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形勢而屈伸並用

曾國藩語錄：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

對於屈伸之道，曾國藩有如此理解：

《揚雄傳》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龍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孫，即屈也。此詩畏高行之見傷，必言孫以自屈，龍蛇之道也。

鹹豐四年(1854)春，曾國藩湘軍已成規模，陸軍、水軍、炮兵均已編定並訓練完畢，可以作戰。曾國藩初次出兵，兵分兩路救援湖北。水軍行至嶽州時，忽然刮起了大風，幾十艘戰船沉入江底，湘軍溺死者不少。陸軍戰況亦不佳，在頭號樓峒與太平軍相遇，大敗。湘軍出師不利，曾國藩被革職，依旨降二級調用。

同年八月，曾國藩率領湘軍轉戰湖北，攻克武漢。捷報傳人宮廷，鹹豐皇帝非常高興，當即批下旨文：力沛殊恩，以酬勞勳，曾國藩著賞二品頂戴、督理湖北巡撫。然世事難料，曾國藩所寫辭謝奏折抵京前，卻又得聖上旨意，湖北巡撫之職另有人選。曾國藩無奈，隻能以侍郎身份帶兵作戰。

次年，曾國藩率領湘軍入江西，屢吃敗仗。

經曆了這幾場戰爭，曾國藩感受頗多。首次出戰，兵敗後立即被削官，爾後，作戰順利，清廷不賞也罷，既然賞了，就不應該出爾反爾。想到這些，曾國藩難免心中有些許不平。後來幾場戰爭中，戰況總是不佳，輿論紛飛，更是令曾國藩身心憔悴。

鹹豐七年(1857)二月，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病逝。曾國藩乘機上奏，欲回家服喪。按照規定，奏折呈上後，應等待朝廷發下諭旨才可行動，否則會受到嚴懲。但曾國藩沒有按規矩辦事，呈上奏章後便動身回家。他之所以有這分膽量，是因為深知自己所建湘軍是清政府的支柱，沒有湘軍，清政府不會長久。果然如此，清廷不但沒有為難曾國藩，反而準許他回家守孝三個月，並賜給他幾百兩黃金作為治喪費用。

曾國藩立誌要報效國家，為何在作戰期間卻顧小家而舍大家?的確，曾國藩雖在家守製，然而心卻從未離開戰場。但為了引起清政府的重視，得到軍權，曾國藩不得已而為之。

假期已過，曾國藩沒有動身回營，仍在家中守製。鹹豐皇帝催他領兵作戰，曾國藩卻上疏道：“自問本非有為之才，所處又非得為之地。欲守製，則無以報九重之鴻恩；欲奪情，則無以謝萬節之清議。”不僅如此，曾國藩還乘桃表承自己要在家終身守製，故意向朝廷請求辭去兵部侍郎，並提出”非位任巡撫，有察吏之權”。鹹豐皇帝自然洞悉曾國藩的要權之意，讓曾國藩沒有想到的是，鹹豐皇帝果真削了曾國藩兵部侍郎的職位，收了他的兵權，並朱批道：“江西軍務漸有起色，即楚南亦變肅清，汝可暫守禮廬，仍應候旨。”可見，形勢的好轉是造成曾國藩要權不成功的原因之一。

曾國藩無奈，繼續在家守製。他終日反思，決定以大局為重，不再要權，隻要能夠重返戰場就可以。

在守製期間，曾國藩看似無所作為，其實不然。曾國藩畢竟是湘軍的創建人，湘軍中的各方首領都是他悉心栽培起來的。盡管曾國藩遠離戰場，但他與湘軍將領之間仍然保持著聯係。一些湘軍將領不斷向朝廷上奏，希望曾國藩能夠重返戰場。但是，因為當時各，路湘軍紛紛傳來捷報，使得鹹豐皇帝認為沒有曾國藩也可，終究沒有同意起用他。

鹹豐八年(1858)，石達開率領的太平軍攻打江浙一帶，並將常山等地攻克。胡林翼趁機上奏，鹹豐皇帝不得不下旨令曾國藩出山，曾國藩當即受旨，火速趕往軍營。

曾國藩以龍蛇來闡明屈伸之道，並將自己的理論用到了實踐中，這就是他的高明之處。 鹹豐十二年(1862)，鹹豐帝逃往熱河。途中，他命令曾國藩派鮑超前去支援。鮑超是湘軍大將，作戰勇猛，是曾國藩的一位得力助手。當時，太平軍還沒有被鎮壓下去，如果按鹹豐帝諭旨，讓鮑超帶兵北援，無疑削弱了對抗太平軍的戰鬥力。另外，一旦鮑超前去支援，清廷肯定會把鮑超及其所帶湘軍交由勝保統一管製。勝保是一個對湘軍極為仇視的人，鮑超一旦歸於其麾下，處境定會很危險。但北援一事又關係到“勤王”，故不能對此事置之不理。 考慮到以上幾點，曾國藩頓時感到矛盾，不知道如何是好。於是，曾國藩召來了文武官員以及幕僚，集思廣益。

眾人中大多數認為這是一個立功的好機會，如果此時不派兵入衛，等於將機會留給了別人，因此提倡讓鮑超帶兵北上。對鮑超本人來說，他也是願意的。但當時仍在曾幕府中的李鴻章卻不這麼認為，他認為帶兵入衛沒有實際意義。英法聯軍逼近京城，最終會議和，不會發生戰爭。與英法聯軍相比，太平軍是頭等威脅。此時派兵北援，隻會是徒勞。

曾國藩經過分析後，覺得李鴻章的分析非常有理，他立即上疏，其中有“鮑超人地生疏，斷不能至，請於胡、曾二人酌派一人進京護衛根本”等語句，但實際上卻遲遲按兵不動，靜觀形勢變化。

後來，事情與李鴻章預料的大致相同。英法聯軍同意和清廷和解，而河南、陝西等省的巡撫接到諭旨後，不加考慮便匆忙帶兵前去支援，結果帶著一身疲憊無功返回。

當初，鮑超聽說曾國藩不讓他帶兵入衛，很是生氣，故意流露出不滿之情。曾國藩知道後，讓胡林翼開導他。在給鮑超的信中，胡林翼寫道：“滌帥與我都深知勝保為人忮忌貪詐，專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將，弟若北援，無論南北風氣異宜，長途餉項軍火，無人主持，且必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弟若知滌帥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涕零之不暇……”弟於世事太愚，當一心敬事滌帥……”

在這件事情上，曾國藩屈伸並用。鹹豐帝傳來諭旨，曾國藩廣納眾議，再具體分析，最終提出抗旨：而對待自己的良將鮑超時，卻讓胡林翼苦口婆心地開導他。曾國藩的屈伸之道又可見一斑。

鹹豐十年(1860)至鹹豐十一年(1861)，湘軍經過近兩年的持久戰，最終將安慶攻陷，這對太平天國運動的平定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安慶之所以能夠最終被攻克，與曾國藩的決策是分不開的。

鹹豐三年(1853)，太平天國在金陵建都，改金陵為天京。向榮奉命，以欽差大臣的身份率軍圍攻天京。他率大軍抵達天京後，便在城外建了大營，與太平軍進行了長達三年的苦戰，以失敗告終，向榮戰死。

太平軍一天不滅，清政府一天不能安心。時隔兩年，即鹹豐八年(1858)，清廷再次下令攻打天京。在此次攻城中，和春為欽差大臣，與提督張國梁並肩作戰。抵達天京後，二人指揮清兵在城外高築營壘，深挖壕溝，並建起江南和江北兩大營，氣勢和規模都相當龐大，大有不攻破天京誓不罷休的氣勢。

鹹豐九年(1859)，江北大營被太平軍攻破。天京是太平軍的首腦所在地，也是建都之地，天京的失守就意味著太平天國的覆亡。為了保衛辛苦建立的王朝，太平軍將領和士卒奮力抵抗著清兵的進攻。

雖然江北大營被破，但江南大營卻仍然屹立在城外，太平軍統帥洪秀全不得不為此擔憂。為了攻破江南大營，解圍天京，太平軍各路將領共同商討破營戰略，得一可用之計。

鹹豐十年(1860)，李秀成依計行事，率精兵對杭州城發起了猛烈進攻，浙江巡撫被太平軍打死。浙江告急，清政府無可奈何，隻得從江南大營中抽出部分兵力前去援救杭州。這樣一來，清政府即中計。隨後，李秀成火速趕往天京，與天京城內的太平軍對清軍進行內外夾擊，攻破了江南大營。

此時的清朝統治階層充滿了恐懼和驚慌，八旗軍已經不能成為保衛他們的屏障，隻有依靠曾國藩的湘軍。當時的局勢對湘軍極為有利。可以說，太平軍幫了湘軍的大忙，為湘軍以後的獨立和強大清除了障礙。

危急之中，清政府不得不重用曾國藩。李秀成剛開始進攻杭州時，曾國藩已經接到清政府前去支援的命令。此時，曾國藩正在攻打安徽，他拒不調兵東下。清政府以為曾國藩又乘機要權，便任命曾國藩為兵部尚書，並出任兩江總督。然而，曾國藩仍然沒有調兵。

其實，曾國藩這次抗旨是另有打算的。他認為，蘇、常之地的地理位置遠沒有安慶重要。如果按照清政府的命令，暫緩對安徽的進攻，轉而調兵支援蘇、常等地，無異於丟帥保車，到最後又會重蹈前幾次失敗的覆轍，造成“賠了夫人又折兵”的後果。

因此，曾國藩絲毫沒有動搖自己的作戰方略，盡管派出了部分兵力東下支援，但仍將攻打安徽作為重中之重。

在曾國藩攻打安徽、圍攻安慶的過程中，時勢發生過一些變化，曾國藩總是靈活應付，死死盯住安慶不放，最終取得了主動權，迫使安慶城內的太平軍與湘軍決戰，從而將其打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