。

清軍江南大營被再度摧毀之後，清朝綠營武裝基本垮台，黃河以南再沒有什麼軍事力量足以與太平軍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依靠他鎮壓太平天國革命。

那拉氏上台之後，又采取更加靈活的政策，讓他督辦四省軍務，身負昔日五位欽差大臣的職權，其目的不過是為了調動他的積極性，事權歸一，易於成功。

但是，自從進軍雨花台以來，曾國藩兄弟迅速擴軍，使曾國荃所屬由2萬餘人增至5萬人，曾國藩指揮的部隊由幾萬人擴大為12萬人，除於贛、皖厘金和數省協餉外，增辟

粵厘和湖南東征厘金，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漸生疑懼，感到這對它是一種潛在威脅。湘軍攻陷九滘洲，尤其蘇、杭各城相繼淪陷後，清政府的這種感覺與日俱增，隱隱感到自己的

最大威脅已不再是行將失敗的太平天國，而是手握重兵、廣攬利權的曾國藩了。

從這時起，清政府對曾國藩的態度就開始冷淡下來。其第一個表示，就是在曾國藩與沈葆楨爭餉時，有意偏袒沈葆楨，裁抑曾國藩。最後雖然以輪船退款解決了曾國藩的乏餉

問題，但從此曾、沈不和，使清政府基本達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與此同時，各省督撫也不像前幾年那樣對他熱情支持了，江西爭厘，他省協餉停解，就是明證。

清政府知道，雖然湘軍總數有30萬人，僅曾國藩直接指揮的部隊就有12 萬人，但內部派係複雜，各樹—幟，他的嫡係部隊亦不過隻有曾國荃的5萬之眾。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兩方麵的措施：一方麵迅速提拔和積極扶植曾國藩部下的湘軍將領，使之與曾國藩地位相近，感情疏遠，漸漸打破其從屬關係；清政府對曾國藩的部

下將和幕僚，如已經死去的塔齊布、羅澤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續賓、李續宜和當時尚在的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楊載福、劉長佑等都實行拉攏和扶植政策，使他們漸漸與曾國藩分庭抗禮，甚至互相不和，以便於控製和利用。而對於曾國藩的胞弟曾國荃則恰恰相反。1863年5月曾國荃升任浙江巡撫之後，雖仍在雨花台辦理軍務，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屬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單折奏事的。曾國藩遂讓曾國荃自己上奏軍情，以便攻陷天京後搶先報功。不料，奏折剛到立遭批駁。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撫任，不準單折奏事，以後如有軍務要事，仍報告曾國藩，由曾國藩奏報。曾國藩恐曾國荃心情抑鬱，言詞不遜，在奏折中惹出禍來，特握頗有見識的心腹幕僚趙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營，專門負責草擬章奏谘察事項。

曾國荃攻陷天京後，當天夜裏就上奏報捷，滿心以為會受幾句讚揚，不料又挨當頭一棒。上諭指責曾國荃破城之日晚間，不應立即返回雨花台大營，以致讓千餘太平軍突圍。語氣相當嚴厲。事情發生後，曾國荃部下各將都埋怨趙烈文，以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當言詞引起的。趙烈文則認為，這與奏折言詞無關，而完全是清政府節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則，杭州城破時陳炳文等lO多萬人突圍而去，左宗棠為何不受指責?幸好有人將李秀成捆送蕭營，否則曾國荃更無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並不就此了結，而是步步進逼，揪住不放。數日之後，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銀下落，令曾國藩迅速查清，報明戶部，以備撥用。尤其嚴重的是，上諭中直接點了曾國荃的名，對他提出嚴重警告。上諭說：“曾國藩以儒臣從戎，曆年最久，戰功最多，自能慎終如始，永保勳名。惟所部堵將，自曾國荃以下，均應由該大臣隨時申儆，勿使驟勝而驕，庶可長承恩眷。”這無疑是說，曾國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難以“永保勳名”，“長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數語，暗伏殺機。

曾國藩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曆史知識，熟悉曆代掌故，當然能品出這些話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況，曾國荃確實非常驕傲，以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勞。後來曾國藩對趙烈文說：“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歸功於己。餘常言：‘汝雖才能，亦須讓一半與天。’彼恒不謂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後，就成為曾國藩思想上最緊張的時期。他

心裏很明白，如何處理好同清政府的關係，已成為能否保持其權力和地位的關健，而正確認識並擺脫自己目前的這種政治處境，則是他麵臨的迫切問題。

曾國荃在功名事業漸趨全盛的時候，還存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心念，這與曾國藩的憂讒畏譏、常怕盈滿的想法，恰成強烈的對比。所以曾國藩在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要曾國荃時時以此為戒，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切實實踐．他在這些地方看得破，認得清。所以他在一開始就有這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戒懼心情了。

他在削平太平天國之亂，湘軍聲威達於極盛之時，毅然以“湘軍作戰年久，暮氣已深”為理由，奏請裁湘軍歸鄉裏，明白表示無挾軍權以自重的態度。至於湘軍的遣散，遠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國藩兄弟就曾經有所商討，而非曾國藩個人的最先主張。

裁軍最早的動機，當在同治三年正月，金陵合圍之後，因為勝利在望，此時已可開始思考善後問題。曾國藩在2月初2日致曾國荃信中，確已透露．曾國荃則表示速裁全裁，

也與當時鬱憤的心情有關，在曾國藩家書中皆可找到二人裁軍的藍圖與構想。

金陵克複之後，鐘國荃堅辭任官，申請回籍休養，所部必需裁撤是自然之理。隻是曾國荃先行回籍，而裁軍之事，則留與曾國藩料理。至少可見，湘軍之裁撤與曾國荃的引退有密切關係。

至於遣散湘軍，從曾國藩一方麵的考慮，可簡約地做幾點分析。

其一，戰後遣軍，為用兵常規，原為境兵將帥所需考慮。這是根本。

其二，曾國藩既居高位，又建大功獲祟爵，原已憂畏權重，豈可久掌兵權，徒增讒忌。遣散湘軍，正所謂保泰持盈之計。

其三，湘軍合圍金陵．成功在望，反而使神忌鬼瞰，曾氏兄弟實已陷於群疑眾謗之中。功成之後，更要解兵權以釋嫌怨。

其四，金陵城破，湘軍將校飽掠錢財，非常想返鄉置產，鬥誌已懈，銳氣全消，使曾國藩籲嗟於湘軍暮氣之深。此乃亦不得不裁。

其五，湘軍所恃軍餉，主要依靠湘、鄂、皖、粵、蘇五省厘金，軍務完竣，各省紛紛要求裁撒厘局．軍餉無所出，無以維係龐大軍力。

其六，曾國藩既知湘勇不可複用，而與李鴻章相商，淮軍補湘軍的弱點。淮軍得以不載，固然是應曾國藩的需要，也是李鴻章所希望的。淮軍竟然能夠不加遣散，因為李鴻章

自有運用經營之法，並非故違國家定製。

總而言之，曾國藩毅然裁撤湘軍，實際上是完全為應付那群反湘軍派而不得不如此的。

曾國藩早已知道，那些清軍將領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討厭曾國藩這班書生風頭太健，常想懲罰一下他們。清軍中有一位高級將領，名叫勝保，海戰必敗，每敗必保，時人稱之為“敗保”。他最討厭曾國藩兄弟。蔡壽祺跟敗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彈劾曾國藩。曾國藩先裁湘軍，以免授人以柄，就是這個關係。

還有一個比反湘軍振力量更大的運動，就是湘軍造反運動。反湘軍派除彈劾外，又由軍機處命令曾國藩，呈報曆年經費開支帳目。這等於要湘軍的命。打了十多年爛仗，你們

不發軍餉，由我募捐抽厘，七扯八揍，勉強開支過去。這一筆爛帳，請問如何報銷?

湘軍將領聽到這一消息，無不義憤填膺，決心造反。曾國荃、左宗棠、彭玉鱗、鮑超四人，召開了玄武湖會議，議決肅清君側。此議雖被曾國藩壓下，而湘軍將領反清情緒，仍沒有消除。曾國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毅然裁兵，這也是一個原因。

在裁軍上，曾國藩的計謀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戰事尚未結束之前，即計劃裁撤湘軍。他在兩江總督任內，便已拚命籌錢，兩年之間，已籌到500萬兩。錢籌好了，辦法擬好了，戰事一告結束，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錢，裁兵費早已籌妥了。

裁兵經費籌妥了，裁兵辦法擬好了，隻等勝利的到來。同治三年6月16日攻下南京，取得勝利，7月初旬開始裁兵，一月之間，首先裁去1．5萬人，隨後也略有裁遣，人說

招兵容易裁兵難．以曾國藩看來，因為事事有計劃、有準備，也就變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

裁去多少?曾國藩不是傻瓜，不會一次裁光。最高的估計，大概裁去二分之一，約3萬人左右，剩下來未裁的還有3萬人。這3萬人，一部分由曾國荃統率。光緒十三年，我

們還可見曾國荃有關湘軍的秦議。一部分由左宗棠帶往西北去了。一部分水師由黃翼升統帥。其他中下級幹部，轉入淮軍去了。

實際上並未大裁特裁，清廷如果逼得太急了．曾國藩的手下有的是兵，要蠻幹，大家蠻幹，要曾國藩做年羹堯，他是不幹的。

但是，軍可裁，官不可不做，曾國藩在領兵作戰時，一再請求回家為父母服喪終製，而戰事終了後，何以從不提及此事，這點仍和他的憂畏有關。

曾國藩在削平太平天國之亂後，皇帝封他為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他是事實上的湘軍領袖，凡是湘軍出身的將領，無論是執掌兵權抑或出征疆場，都視他為精神上思想上的領導者，而湘軍在裁遣之後，被藏者多至數萬，功名路斷，難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情不滿。

曾國藩如果在此時請求解官回籍終老，皇帝當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鄉間之後，以一個在籍鄉紳的地位，忽然為一群圖謀不逞之人所挾製，並奉之為領袖人物，即使曾國藩知所自處，而對清朝政府來說，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如果清政府懷有過人的恐懼，曾國藩之辭卸官職，正表示他有不願繼續為朝廷效力的意願，那就更容易發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國藩在此時一方麵自動解除兵柄，一方麵更留在兩江總督任上繼續為清政府效力，決不輕言去留，無疑正是使清政府絕對感覺放心的最好辦法。試看他在兩江總督任內因奉旨剿撚而不以勞苦為辭，逢到軍事失利，立即趁機推薦李鴻章自代。亦無非仍是遠權勢麵避嫌疑的做法，不過在表麵上不太顯露痕跡而已。至此，我們當然要相信曾國藩之功成不居與遠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貫作風了。

曾國藩說：“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這確是帝王專製時代的殘酷現實。

所以曾國藩大刀闊斧裁撤湘軍，高官卻仍然要做，這也是消除清廷疑忌的一種手段。

鹹豐帝曾經仰天長歎：“去了半個洪秀全，來了一個曾國藩廣當時還隻是剮剛光複武漢，洪秀全剛走下坡路不久，而曾國藩也還沒有光複金陵時那樣如日中天。看來曾國藩防危慮敗，製之機先的藝術，的確非常人所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