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國藩認為:做大事必須要有豁達光明之心胸,那麼怎麼樣才能達到呢這種境界?在他看來,這必須通過“善養吾浩然之氣”來達成。
品性的培養是一個過程,成大事者非常注意品性的錘煉,以此奠定確保成功的基石。曾國藩說:“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輩既辦軍務,係處功利場中,宜刻刻勤勞,如農之力穡,如賈之趨利,如篙工之上灘,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治事之外,卻須有衝融氣象,二者並進,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寫字時心稍定,便覺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靜,所以致病也。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注否,以後即以此養心。萬事付之空寂,此心轉覺安定,可知往時隻在得失場中過日子,何嘗能稍自立誌哉。”
讀曾國藩的這一段話時,我們仿佛置身於一位飽經滄桑、聰明睿智的老人麵前,深覺有一種大徹大悟之感。人活著,如果一直渾渾噩噩而不知所謂“豁達光明之胸”、“衝融氣象”為何物,而隻是“如農之力穡,如賈之趨利”,那是很難做成什麼大事的。
東方傳統文化,無論是儒家也好,還是道家、佛家也好,都強調一個“靜”字,即萬象放下、心無雜念、豁達光明、衝融虛廓的心境。在儒家,這叫作“正心”、“誠”或“無妄”;在道家,這叫作“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在佛家,這叫作“明心見性”、“無行住而生其心”。
怎樣來達到聖賢的境界呢?曾國藩在給胡林翼的信中,極讚孟子的“養氣說”和莊子的“逍遙說”,從中可見他在這兩個方麵是下過一番功夫的。
“養氣說”是孟子人生修養方法中最有特色的學說,即所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孟子的“養氣”實際上是一種鍛煉人格意誌和身體素質的方法,它是提倡在人的精神世界中使某種意誌信念高度集中凝聚,然後讓其充沛完滿,貫注全身。此時,人的身心成為意誌和信念的凝聚體,而意誌和信念也找到了自己的物質載體。孟子的“養氣”與中國古代的氣功頗有異曲同工之處,它們都揭示:如果人們祛除各種心理雜念,保持心理意誌的高度凝聚,就可使周圍磁場發生物理變化,由心理變化導引出生理變化,而生理變化又反饋和強化人的心理變化。這大概就是孟子“養氣”的真正內涵。
孟子的“浩然之氣”是一種充溢著剛性的“力”,而這種剛性之力並非來源於人體質的健壯或權勢的顯赫。身強力壯和位高權重固然有某種威懾力量,但若沒有仁義禮智的信念作精神支柱,則不過是“匹夫之勇”
和“妾婦之道”而已,因為它們隻能讓人口服而無法使人心服。“浩然之氣”的剛性之力來源於人們對自我與宇宙合一的體認和對仁義禮智的信念和踐履。孟子“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與他的“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是中國古代關於充實之美的理論基礎。這種“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實際上不就是指人的一種真力彌漫、生氣勃勃的內在精神狀態和充實的人格之美嗎?
它在“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身上,得到了完美圓滿的體現。
孟子的“浩然之氣”有一種無堅不摧、大無畏的品格。有了這種浩然之正氣,就能堅持正義、氣節和情操,“寧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為了捍衛自己的人格而赴湯蹈火、視死如歸,也絕不苟且偷生,玷汙自己,即為孟子所提倡之精神。孟子的“浩然之氣”與其“舍生取義”
一道,給後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激勵作用。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抗元失敗後被俘,嚴詞拒絕了元朝統治者的威逼利誘,在獄中寫下了慷慨激昂、流傳千古的《正氣歌》,其序雲:“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
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
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
三綱實係命,道義為之根。”
文天祥認為正氣貫注於宇宙間的萬事萬物,氣勢磅礴,光耀日月,萬古長存。有了這種浩然正氣填塞於胸,就達到了人生修養的最高境界,可以麵對敵人的威脅利誘而不動心,麵對敵人的屠刀而大義凜然、視死如歸。
曾國藩寫信給胡林翼,與他一同欣賞《莊子》,談莊子衝淡、超曠的人生理念,認為與孟子的“浩然之氣”有異曲同工之效。他說:“因思古來聖哲,胸懷極廣,而可達到德者約有數端,如篤恭修己而生睿智,程於之說也;至誠感神而致前知,於思之訓也;安貧樂道而潤身睥麵,孔、顏、曾、孟之旨也;觀物閑吟而意適神恬,陶、白、蘇、陸之趣也。自恨少壯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懼,於古人心境不能領取一二,反複尋思,歎喟無已。”
養浩然之氣,做一個心胸豁達的大丈夫,這既是修身的一個重要步驟,也是成大事的必備條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