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曾國藩的辦事之“識”

成功的人做事情都會小心謹慎，穩妥從事。作為一代名人，曾國藩認為，辦事應該兢兢業業，守好自己的本分，體恤民情，凡事都要努力，永不放棄，相信“自助者天助之”，這樣，事情一定會辦好。

兢兢業業，做好事情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曾國藩的人生信條。為實踐其人生信條，他曾在戎馬征戰的沙場中幾次想自殺，有記載最主要的就有四次。1860年，曾國藩被困祁門時，身處絕境，即作書告諸弟，等於一篇遺囑，“看此光景，今年殆萬難支持。然吾自1853年冬以來，久已以身許國，願死疆場，不願死林中，本其素誌。近年在軍中辦事，盡心竭力，毫無愧怍，死即瞑目，毫無悔憾。”

曾國藩幾次想要自殺，表麵上是他兵敗後自覺無顏見江東父老，內心裏卻是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所致。他要以死報國，以身詮誌。《禮記》中說：“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製。”意為大丈夫就是要為忠於職守而獻身。曾國藩表示：“不帶勇則已，帶勇則死於金陵，猶不失為誌士。”他還以袁簡齋的一句詩勉勵自己：“男兒欲報君恩重，死在沙場是善終。”

當處理天津教案時，曾國藩更是明知凶多吉少，但也不避禍害。當曾國藩接到去津門查辦教案的諭旨之時，正在病假之中。曾國藩這次病得很重，“重發眩昏”，“泄瀉不止”。他自覺日薄西山，朝不慮夕，甚至連壽木都命人運到了保定。曾國藩接旨之後深感教案難辦，怕辦不好，會致一生努力化為灰燼。幕僚勸他以重病難以勝任為由，請朝廷另選別人。但曾國藩不肯疏辭，他說：大將不辭刀頭死，豈因禍福避趨之。終還是決定要“力疾受命”。

臨行前，他給二子紀澤、紀鴻留下遺囑數條，強調此次或一去無以再返，但斷不肯吝於一死，以違效命之初誓。曾國藩向他們交代後事，諄諄囑托“以勤儉持德，以孝友持道”。交代說自己長逝後靈柩返南，謝絕一切，概不許收禮。所留奏稿、古文，絕不許刊刻流布等。留書之後，曾國藩率領趙烈文、薛福成、吳汝綸幾個幕僚和少許兵弁，冒著七月酷暑帶病登程。

天津教案不比其他教案，牽扯的國家眾多，它們是得到中國皇帝允許來傳教的英、法、美、俄諸國。各國聯合起來，對中國壓力極大；他們的軍事力量也遠比中國強大，因此中國絕不能輕言與這幾國洋人開戰；而反洋教的群眾麵廣，其中也包括政府官員和士紳。雙方力量都很強大，互不相讓，得罪哪一方都不好交代。並且，上諭明文令他“將為首滋事之人查拿懲辦”，讓他“持平辦理，以順輿情而維大局”，而絕不是讓他得罪各國，更不能把關係搞僵而引起國際爭端或武力衝突。

曾國藩日思夜想，無論如何也找不出兩全其美的好辦法。因此，他隻能采取“委曲求全”的策略處理天津教案，這引起了國人的強烈憤慨。當他決定把“天津地方官交部嚴議及捕拿‘凶犯’，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傳出之後，京津及各埠士人一片嘩然，“賣國賊”的罵聲隨之騰起。他的親友、同鄉、同年都不相信曾國藩會如此軟弱，等到得到證實之後都紛紛來信對其勸說、指責，而與他不相幹的官紳士人則對他大張撻伐，每天責問他的信件從京津、三江、兩湖各地寄至天津，這使他一下子陷入了被萬人聲討的輿論包圍之中。京師虎坊橋長郡會館、教子胡同湖南會館等處由曾國藩所題的匾額被憤怒的士子們當眾砸毀，並把凡有“曾國藩”之名者盡數刮掉，口吐、腳踏猶不解其恨。王闓運等名士、李鴻章等弟子、曾紀澤等親屬都懇切陳言，表示為曾國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慮此舉將使其一世英名毀於眾謗之中。

曾國藩本來就病得朝不保夕，加上這次莫可辯解的恥辱，使他病上加病。他也不願再多活一天，隻求早死，催著兒子把棺材做好，以備不測。

趙烈文、薛福成等人見曾國藩情緒極度低落，病情又日漸加重，都怕出意外，便日夜守在他的床邊，服侍勸慰。曾國藩心力交瘁，苦痛不堪，不想再多說話了，隻是反複地自言“內疚神明，外慚清義”。他後悔自己在“剿撚”無功之後，沒有“退處深山”，之後重回兩江之任和蒞任直隸總督，皆係畫蛇添足。

曾國藩回顧道光以來清廷“辦洋務”的曆史，無論是主戰的林則徐還是主和的穆彰阿，到頭來都沒有好下場。仗打敗了皇帝把責任推給林則徐；而國人斥罵《南京條約》屈辱賣國，皇帝又把賣國的罪名推給主張媾和簽約的穆彰阿。曾國藩自己受清政府委派處理天津教案，必須完全按照清政府的旨意辦事，他原已意識到自己要扮演穆彰阿的角色，替清政府去頂賣國賊的罪名。他的預料果然成了現實：當天津教案的處理結果公布後，國人不罵慈禧太後，卻單罵曾國藩，他成了眾矢之的。清廷也眼看著曾國藩變成他們的替罪羊、犧牲品，任憑他在社會輿論的猛烈攻擊下，完全處於遭受唾罵、有口難辯的困境，但卻不置一詞。但曾國藩對此明知而不懼，展示了他願為大清朝擔負一切罪名的勇氣。這與他對末世之官應以“心力勞苦為第一義”的認識是相通的。

後來，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在光緒四年奉命做出使英法的外交大臣。

在曾紀澤回答朝廷的問話時，慈禧太後以任勞任怨相勉勵，曾紀澤答道：

“臣從前讀書讀到‘事從君主能獻其身’一句話，認為人臣犧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看近來時勢，見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時須把性命看在第二位，聲名也要看得很輕，才能替國家保全大局。就像天津一案，臣的父親，先臣曾國藩，在保定動身，正是臥病的時候，就寫了遺囑，吩咐家裏人，安排後事，將性命不要了。等到了天津，又看事關重大，不是一死所能了結的，於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那時京城的士大夫咒罵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責。寄給朋友的信，常寫有‘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八個字，正是排除了聲名，以顧全大局。其實，當時的勢態，除了臣父曾國藩所辦理的立場更沒有別的辦法。”這一番話，把曾國藩犧牲名譽、忍辱負重的苦衷，充分地表達了出來，使慈禧聽後說出了“曾國藩真是公忠體國之人”的話。左宗棠曾說：“紀澤能說出他父親的實情，可以說是沒有辱沒他的父親。”這也是一個例證。民國時徐一士所著《曾胡譚薈》中說，“曾國藩是看名譽比生命重的人，所以摒棄了聲名以顧大局，無愧於‘公忠體國’。若是那些輕名重利之流，則未必可以像曾國藩那樣自我解脫。

曾紀澤在光緒元年出使俄國，改訂以前使節所簽的條約，給國家挽回了不少利權，他的外交手腕的過人，舉世共讚，足以為曾國藩爭氣。”慈禧也感歎曾國藩可算是真正的後繼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