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生之道，身心兼治

曾國藩精於養生。其調理元氣、護養心性的方法是：血氣剛強，要用安靜加以柔和；思慮深沉，要用坦誠忠直作為要求；勇敢堅毅但過於凶暴，要用經常的訓導加以輔助，使其不越正軌；行為急躁，要加以節製；氣量狹隘，要設法使其胸懷寬闊；品行卑下，貪圖小利，要用遠大的誌向進行激發；才能低下，學識平庸，要用良師益友進行輔導；舉止輕浮，生活懶散，自暴自棄，要使之明白由此引起的禍患；單純樸實，誠懇忠厚，則要使這種品行符合禮樂，並引導其學會思考問題。凡是調理元氣，護養心性的方法，最直接的途徑是依禮而行，最關鍵的是得到好的老師，最能發揮神妙作用的是專心致誌。以上就是調理元氣，護養心性的方法。

養心的根本是身心兼治。曾國藩的養心法是典型的身心兼治，因為一個人一生以老、莊為法，可能會失去進取心，也很難有所成就，更不用說能成大事了。本來，成大事與老莊的養心說是矛盾的。那麼，如何化解這個矛盾？曾國藩主張磨難波折時心要放得下、養得靈，不能因為身處困境而鬱鬱寡歡，那樣永遠不會有東山再起之日。基於這種看法，他對蘇東坡最為讚許，認為其是中國少有的榜樣。曾國藩說，在官場中混最不易，最易喪失威權與榮耀，其中也有一些“規矩”，這些規矩要獨運於心，在幕後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悅人，即保持一團和氣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好人搗亂。他最後說，蘇東坡犯了三大忌，幾次被貶，但可貴的是誌向操守不改，能順應環境的變化而生存。

在蘇軾看來，人之所以要對人間萬事超然曠達、隨遇而安，是因為人生太渺小、太短促了。那“破荊州，下江陵，舳艫千裏，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的曹操和“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周瑜，如今安在哉？曹操、周瑜這些當年叱吒風雲的英雄人物，隨著時間的推移，早已成為曆史的煙雲，如今到哪裏去尋覓他們的蹤跡呢？

歲月悠悠，宇宙無窮，人的生命猶如一顆稍縱即逝的流星：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哪複計東西？

人生短暫，萍蹤無定，人生的曆程如雪泥鴻爪，很快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沒有開不敗的花朵，也沒有看不完的好景，“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梨花怒放，柳絮飛舞，草色青青，滿城春色，人們在盡興地賞花遊春，可是“人生看得幾清明？”一個人的一生有多少盡興賞花的機會呢？有限的人生給人們帶來多少惆悵和迷惘啊！既然人生勝景難逢，聚少散多，別時容易見時難，那麼，又何必過分計較個人的名利地位、升沉榮辱呢？“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覺一念逾新羅。紛紛爭奪醉夢裏，豈信荊棘埋銅駝。”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很快就會在這個世界上消失。因此，汲汲於個人的物質利欲、富貴窮通、爭名於朝、爭利於市，就像在醉夢中仍你爭我奪，實在顯得太荒唐可笑。值得注意的是：蘇軾雖然意識到人生短暫，卻並沒有由此走到列子鼓吹的享樂主義、縱欲主義的道路上去，也沒有像魏晉名士們那樣，沉浸於生命無常、人生如夢、歡樂苦短、憂愁苦多的傷感中不能自拔。蘇軾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對待人生，認為人們應該“循物之理”，按照客觀事理和人的生命規律生活，隨遇而安，“餘以為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埋足而無憾”，隻有遵循客觀事理和人的生命規律，才能盡人事，終天年，做到死而無憾。

怎樣才能盡人事，終天年，死而無憾呢？蘇軾認為關鍵在於淡化功名利祿和物質欲望。“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少，而可悲者常多。”世人之所以樂少悲多，是因為他們拘泥於個人的禍福得失、汲汲於一己之富貴榮辱，不能超然物外。隻有超然物外，隨緣自適，才能樂觀曠達，“無往而不樂”。“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冊於物之外也”，“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遊哉，聊複爾耳”。正是由於蘇軾超邁曠達，無往而不樂，所以，他能在各種各樣的人生情境下，始終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和安寧。在順境，即使在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的春風得意之時，也沒有得意忘形、飄飄然不知所往；在逆境，即使是身陷囹圄或貶居流放，也沒有喪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氣。他總是在平凡甚至是困苦的生活中去體味生活的樂趣、生命的歡欣。“烏台詩案”後，蘇軾被貶居黃州，他不僅政治上失去了自由，行動上受到限製，而且飽嘗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我謫黃岡四五年，孤舟出沒風波裏。故人不複通問訊，疾病饑寒宜死矣”。同時，由於經濟上十分窘迫，為了維持生活，蘇軾不得不墾荒東坡，躬耕隴畝，“與漁樵雜處”。

麵對這樣孤苦寂寞的環境，蘇軾仍坦然自若，他善於從困苦的境地中擺脫出來，去尋找和發現生活中的美。

在嶺南和海南，他的處境更加艱難。在嶺南，由於無法適應當地的瘴霧毒氣，致使“旬日之間，喪兩女使”，連他最寵幸的愛妾朝雲也病逝了。在海南，他更是過著“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的生活。海南，在當時是人跡罕至的地方，流放海南者很少能得以生還，蘇軾也斷絕了生還北歸的希望。即便在如此困厄的境況下，蘇軾也沒有心灰意冷，仍然保持樂觀曠達的情懷。“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在蘇軾看來，一個人精神生活的快適，可以彌補物質生活的貧乏，助其戰勝外在險惡環境的煎迫，所以，在極端困厄的情況下，他仍“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正是這種超邁曠達、怡然自得的樂觀情懷，幫助蘇軾戰勝了人生道路上的重重險阻，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曆程。

曾國藩對韓愈、蘇軾的詩詞十分喜愛，認為字字句句皆如其人，他還把蘇東坡所做的能與自己心境相溝通的篇章單獨輯成，經常吟誦。

要想有健全的精神，應當先有健康的身體。要有健康的身體，對於養生之道，就不可以不留意。曾國藩論及養生之道認為：“養生之道，以‘君逸臣勞’四字為要。減少思慮，排除煩惱，二者用來清心，就是‘君逸’。常常行步走動，筋骨常動彈，‘臣勞’說的是這個。”

養生的方法，不但應當多多從事活動，以增進身體的健康，更應當減少煩悶，以保持精神的健康。

對於養生之道，曾國藩主張身心交養。他在給李希庵的信中說：“我認為治身應當以‘不藥’二字為藥，治心應當以‘廣大’二字為藥。”

這是曾國藩恪守他的祖父星岡公“不信醫藥”的訓導。在給弟弟的信中他說：

“服藥的事，我經曆很多。不僅是外表有病服用治標的藥劑最容易出錯，屬利弊各半，就是根本之病，服用人參、鹿茸之類也少有實際效用。

像胡林翼、李希庵，把參茸燕翅當作家常便飯一樣，也終於不能補救身體。我現在的調養方法，米飯一定要精，蔬菜用肉湯來煮，雞鴨魚羊豬，都要燉得極爛，又多用醬菜、醃菜之類。我認為這是天下最好的飲食，大補身體的沒有比這更好的了。《孟子》以及《禮記》所記載敬禮老者、侍奉雙親的方法都是如此。難道說古代聖賢都是愚蠢的，一定要像後代那樣喜好服食人參、鹿茸、燕窩、魚翅、海參才算是明智嗎？星岡公的家法，後人所應該遵守的有很多，而他的不相信巫師、醫生、地仙、和尚這一條，我兄弟尤其應該竭力遵守。”

不會養心，是自討沒趣；善於養心，就能助人不為外人所欺不為外物蒙騙。曾國藩是養心大師，且聽他一席話：

“首先要心安定，然後氣才安定；氣要安定，然後精神才安定；精神安定以後，身體才會安定。治理身心的最好辦法，是以自己的力量來戰勝它，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以頑強的意誌指揮氣，一種是以靜製動。凡人疲憊不堪、精神不振的時候，都是由於氣弱，氣弱則精神頹廢。然而，意誌堅強的人，氣也會隨意誌而改變。比如貪睡，如果立誌早起，就必然能夠早起。如百無聊賴之時，是氣疲乏四散。如果端坐而固氣，氣也必會振作，這就是以誌帥氣。久病則氣虛膽怯，時時怕死，困擾於心，就是做夢，也難以安靜。必須將生前的名譽，死後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種雜念，都全部忘掉。這樣，自然心中生出一種恬淡的意味來，寂靜之極，真陽自生，這就是以靜製動的方法。”

曾國藩每次論述養心的方法，雖然說法不完全一樣，但大體不外乎“懲忿窒欲，少食多動”八個字。他的日記中曾說：“養生家的方法，沒有比‘懲忿窒欲，少食多動’八個字更重要的了。”

“懲忿窒欲”，在於求得精神的健康，可以叫作“心理的修養”。曾國藩對“懲忿窒欲”的說法，闡述得很詳細，如給他的兒子紀澤的信中說：

“我對於所有的事，都遵守‘都在我這裏，聽憑自然’的這兩句話，即使養生之道，也是這樣。身體強壯的如果是富人，會因為戒除奢侈而更加富有；體弱的如果是貧窮的人，會因為節約而能夠自己保全。節儉不僅僅是飲食男女之事，即便讀書用心，也應當節儉，不便於太過。我在《八本》篇中說過‘養生以少惱怒為根本’，又曾教你胸中不應當太苦，須要活潑快樂地修養一段生機，放棄掉所有的惱怒。既戒惱怒，又知節儉，養生之道，已‘都在我的掌握中’了。此外，壽命的長短，有沒有病，一概‘聽其自然’，不必產生很多幻想去計較它。凡是想多吃藥，祈求神仙，都是妄想。”

將“懲忿”解釋為“少惱怒”，將“窒欲”解釋為“知節儉”，可知曾國藩並不是厭世悲觀的人，他並非意指要把我們人的一切欲望絕對禁止，不過是提出要節製而已。

無論是“以意誌統誌氣”，還是“以靜製動”，大體上都是強調重視精神修養，以保持心理的健康。在曾國藩回複胡林翼的信中，有“寡思”

的說法，意思也是重視心理健康。其中說道：“古人說‘少說話來養氣，少看東西來養神，少想事情來養精神’。你那裏好朋友很多，難以少說；書信如麻，難以少看；或許用少想來稍稍休息一下吧？”

清心就可以寡欲，飽食卻足能傷體。對於養生的道理，曾國藩曾說應當從睡覺吃飯中細心體會。他的日記中說：“養生的道理，應當從睡覺吃飯細心體會。吃平日飯菜，隻要吃得香，就勝過珍貴藥物。睡覺不在於多睡，隻要實際上睡得香，即使片刻也是養生了。”

在另一封信中說：“紀澤身體也弱，我教他專門從眠食二字上用功。

睡眠可以滋陰，飲食可以養陽。養眠也貴有一定時刻，要戒除多思多慮。

養食也貴在一定時間，要戒除過飽。”

“少食多動”，在於求得身體的健康，可以叫“生理的修養”。曾國藩重視“少食”。至於注重“多動”，從他所說“養生五事”中可以知道。他給弟弟曾國潢的信中說：“養生之法，約有五件事：一是睡覺吃飯有定規；二是製止憤怒；三是節製欲望；四是每夜臨睡洗腳；五是每日兩頓飯後，各走三千步。”

他所說的“每日兩頓飯後，各走三千步”，就是其提倡多運動的明證。至於“每夜臨睡洗腳”，在於保持身體的清潔，促進血液的循環，增加足部的運動，也和“多動”有關，是生理衛生中的重要項目。

對於養生的項目，曾國藩還注重射箭，也可作為其重視運動的證明。

他在寄給曾國潢、曾國葆兩位弟弟的信中說：“我看家裏後輩身體都虛弱……曾經用養生六件事勖勉兒輩；一是飯後千步，二是將睡洗腳，三是胸中無惱怒，四是經常定時靜坐，五是經常定時練習射箭（射箭足以練習威儀，增強筋骨，子弟應當多練習），六是黎明吃白飯一碗，不沾點菜。

這些都是從老人那裏聽來的，多次試驗毫無流弊。”

對於養生的方法，曾國藩雖也講多動少食，但還是強調以靜養為主，他在日記上曾說：“養生的方法，‘視、息、眠、食’四個字最重要。息必‘歸海’；視必‘垂簾’；食必‘淡節’；眠必‘虛恬’。‘歸海’，是說藏氣息於丹田氣海；‘垂簾’，說的是半睜眼，不全睜，不太用眼力；‘虛’是說心虛而不思慮，肚子虛而不滯留食物。就這四個字，雖然沒有醫藥秘方，但完全可以去病了。”

曾國藩對於節製惱怒的建議，我們從他的“八本”篇中可以知道其梗概。曾國藩寫給沈葆楨的信中曾說：“世上多事故，珍重有用的身體，以承擔艱難重任，千萬不要鬱悶損耗，損傷天然之氣。我也鬱悶閉塞多年，胸襟過於偏狹，我要以自我針砭來共針砭。”

在回複毛寄雲的信中又說：“近年來家中骨肉至親接連死去，我的精力衰退，也隻好強自排解，一下子像托付於莊子、劉伶等人那裏了。”

曾國藩所說將自己的精神托付給莊子、劉伶，是講自我排解、自我解脫的功夫，這在魏晉士大夫中的確成為風氣。竹林名士都是超然曠達、漠視禮法之人，他們常常聚於竹林、飲酒放歌。阮籍聽說母親去世，不是痛哭，而是痛飲。稽康更是狂放，時常在眾人麵前指責湯、武，批評周、孔。阮鹹風流才俊，卻曾與群豬共飲。劉伶嗜酒如命，酒不離身，常常是神誌不清，昏昏沉沉。

曾國藩養生喜歡在眠食二字上下功夫，除接受祖父教訓以外，也有自己的經驗。曾國藩在日記上說：“我少年讀書時，看見父親在日落之後，上燈以前，小睡片刻，夜裏則精神百倍。我近日也想效法。日落後，在竹床上小睡，上燈以後處理事務，果然覺得清爽。我對於起居飲食，按時按點，各有常度，一一都是效法我祖父、父親所做的，希望不敗壞家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