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先見之明才能勝出

將帥除了安邦定國之外，還肩負著剿除叛亂的責任，因此先見之明就顯得尤其重要。在這一方麵，曾國藩也有著過人之處。

曾國藩的先見之明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麵：一是建立湘軍，一是倡辦洋務。

清朝自道光皇帝開始，各地農民反抗清朝統治的鬥爭連綿起伏，起義接連不斷；到鹹豐皇帝時期，太平天國運動蓬勃興起，西部的苗民、西北的回民和各地的天地會也舉起抗清大旗，清朝麵臨著嚴重的統治危機。

然而，清朝建國之初十分強大的綠營兵和八旗兵在鎮壓“叛亂”中，簡直不堪一擊，屢戰屢敗，根本不能讓清王朝的最高統治者有安寧感。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有一支新的武裝部隊來鎮壓“叛亂”，維護清王朝的統治。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以曾國藩為首的湘派人物組建了一支全新的武裝——湘軍。

為了加強湘軍的作戰能力，曾國藩采取了大刀闊斧的軍事改革，針對綠營的腐敗，用新的戰略思想、新的營製、新的招勇辦法，使湘軍成為一支完全不同於綠營的隊伍。後來的事實證明，曾國藩的治軍思想是非常正確的，如果不是湘軍，也許清政權就會在太平軍的進攻下陷於崩潰。

曾國藩組建湘軍是他在軍事上的先見之明的表現。而倡辦洋務，在國內率先建立洋務工廠，則是曾國藩從長遠角度出發，希望富國強兵抗禦外侮的又一種先見之明的表現。

一向自視為“天朝大國”的清王朝，在道光年間突然遭遇外國勢力“船堅利炮”的進攻。在”外夷”的炮火之下，清軍雖然不乏勇敢作戰、堅決抗敵的將士，但還是一敗再敗，結果在兩次鴉片戰爭中都被迫簽訂屈辱條約，使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

麵對這種被動挨打的局麵，林則徐、魏源等有識之士首先提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思想，但是並沒有得到多少人的響應。

鹹豐末年，馮桂芬寫了《校邡廬抗議》一書，提出應仿行西法，革除中國傳統政治的各種弊端，並在書中將自己的詳細觀點和建議一一列明。書成之後，馮桂芬送了一本給曾國藩。當時曾國藩正任兩江總督：他也正在尋找救國之路。曾國藩敏銳地觀察到時局已經在發生天翻覆地的變化，“時勢日艱”的日子已經到來，因此感歎“天道五十年一變，國之運數從之”。當他看到馮桂芬的書後，連稱是一本好書，不過又認為雖是“名儒之論”，但書中所提出來的主張卻多數難以實行。

清軍在兩次煙片戰爭中的慘敗，使曾國藩體會到了洋槍洋炮的厲害，於是在借助洋人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同時，他也在思考著將來對付洋人的法子。當時，清朝內部有許多人提出購買外國的火輪船鎮壓太平軍，得到了清政府的批準，並從英國購買了7艘輪船，打算“先以火輪兵船掃清江麵，即以炸炮、火箭等器用攻堅城”。對此，曾國藩也持讚成意見，但是他又認為應該將目光放得更長遠一些，主張購買外國武器不僅是要鎮壓太平軍，還應該保衛海上安全。他在同治元年(1862)的一件奏折中說：“購買外國船炮，近以剿辦發逆，遠以巡哨重洋，實為長駕遠馭第一要務。”從這件奏折中，我們可以知道，曾國藩是將抵禦外侮與鎮壓起義軍相提並論的。

在另一封信中，曾國藩更加清楚地表明了他的這一思想：購買洋船之議始於鹹豐十一年五月之杪，國藩於七月十八日複奏，稱為救時第一要務，蓋不重在剿發逆，而重在陸續購買，據為已有，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持。

在這封信中，曾國藩清楚地說明了自己的意見就是重在使“英法亦漸失其所持”，購買之後招募能工巧匠模仿製造，而將鎮壓太平天國的任務放在了次要位置。

可見，從這時開始，曾國藩心中就在想著如何師夷長技以製夷的事情，而這是同時代的其他人還沒有思考到的。

同治元年(1862)，曾國藩就在安慶設立軍械所，這是近代中國人學習西方的第一次嘗試。曾國藩將注意力放在了製造輪船上麵。當安慶軍械所剛一創辦，他就任命幕客徐壽、華蘅芳試造輪船。當徐、華終於造出一艘還不怎麼完整的輪船——”黃鵠號”時，曾國藩欣喜異常，在日記中寫道：“竊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為主，彼不能傲我有其所不知矣!”

三年後，由李鴻章主持的江南製造局在上海高昌廟創立。這時，太平軍已被鎮壓下去，曾國藩已經認識到民族矛盾正成為主要社會矛盾。他在給李元度的信中說：“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務為最巨”，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以應對將來的外患。為了支持江南製造局，曾國藩多次撥款給製造局，並於1867年製造出一艘輪船，曾國藩親自取名為“恬吉號”。

為了學習外國先進技術，曾國藩還專門聘請外國工程師和工匠指導中國人，又派專人編譯圖書，翻譯有關製造機械船炮的外文書。而另一個更女的舉措則是派遣留學生出國，首開中國留學之風潮。可以說當時國內各地之所以對西學開始有所了解，不能不歸功於曾國藩等人的先倡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