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改初衷，守好本分

一般而言，人總是隨環境的變化而調整、改變自己的行為的。而作為官宦之人，隨著位高權重，保護自己既得利益的傾向就容易越發加重。

胡林翼曾說：“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有過一句名言，說穿了士大夫的本質：“士子負笈而行時，以天下為易；跌蹶經營，一人高位，反成屍位。”曾國藩稱得上是權位越高責任感越重，越敢於負責任的人。他的直諫就鮮明體現了他忠誠為國、不顧個人安危的品質。

清朝自嘉慶以後，世風日下，至道光朝更成魚爛之勢。大小官僚耽於享樂，腐朽入骨，無人肯講真話、幹實事。如道光最龐信的宰相曹振鏞，在談到為官之道時公然說：“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這樣的官場，為自保功名富貴，圓滑彌縫，不負責任之風，已成為習氣。以至於鹹豐帝大罵群臣：“試問諸臣午夜捫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將來有不堪設想者矣！”“爾等甘為大清國不忠之臣，不亦愚乎？”相形之下，當時尚年輕的曾國藩就顯得氣宇卓邁，不隨流俗。他出身於湘鄉的普通農家，童年時還在湘鄉蔣市街賣過菜，離紙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遠；進京之後，又長期在翰林院讀書，沾染官場習氣少，保存的書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內外交困之際，就能挺身而出，於柔糜的官僚群體中，獨自表現出陽剛之氣。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這位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皇帝臨終前立下遺囑，說自己無德無能，丟盡祖宗臉麵，因此決定死後自己的靈位不進太廟，也不用郊配，不讓臣民祭奠他。這當然是對自己最嚴厲的懲罰了。由於道光帝的遺囑用的是“朱諭”，即親筆書寫，這就令他的繼承人不得不重視起來，因此，鹹豐帝即位後立即讓臣下討論此事，曾國藩當時是禮部侍郎，他責無旁貸地要拿出意見來。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認為“大行皇帝功德懿鑠，郊配既斷不可易，廟袱尤在所不行”。曾國藩經過十餘日的慎重考慮，上疏明確提出：進太廟應是確定無疑的，但無庸郊配一項，“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焉”。曾國藩詳細闡述不敢遵從的兩個理由，及不敢違背道光皇帝遺囑的三個理由。仍認為道光皇帝無庸郊配是對的。這等於說，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盡管理由是儒家的儀禮，但這是需要萬分勇氣的。因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隻是裝個樣子，並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況他的繼承人也不會聽任自己的父皇自貶自損，想抬高他還來不及呢！再者，大臣們已有明確的“公議”，曾國藩如此“不識時務”，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勝惶悚戰栗之至”這樣的話，也是坦露心思的真話。鹹豐帝的禦批雖有肯定之詞，但心中很不滿意曾國藩這個侍郎。但曾國藩認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個接一個地上，批評也逐漸升級，最後連剛即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第一道是《應詔陳言疏》，所述為人才問題，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墜廢，可謂極矣，吏治日壞，人心日澆”；又對如何培養人才、整飭吏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接著，又上《務陳日講事宜疏》、《議汰兵疏》、《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等等，分別對當時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諸問題提出了切要透徹的看法。

在《備陳民間疾苦疏》中，他指出了民心渙散將導致天下大亂的嚴峻現實：

“臣聽說國家貧窮不足為患，隻有民心渙散，則是最大的憂患。古代最富的時候是隋文帝時期，然而忽然滅亡了，原因就是失去民心；最貧困的時期莫過於漢昭帝初年，煞而又逐漸安定下來，是因為能安撫民眾……我皇上愛護民眾的誠心，大大超過以前。隻是因為那些太守縣令……不關心民眾的疾苦，致使聖主的德政不能到達民眾中，而民間的疾苦不能反映上來。”

在曾國藩所上的諸疏中，在當時影響最大的是《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

曾國藩指陳皇上缺失，第一條指出皇上隻是在小處謹慎，反而忽視大處，而且有時謹慎到不該謹慎的地方。每天察於小事，而對於國家的大計必然有所疏漏而沒有時間去深究了。所謂國家的大計，包括哪些方麵呢？

即如廣西一事，首先是安排人事，其次是審查衡量地方的利益，最後是對軍事需慎重其事。

第二個缺失是自上一年廣開言路以來，自然有至少一二個上乘之計，然而它們的歸宿，大抵都以“不用議”三字了結。其中有被特殊嘉獎的，如頒布詔令褒揚倭仁，但不久便將他疏遠到萬裏之外，降旨以答謝蘇廷魁，不久便將他斥為亂道之流，這些足以說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隻以納諫的虛文來掩飾。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專”：在最近的聖旨中，都說罷黜大權，由皇上親自掌握。最後的結果就是，朝中必然充斥大量阿諛奉承的人，可以肯定這種人絕對不敢說出一句逆耳的話而違背皇上的意圖。而稍有鋒芒的人，必然磨他的棱角而折損他的骨氣。一旦有事，則滿朝都是拖遝泄氣之流，隻是袖手旁觀，一籌莫展而已。

這一奏疏大有孟子批評專製的遺風。這樣激切亢直的諫疏，不但那些隻求保富貴的官僚們無人敢寫，就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曾國藩，也是壯著膽子頭一遭。據說，鹹豐審讀後，開始是發怒，將原疏擲於地；繼而又說：“拘執太甚，迂腐通”；再後來心裏平靜下來，為表示開明，又加以褒獎。

這幾次上疏，是曾國藩在這一時期的主要作為。這一方麵表現了他的政治抱負和遠見；另一方麵也顯示了他不諳世故、直道而行的書生本色。

幾篇諫疏使他在朝野內外贏得了敢於直諫、忠誠為國的政治聲名。從清廷到湖南老家，有許多人稱讚曾國藩的這種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給曾國藩來信，盛讚他不顧個人安危，上疏朝廷，並具體談了自己的想法，說：“今天才知老朋友的心。你能為民眾的痛苦而傷心，想拯桑梓於水火，起瘡痍而沐浴之，我表示欽佩。”

在曾國藩還沒有上書直陳鹹豐的過失前，他的同鄉好友羅澤南去信責怪曾國藩隻上言枝葉，不講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貪位之私心也；不務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後世苟且之學也”之話，曾國藩讀後，感觸很深。實際上，當時曾國藩已上書鹹豐，但羅澤南還不知此事。

當曾國藩接到好友的信後，說“與我上疏的意見相符，萬裏神交，真是不可思議”，立即將上書摘錄全文，請羅澤南閱讀並指教。並請山中老朋友如劉蓉、郭嵩燾、江岷樵、彭筱房、朱堯階、歐曉嶺等人，一一閱看。

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實情況後，對曾國藩更加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