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我一家家地走訪快遞站周邊的商鋪。
凡是門口可能裝有監控,並且鏡頭可能覆蓋到快遞站門口的,我都沒有放過。
我一遍遍地向店家解釋事情的來龍去脈,懇求他們能讓我查看一下事發當天下午的監控錄像。
然而,現實遠比我想象的要殘酷。
“小姑娘,不是我們不幫你,實在是這事兒跟我們沒關係啊。”
“我們這小本生意,哪有功夫管這些閑事。”
“你還是找警察吧,我們可不敢隨便把監控給外人看。”
一次次的碰壁,讓我剛剛燃起的希望一點點黯淡。
就在我快要放棄的時候,事情出現了一絲轉機。
我走進一家我經常光顧的小超市,抱著最後一絲希望,向老板說明了情況。
老板是個五十多歲的中年男人,平時話不多,但人很和善。
他聽完我的敘述,沉默了片刻,看著我通紅的眼眶和滿臉的疲憊,歎了口氣說道:“小江啊,我相信你不是那種人,監控你拿去看吧!”
那一刻,我激動得差點哭出來。
連日來的委屈和壓力,在陌生人這句簡單的信任麵前,顯得如此不堪一擊。
我連聲道謝,跟著老板走進超市的裏間。
他調出了事發當天下午的監控錄像,我目不轉睛地盯著,神經高度緊繃,生怕錯過任何一個細節。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屏幕上的畫麵不斷切換,我的心也跟著七上八下。
終於,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裏,我看到了我的身影!
雖然畫麵有些模糊,距離也比較遠,但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從快遞站裏走了出來,手上隻拿著我自己的那個巴掌大的小快遞盒,並沒有拿任何類似錄取通知書的紅色信封。
“找到了!找到了!”
我激動地指著屏幕,聲音都有些顫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