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賢”與“禽獸”，一步之遙

立誌固然很重要，但立什麼樣的誌則是更深一層次的問題，誌向的高低決定著一個人成就什麼樣的事業，決定著一個人擁有什麼樣的人生。

曾國藩深知他自己是靠一種不流於俗的雄心壯誌而卓立於群的，因此，他不僅反複向子弟灌輸立誌的重要性，而且還常具體地指點他們應該如何立誌、應該立什麼樣的誌。他在家信中說：

“君子立誌，應有包融世間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懷，有內以聖人道德為體、外以王者仁政為用的功業，然後才能對得起父母的生養，不愧為天地之間的一個完人。因此君子所憂慮的是德行不修煉，學問不精通。所以，當頑民得不到教化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蠻夷入侵中原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小人在位賢才受害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澤時，他們就深深憂慮。這真是所謂悲天憫人啊！所有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憂慮的，至於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貴賤和毀譽，君子從來就無暇顧及。”

二十歲前的曾國藩，其實胸中並沒有遠大的“內聖外王”（成就自己，就是所謂“內聖”；成就外物，就是濟民利物，也就是“外王”）的高尚誌趣。隻是在道光十年，曾國藩的父親覺得自己的才智不及兒子，自己所知的已經教完了，就把他送到衡陽汪覺鹿先生處學習了一年。此後，曾國藩眼界大開，有了一些銳意進取的精神，特別是又回到本縣漣濱書院就讀時，得到了師長劉元堂先生的欣賞，在劉元堂先生的栽培下，曾國藩痛下決心，毅然將原字“伯涵”改為“滌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釋，“滌”就是“滌其舊汙之染”，“生”即“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意即告別舊我，走向新生之意。並給自己定下了一條座右銘：“不為聖賢，便為禽獸；不問收獲，隻問耕耘。”

他還經常借詩文以抒發自己的誌趣，常自比於秦末的李斯、漢初的陳平、漢末的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靂從天降”，將他這個生長在僻靜山鄉的巨才偉人振拔出來，用為國家棟梁。他十分自信地在詩中表示：“蕩蕩青天不可上，天門雙螭勢吞象。豺狼虎豹守九關，厲齒磨牙誰敢仰？群烏啞啞叫紫宸，惜哉翅短難長往。一朝孤鳳鳴雲中，震斷九州無凡鄉。”他相信自己終有一天會如同雲中展翅翱翔的孤鳳一樣，不鳴則已，一鳴則引來九州的震動；如同生長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樣，有朝一日會成為國家的棟梁。

曾國藩的誌趣，也可以從他的“治學目的論”上體現出來。每個人治學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躋身仕途，或想發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娛，或想著書立說以警後人，正如“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而曾國藩雖然是通過科舉考試而獲得官位進而得以升遷的，但他對鉗製心智、殘害性情的科舉製度卻貶損有加，他主張治學的目的應在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或稱作進德與修業。

在給諸弟的信中，曾國藩說：“吾輩讀書，隻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述，以圖自衛其身。”一方麵，他繼承了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觀點，認為讀書是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長知識才幹，使自己成為“賢人”、“君子”以至“聖人”，一方麵秉承宋朝朱熹之學說，主張讀書要“明天理”。從孔子到朱熹，都反對為個人消遣和利祿名譽讀書。但另一方麵他又不拘於朱熹的“性命”、“道德”空談，而繼承了宋朝陳亮“經世致用”之說，認為讀書大可報國為民，小可修業謀生，以自衛其身。因此，可以說在為什麼讀書的問題上，曾氏是在繼承了古代各種觀點的合理因素的基礎上，綜合提出了較為客觀、切合實際的新的讀書觀。首先曾氏明白表示自己讀書不是為榮辱得失，而但願為明理之君子。為身謀生是人最起碼的生存需要，它與追求功名利祿有著本質的不同，曾氏是反對為一體之屈伸、一家之饑飽而讀書的，因此他認為應以報國為民為最終目的：

“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毫不相涉，則讀書何用？”然時至今日，也還不乏讀書為混文憑之人，讀書為混官做之人，讀書為時髦、為裝飾之人，總之是為一體之屈伸者為數眾多。

為一體之屈伸而讀書者，即便有所成，但隻會小成；為報國為民而讀書者，雖路途遠，但必將成其大、立其功。由此，我們想到周恩來的“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壯語。周恩來有一心為國、鞠躬盡瘁的美名於世，足以讓後人世代敬仰。曾國藩的進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別人，雖然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夠提出讀書的最遠目的是報國為民，已實屬不易。

正是抱著這種“不為聖賢，便為禽獸”的誌趣，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基本人生信條，曾國藩才從“朝為田舍郎”到“暮登天子堂”再到“中興以來，士人而已”的封疆大吏，從而成就了他的非凡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