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遵從“三要”、“四多”

曾國藩能夠有那麼大的成就，跟他的讀書治學是分不開的。他所講的讀書治學的方法，在今天看來仍然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值得我們認真學習。

曾國藩認為：“有識之士讀書，第一要有誌，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恒心。有誌就不會甘居下流，有識就知道學問沒有止盡，不敢稍有心得就感到自足。河伯觀海、井蛙窺天都是沒有見識的表現，有恒心就沒有做不成的事，這三者缺一不可。”

曾國藩所說的治學方法，除“三有”外，最膾炙人口的是“四多”，他所說的“四多”，就是多讀、多看、多寫、多作。曾國藩在給鄭寅階的信中曾說：“我認為學者在看、讀、寫、作四個方麵，缺一不可。看，就是要盡可能快、盡可能多地涉獵；讀，就是要對文章吟誦得又細致又熟練。看可以使人‘每天都能知道自己的短處’；讀可以使人‘經月不忘記自己所學的東西’。看就像商人求利，聞風就去，隻求越多越好；讀就像富人攢錢，日夜盤算，隻希望存得越久越好。二者截然不同，不可以混淆。寫字不多就不熟練，不熟速度就不會快。無論何事，都不能隻靠聰明來達到功效。而作文靠的是心的靈機，心常用就靈活，不用就滯塞。就像泉在地下，不鑿井取水就得不到甘露；就像玉在璞中，不切磋琢磨就不能成大器，古今的名人，像韓愈、歐陽修的文章，範孟、韓信的事業，程子、朱子的道義，沒有長時間不作文章以後還能成就的道理。”

他在《家書》中也說過：我現在告訴你們做事的四個要求：一是看書要快，不多看書那就會見識淺陋；二是溫習讀過的書應該求得精熟，不背誦或朗讀的話就容易忘；三是習字要有恒心，不擅書法就像身上沒有禮服，山上沒有樹一樣；四是作文應該苦思，不擅作文就像人啞了不能說話，馬跛了不能走路一樣，四者缺一不可。”

在家訓中，曾國藩對這點論述得更加詳細近切，他說道：“讀書的方法，也就是看、讀、寫、作這四種，每天四種缺一不可。看書就像你去年看《史》、《漢書》、《韓文》、《近思錄》，今年看《周易折中》一樣。而讀書，比如讀《四書》、《詩書》、《易》、《左傳》等經書，還有《昭明文選》，李白、杜甫、蘇軾、韓愈的詩，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的文章，如不高聲朗讀，就不能體會其中的精髓，如不細細體會，靜靜品味，則不能感受到其中深遠的意韻。這就和富戶人家積累財富一樣，看書不像在外從事貿易，能獲三倍之利；讀書就像持家守業，不肯輕易亂花費錢財。看書就好像攻城奪地，能守住將來的土地，看書和子夏說的‘日積壓所亡’相近；讀書則和‘無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以偏廢，至於練習寫字，如果真要寫篆書隸書，而且自己也十分喜歡，那就千萬不可以間斷一天。既要求好，也要求快。我平生因為寫字遲鈍，吃了不少虧，因此你應當努力追求敏捷。如果每天能寫楷書一百個字那就差不多了，至於寫函作文，也應在二三十歲以前確立自己的風格，過了三十歲以後，就很難有所進了……少年時不要怕出醜，應該有‘狂者進取’的特點。這時候不敢嘗試著去做，那以後就更不肯去做了。”

如果就看、讀、寫、作四個方麵略加分析的話，看、讀比較偏重於知識方麵，寫、作比較偏重於技術方麵。關於寫作的方法，曾國藩說得非常詳細。至於閱讀的方法，就讀書而言，曾國藩主張但凡讀一本書，就要通讀全書，比如他說：“無論讀什麼書，都應該從頭到尾，通看一遍。不這樣的話，隻亂翻書頁，摘抄幾篇，而對這本書的大局和精要的地方，卻茫然不知。”

無論什麼書，都應該從頭到尾，通看一遍，這種治學的方法十分紮實，絕非那些投機取巧的方法可以比擬。我們看書的時間有限，而書的數量無窮，想要用有限的人生閱讀無限的書籍，那自然是不可能的，所以看書應當有所選擇。這點曾國藩也曾經說過，比如他說：“買書不可不多，看書不可不知選擇。”

就讀書來說，曾國藩認為要虛心求知，切身體會最為重要。所以在給他兒子曾紀澤的信中說：“你讀《四書》，沒有什麼心得，是由於你不能‘虛心涵泳，切己省察’，朱子教人的讀書方法中，數這兩句最精辟。你現在讀《離婁》，比如說《離婁》中的第一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我以前讀的時候，也沒覺得什麼。現在在外麵做事，才知道上人必須撰道，下人必須導法，如果人人都以得道自評，從心所欲而不遵法令，那下人就要超過上人了。《愛人不親》章以前讀起來也不覺得親切，近年來閱曆多了，才知道治理別人而達不到效果，是因為才智不足。這就是‘切己省察’的一個方麵。‘涵泳’兩個字，最不容易理解。我以前猜測它的意思是：涵就像春雨滋潤花朵，像清渠灌溉稻田。雨滋潤花朵，如雨太小就會很難浸透，如雨太大就會把花打落，雨適中時才能使花得到滋潤。清渠灌溉稻田，水太小稻田就會幹枯，水太大就會使稻田澇傷，水適中就會使稻子得到滋養而發育良好。泳就像魚遊水，就像人洗腳。惠子說魚在深水中跳躍，十分快樂，莊子說你在水邊看魚，怎麼能知道魚快樂。左太衝有‘灌足萬裏流’的詩句，蘇軾有《夜臥濯足》詩，這也是人性喜歡水的一種快樂。善於讀書就應該把書看作水，把自己的心看成花、看成稻、看作魚、看作足，那麼‘涵泳’兩個字，就可以有所體會了。你讀書容易，然而解說文義，卻不能深入，那你可從朱子研說的涵泳省察這兩句話中采找辦法。

“所謂的‘虛心涵泳’，所謂的‘切己省察’，根據龍夢蘇的解釋，認為‘隻和心到兩個字就能講清楚了’。用‘心到’兩個字解釋‘虛心涵泳’，以及‘切己省察’，自然沒有什麼不可以的，隻不過不十分明白，我的意見是，所說‘切己省察’，把書中所說的在日常的行事中來印證，使書和社會打成一片。所說的“虛心涵泳”，在於將自己融於書中的事物，使自己和書籍混成一團。能夠‘切己體察’才能夠具有時代的眼光，不被古代的說教迷惑，正像司空圖所說的‘超以象外’一樣。能夠‘虛心涵泳’才能具有曆史的態度，不被眼前的事物所蒙蔽，正像司空圖所說的‘得其環中’一樣。我們讀書，貴在能出能進，所說的‘切己體察’，所說的‘虛心涵泳’其實指的都是這點。”

曾國藩說到讀書之道，還有他所說的“耐”和“專”，也是他從自身的閱曆中得出的結論。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曾國藩在給他兄弟的信中說：“兄長我是喜歡苦思，又得到我幾位好朋友的承認，對於讀書之道，有幾點是不能有所改變的：研究經典時必須專心於一本經書，不可以廣泛地濫讀；讀經書應該以尋找義理為根本，把握求根據說明事物為應用。讀經的時候必須堅持一個‘耐’字，有一句讀不懂，就不讀下句，今天讀不懂，明天再讀；今年讀得不精，明年再讀，這就是所說的耐心。讀史的方法，最妙的莫過於設身處地，每看到一處，就像我和當時的人一起說笑談論一樣，沒有必要把人人都記住，隻要記住一個人，就仿佛和那個人在一起一樣，不必要把每件事都記住，但是隻要記住一件事，那就要和親身經曆一樣。經是用來說明理的，史是用來掌握事的，除了這二者，就沒有別的學問了。”

曾國藩對於讀書之道，重理解不重記憶，這在他的《家訓》中曾有過明白的表示。比如他說：“你讀書時記憶平常，這不要擔心，要擔心的是：第一，沒有恒心；第二，隨筆點過，並沒有看得明白，這是最大的問題。如果確定是看明白了，那麼時間久了必然能體會出一些味道。如果心中有愉悅的感覺，那自然會大略記得了。”

至於那些難理解又難記憶的，曾國藩主張不必苦苦地強行記憶，也不必馬上就想理解得十分清楚，隻需要從容涵泳。他在家書中的原話是這樣說的：“但凡讀書遇到的難於理解的地方，不必馬上就要求得甚解；有一個字記不住，不必苦苦強記。隻須從容涵泳，今天看幾篇，明天看幾篇，時間長了，自然會有所收益。”研究其中的根源，主要是由於曾國藩尊重個性，不強人所難。曾國藩在給他弟弟們的信中曾說：“我兒紀澤讀書，記性不好，悟性不錯，如果要他句句讀熟，並且責令他不能再生疏，那他會越讀越蠢，將來仍然不能讀完經書。於是我請予植兄把澤兒沒讀的經書，每天點五六百字，教一遍，講解一遍，讓他讀十遍，不必要能背通，不必要經常溫習，等到草草地做完之後，將來看經書的解釋，也可以十分熟練，如果是一味地讀、一味地記、一味地溫習，時間久了肯定不可能熟練，白白浪費時間罷了。”

清朝儒生做學問的時候，經常有讀書記錄和筆記，顧炎武的《日知錄》、閻百詩的《潛邱劄記》就是其中最著名的。曾國藩“早年立誌努力學習”，也打算把喜歡讀的書，如《四書》、《五經》、《史記》、《漢書》、《莊子》、《韓文》、《通鑒》、《文選》以及《古方辭類纂》、《十八家詩抄》等，“仿照顧炎武、王懷祖的方法，貫患精通，略作劄記”，後來因為管理軍務和政事而沒能夠完成。對於做筆記的方法，曾國藩也曾談到過。比如在回張廉卿的信中說：“但凡讀書筆記，可貴之處在於從小的地方有所體悟，戴震稱‘閻百詩善看書’，因為他能夠從細小的地方發掘知識，能把握各個方麵來論證古人的不足之處，近代的如高郵王氏，每讀一本書，就在正文下作注解，每一處都要究根問底，遇到哪些有疑惑的地方或有不同見解的地方，則不肯輕易認同，否則就會曲解古人的真義，同時也欺騙自己的知識判斷，如果專門對比是非，什麼字當什麼講，就是所說的考異，或者說校對，更不能夠探求到最為精化的核心大意，更不能與置疑研究分析論證的人同日而語。”

曾國藩認為治學的方法不僅應偏重技術的知識，尤其要注重行為，在他答複劉孟容的信中寫道：“用來學習的方法是什麼呢？隻不過是格物、誠意而已，格物就是要剖析仁義的差別並仔細分析。誠意就是找到合乎仁義的理由，而努力使之實現。”由此就可以知道其意之大概了，他在《曾國藩日記》中也說：“讀書之誌，須以困勉之功，誌大人之學。”在這裏所謂的困勉，就是指“困知勉行”。至於“誌大人之學”則是談論治學的目的。

有誌就斷然不會甘居下流，有識自然就不會昏聵、受人擺布，而有恒心自然就沒有做不成的事。這三點對於讀書之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曾國藩一生的成就，同這三點有著密不可分的聯係。另外，治學講究多讀、多看、多寫、多作，這對為學與修身來說非常重要。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學習並付諸實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