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曾國藩的齊家之“識”

“家”對每個人而言都是一個溫馨的字眼。“家和萬事興”是中華民族一直信奉的真理，曾國藩也不例外。他作為一代名臣，對於親人，他“孝”字當先；對於朋友，他懂得包容；在日常生活中，他勤儉樸素，自己以身作則，言傳身教，感染身邊的每一個人。

家和萬事興

同胞兄弟關係是一種非常可貴的關係，這種關係雖不像朋友之間那樣可以自主選擇，似乎是“天命”使然，但也正因為這一點而更使其珍貴不可多得。尤其由於身體內流淌著同一父母的血液，具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和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相關感。因此，同胞之間在最低水平上應該和睦相處，互相關心，互相愛護；在較高水平上，則應當結成一體，患難與共，互幫互助。

在人情淡薄、注重實利的今天，兄弟之間常常很難相處，更難以合作，而曾國藩兄弟數人，卻相互協助而一齊走上了戰場，成為在事業上患難相助的同誌，實在是難能可貴。尤其是曾國藩，無論是在京做官，還是戎馬倥傯之間，總是在百忙中給諸弟寫信，諄諄教導他們做人，頻繁督促他們的學業，關愛之情溢於言表。所有這些，都值得我們學習。

曾國藩全家兄弟姐妹共九個，他是曾家的長房長子又早有所成，因此在家裏的地位之高自然可想而知。曾國藩對待兄弟的態度，自是竭力地以德去愛護，而不是用姑息放縱來溺愛他們，他在家書中說：“至於兄弟之際，吾亦惟愛之以德，不欲愛之以姑息。教之以勤儉，勸之以習勞守樸：

愛兄弟以德也。豐衣美食，俯仰如意：愛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愛，使兄弟惰肢體，長驕氣，將來喪德虧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曾國藩自道光十九年進京，第二年十二月曾父進京，曾國藩的夫人歐陽氏、弟弟曾國荃、兒子曾紀澤也跟著進京。兩年後，曾父離開京城回湖南，曾國荃跟著曾國藩留在了京城。到了九月初，國荃卻“急切地想回去”。曾國藩不理解他想要回家的原因，再三地詢問，曾國荃終不肯說明是為了什麼，曾國藩想可能是自己什麼地方不友善或約束太嚴，得罪了弟弟，就對弟弟說：凡是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一定要說出來，千萬不要藏在心裏，如果我有什麼不對，你應當明說或暗示，我如果不聽，你可以寫信告訴家裏。但談了幾次，曾國荃終是一言不發，曾國藩為此事寢食難安，左思右想，不知何故。曾國藩沒了主意，便給父親去了一封信，表達自己的歉意，其言辭懇切，惜弟、愛弟、護弟之情躍然紙上。一年後，曾國荃仍執意歸家，曾國藩總算明白了其中原委，並為此事第四次寄家書給祖父雲：“年少無知，大抵厭常喜新，未到京則想京，既到京則思家，在所不免……又家中仆婢，或對孫則恭敬，對弟則簡慢，亦在所不免……且歸心既動，若強留在此，則心如懸旌，不能讀書，徒廢歸日。想此數層，故孫此即定計，打發他回，不複禁阻。恰好鄭萃田將去貴州上任，迂道走湖南省城，定於十六日起程，孫即將九弟托他結伴同行。”曾國藩的這封家書，雖瑣屑但詞意誠懇，雖繁累但情意真摯，其兄弟之情閃躍在字裏行間。

曾國藩共有四個弟弟，當曾國藩坐困江西、一籌莫展之時，他又常常想自己的身邊要是有幾個親兄弟幫助，一定比現在的這幫人可靠。他的苦處，曾國華等在湘鄉也明顯地感覺到了。曾國藩幾個月不通家信，便使他們心中極為不安。特別是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更是思兒心切，一連數日，茶飯不香，明顯消瘦，臉上的頰骨亦凸了出來。幾個兒子也成天圍著他，不知如何是好。曾府的氣氛壓抑得讓人有些喘不過氣來。

曾國荃和曾國華終於憋不住了，去找父親和其他的兄弟商議辦法。大家計議，總覺得不能在家中幹等著，應該找人幫助曾國藩一把。找誰去最合適呢？無非就是在長沙的左宗棠和在武昌的胡林翼。左宗棠雖與曾國藩有些矛盾，但畢竟是仗義之人，到了這種危急的時候，想他也不會撒手不管。至於胡林翼，曾家對他曆來不錯，這個人也最懂得講究大局，自然會想方設法幫助曾國藩。他們最後商定，分兩頭進行聯係，而將重點放在胡林翼的身上。於是，曾府給駱秉璋和左宗棠各發去一封信，請求他們組織援軍以解救曾國藩和他的湘軍部隊。

在家人的努力下，終於組成三支救援的隊伍開赴江西，於是曾國藩自此深深感到親族血緣的關鍵與珍貴。因而他也趕緊給兄弟送去溫情回報，再也不反對其弟弟進入軍營。

曾國藩很快就對他們都寄以厚望，他不斷給曾國華和曾國荃寫信，介紹帶兵、紮營和打仗的方法。還告誡他們，湘軍的特色之一在於它大量地招攬書生辦理營務，因而必須設法處理好與這些紳士的關係。他強調，軍營之中用紳士不比用官，紳士本無任事之責，又多有避嫌之念，誰肯挺身而出以急公事？所以，對於紳士，最好的辦法是獎之以好言，優之以薪銀。如果發現有一個好的地方，就要大加吹捧。如果發現有不好的地方，則要深藏不露。久而久之，他們就會為你所用。

此後，曾國華和曾國荃一直隨營軍中，而且很快各當一麵，曾國藩有了兄弟相助，底氣自然也足了許多。

在曾氏五兄弟中，以曾國藩和曾國荃二人天分最高，資質最佳，成就也最大。曾國藩的家書以給諸兄弟的為多，其中給曾國荃的家書最多。

這不僅是由於上下級關係之故，也是因為兩兄弟關係最為密切。鎮壓了太平天國之後，曾國荃因病而請假，在家裏休養了三年。其間撚軍勢大，曾國藩忙得焦頭爛額，幾欲請曾國荃出山，但又強壓製住這一想法，為曾國荃的病，也為他將來更為遠大的前程著想，曾國藩幾次三番地勸其暫緩出山，務必等假滿之後再出。為了不影響曾國荃仕途的發展，曾國藩竟然在信中說，等他歸來即自願退出仕途。

曾國藩是曾國荃的兄長兼老師，不僅在學問上，而且在修身、處世、治軍、治家等各方麵曾國藩都對其予以教導，其關係之厚，可謂兄弟間的典範。因此，當曾國藩死於兩江總督任上時，其弟曾國荃竟丟箸大哭，是毫不奇怪的。

“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於妻子而薄於兄弟”，而他“自問此心，覺無愧於兄弟”。他這麼說過，也如此做過，縱觀曾國藩家書，盡管曾遭溫弟、澄弟、沅弟的誤解，然其疼愛兄弟，一顆為兄者的熱切殷重之心，無時不溢於紙間。弟有成則賀，弟有隙則謀；容弟誤解己之為，但不容己縱容弟之錯，曾國藩在諸兄弟之間始終是一位如嚴父一般的“好大哥”。

有一次，曾國荃與曾國藩談心，其中大有不平之氣。曾國荃一下子給哥哥提了很多意見，最主要是說哥哥在兄弟骨肉之間，未能造成一種生動活潑的氣氛，不能使他們心情舒暢。曾國藩雖然對其稍稍勸止，但還是讓曾國荃把話說完了，二人一直說到夜至二更。在此期間，曾國荃還給哥哥提了許多別的意見，這些意見大都切中事理，曾國藩在一邊認真傾聽。

曾國藩是一個對自己要求十分嚴格的人，對兄弟子女要求也十分嚴格。要求一嚴，就難免提意見的時候多，表揚的時候少。曾國藩還是一個責任心和道德感十分強的人，凡是看不慣的、有違家法的事，他都會直言不諱地給予批評。曾國荃所提的意見實際上是說哥哥太嚴肅了。

曾國藩的可貴之處在於，他不理論，也不辯解，而是讓弟弟把話說完。既然人家有意見，即便你能堵住他的嘴，但堵不住他的心。有意見你就讓他把話說出來，說出來了心中就沒有不平之氣了，如果你把他的話堵回去，就隻能使他的不平之氣更添一分，於人於己都沒有好處。更何況曾國藩認為曾國荃也說得在理。

在兄弟之間，沒有一點齟齲是不可能的，不愛之以姑息同樣也是很難做到的，若由於或者愛之深切，或者怕產生隔閡，或者怕得罪兄弟，而總是不願開展批評，以為凡事忍讓著就可以萬事大吉了，則殊不知這往往就是分歧的開始。曾國藩絕不這麼做，他在適當的時候就會表現出自己的嚴厲。

曾國藩身為曾門長子，自度對諸弟之成長、發展擔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常常以自己未能勤於教導、督促諸弟，使其個個功成名就、德行完滿而暗自引咎自責，可見他是一個責任心極強的人。這一點在曾氏的生活行狀、國事、家事的處置等方麵皆有體現，而且他的責任心一方麵也與他獨特而過人的“硬、挺”功夫相關。想他當年初率湘勇出省作戰，屢戰屢敗，每每困於絕境，但竟能支撐下來，終獲全勝，實令人敬服。曾國藩一生對諸弟的教導、勸誡，也幾乎是達到了須臾不忘的境地，足見其耐心和忍性。

曾國藩一生花在四個弟弟身上的心血，並不比用在自己的兩個兒子身上的少。無論學問、人品、軍事、性情、養生、治家等，事無巨細，皆有所涉及。可謂為諸弟殫精竭慮，瞻前顧後，唯恐對諸弟有失，有負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