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事盡力，對己自修

曾國藩說：“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輩當盡人力之所能為，而天事則聽之彼蒼。”這就是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薛福成認為曾國藩有建樹的品勝原因是由於他宏毅的個性。他說：

“道光、鹹豐時期，國內一直和平穩定，許多臣子幕僚都認為平安無事，因而拘謹於文書法令，在那兒老老實實按部就班地混日子。突然有賊寇舉事造反，結果沒人能製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臨頭隻會趴倒在地，互相對望而毫無辦法。曾國藩當時隻是以卿的名義奉旨治喪在家，接到命令馬上組織鄉兵出去。打破舊的規章的束縛，自己創立軍隊編製，和叛軍孤身奮戰作戰。當時，反賊像決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勢頭凶猛，別人都束手無策，隻有曾國藩奮起抵抗，四處戰鬥。結果由於孤立無援，進退兩難。但即使如此，曾國藩仍然堅守節操，絲毫不受困難的影響，信心沒有一點受挫，默默忍受著艱苦，從容指揮，不論文武將相名賢，凡是有才能的都舉薦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後成功收複失地、平定叛亂，社會得以安定，其事業也由此中興。從前曾子談到士子的任重道遠，必然講其品性上的宏毅，像曾國藩這樣挾持亂世，成就的確很大，可以稱得上是宏毅的人吧？這裏的‘宏毅’也是從其不做看客，堅持到底的作為中表現出來的。”

龍夢蓀在《曾文正公學》中認為，曾國藩在品德、事業、學問上的成就，所以光輝千古，在於他品性的強毅和謙謹。他說：“曾國藩作為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品德修養和事業學問都取得巨大成就，可以稱得上光耀宇宙，即使是婦人小孩也欽佩他。他是如何取得這麼巨大的成就的呢？我曾讀過他遺留下的集子，反複研究，才找到他的成功所在，全都是從他品性的強毅、謙謹而來。正是因為他有堅強的毅力，所以才不斷勉勵自己去追趕前人的腳步；獨來獨往，自成一套，以免庸俗。即使碰到人世間比較艱苦的境地，也絲毫不動搖自己的信念，即使遇到千難百折，也不改變自己的誌向，堅貞的人懷有必勝的信念，因此不為外界的疑惑而迷惘；虛妄的人必然不自信，這一點古人確實說得不錯。正是因為他謙虛謹慎，所以總認為事情沒有止盡，因此不敢恃才自傲。待人接物，小心翼翼，絕不敢有所怠慢。處理公務、事業，唯恐有所疏忽。因為事情變化莫測，推斷有可能出現失誤，所以經常思考並且廣泛地征求他人意見；又因為國家公務千頭萬緒，怕自己的才能和力量難以勝任，所以舉薦賢能共同圖議；他的學問之所以突飛猛進，道德情操之所以高尚，功績文章之所以光耀寰宇，確實是因為日就月將，有本有源的結果。”

龍夢蓀所舉的“強毅謙謹”，薛福成所說的“宏毅”，雖然二者措辭略有不同，但大體上是一致的。隻不過薛福成是單就事業功績來說的，龍夢蓀兼談了曾國藩的道德學問、功業文章，二者在意趣方麵又有不同。曾國藩之所以強毅謙謹，自然是因為稟性倔強，不自甘於頹廢消沉。

曾國藩在家書中這樣說過：“人當自強。但是否如沅弟（曾國荃）所說自強者總能勝人一籌，我大不以為然。至於說到一個人的強大，在我看來，不外乎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三種情況。曾子的‘自反而縮’，也就是孟子將仁義和謙虛集於一身的強大，這種強大與孔子告知弟子仲由的強大，大概可以久長。另一種強大是鬥智鬥力，這種強大就是逞強或逞能，有因逞強而大興的，也有因逞能而大敗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楊素，這些人的智力可以說都是橫絕一世的，但是他們的失敗禍害也非同尋常。近世如陸、何、肅、陳等人都是我們所知道的自封的英雄，但他們中間沒有一個得以保其終身的。所以，我們在自我修養上求強是可以的，但在逞能鬥狠上求強就不行了。由此看來，那些喜歡布施於人的人，就像那些喜歡逞強鬥能的人一樣，他到底強大還是不強大都是一件尚未可知的事情。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也是君子不屑一顧的方式。”

曾國藩認為逞強鬥狠，說到底就是要獲得對他人的超越感和優越感，從而謀求他人對自我的肯定、服從和尊敬。然而這種優越感的獲得往往以壓抑他人、傷害他人為代價。在某一時間、某一場合或某一範圍內或許確實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時間、另一場合或另一範圍內或又征服不了他人，那麼其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大。最後就會令自己陷入一個孤立的境地，結果隻能發現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難，所以逞強鬥狠終歸會失敗。

然而，如果一個人在自修處求強呢？此時你追求的不再是對他人的優越，而是自我超越，當然也就不會形成對他人的威脅或者傷害，也就不會存在征服與反抗的持久矛盾，因為這時所要征服的人不是別人，而是自己。在不斷修正自我、完善自我的過程中，所有的反抗來自於自身內部，是舊我對新我的反抗。這一反抗有時會刺激一個人更堅決更強烈地征服自我，由此，惡行得以消除，善舉得以光大，然後一個人的品行就在這征服與反抗中不斷改進，也就會因為不斷自修而完善和強大，這種強大是君子所要盡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