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風雲突變

第二章 風雲突變

周恩來：我到廣東，擔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一九二四年冬擔任政治部主任。將近兩年間，教過四期學生。一九二五年參加兩次東征，曾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打陳炯明。這時，我是以公開的共產黨身份與國民黨合作共事，因此與許多國民黨人認識。

從沙麵射來的子彈

經過一個多月被稱作“浮動地獄”的海上航行，周恩來於當年八月回到了魂牽夢繞的祖國。他去歐洲隻有三年，國內的政局就發生了巨大變化。在國共合作實現後，廣東已成為全國人民希望所係的革命根據地。廣州街頭每天都可以看到紅色的革命標語，聽到“打倒軍閥”的雄壯歌聲。所有這一切，都使初到羊城的周恩來耳目一新。

周恩來到廣州不久，就迎來了辛亥革命十三周年紀念日。那天天氣十分晴朗，廣州人民在觀音山下的第一公園舉行了盛大集會，到會的有三十多個團體約四萬人。周恩來挺起胸膛，揚著濃眉，以廣東民族解放協會代表的名義在會上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講話：

我們不要以為反革命派的勢力極大，反革命派的氣焰日張，我們隻要下我們團結的決心，我們有工人可以武裝，有農民可以自衛，有兵士可以作先驅，有學生可以作宣傳，有商人可以作後盾，我們的實力便在此處。號召我們的實力，複活辛亥革命的精神。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南北軍閥!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全場的革命民眾啊，我們團結起來衝出公園去向反革命派做示威運動！

下午三時，參加集會的群眾舉行示威遊行。當行進到太平路至西濠口之間的時候，遊行群眾同全副武裝的商團相遇了。團兵突然向集結的徒手人群施放排槍，當場打死二十多人，傷者更多，繼而對傷者複加慘殺，挖腹摘心，備極殘虐。但積極參與這場鬥爭的周恩來，在群眾的掩護下幸免於難。

遠在廣東北部韶關督師北伐的孫中山聞訊後，決定立即成立革命委員會。他從北伐軍中抽調部分軍隊回師廣州討伐商團的叛亂，並由廣東省省長胡漢民下令解散廣州的商團機關。

十月十四日，從粵北回師的警衛軍和粵軍第二師等迅速包圍了廣州的商團總部。團兵大多是當地的紈絝子弟，平時橫行鄉裏，魚肉百姓，一旦真的打起仗來卻不堪一擊。原來抱著觀望態度的滇軍楊希閔部，在戰鬥開始後看出商團敗局已定，也跟著參加對商團的作戰。這樣，經過一夜激戰，商團於第二天下午全部繳械。

盡管這一回合的鬥爭取得了勝利，但周恩來認為廣東革命政權內部的危機仍然是嚴重的。他在《最近二月廣州政象之概觀》中寫道：“我們從廣東政府實際工作上看出廣東政府是在受南方軍閥挾持，向帝國主義英吉利、洋行買辦及一切反革命派常常表示退讓，並且時時有壓迫工人、農民解放運動的事實出現。在這些南方軍閥中要以滇軍為最驕橫，李福林等的軍隊次之。……我們希望明達而革命的國民黨人都要認定國民黨當前急務是‘肅清內部’，界限便是革命與反革命。”

在業已成為全國革命中心的廣東，中共黨組織的狀況卻遠遠不能適應於當時的形勢和任務。它的負責人譚平山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任部長，對其他方麵的工作幾乎沒有顧及。在廣州的共產黨員隻有二十來人，大多隨譚平山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工作。黨在廣東原先設有區委，由於它的實際工作隻限於廣州一地，到去年年底就取消了，隻保留一個廣州地委，力量既薄弱又渙散。

十月間，中共中央決定重建廣東省委，由周恩來擔任委員長，並兼任宣傳部長。他還兼任創辦不久位於廣州東郊四十裏外黃埔島上的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的政治教官。後來，他又兼任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

黃埔軍校區別於舊軍校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設有黨代表和政治部。軍校的一切命令，都必須由黨代表副署交校長執行，未經黨代表副署無效。政治部負責軍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政治部主任是黨代表的參謀長。周恩來到職後，根據法、俄革命的經驗，在國民革命軍中創建了許多全新的製度，成為中國軍隊中政治工作最早的開拓者。

一九二五年一月，周恩來去上海參加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對開展工運、農運、婦運、青運作了決議，要求猛力開展群眾運動。也就是在這次大會之後，帝國主義者接二連三地對中國民眾大打出手。這也許是他們以海盜方式侵略其他國家和地區時起，一貫沿用的對付群眾反抗的“傳統經驗”。

這年四月八日，美國軍隊在福州開槍殺傷數十人；五月二十八日，日本軍隊在青島包圍工廠，開槍打死打傷二十餘人，捕去七十餘人；五月十五日，日本在上海槍殺工人顧正紅（共產黨員），槍傷十餘人；五月三十日，英國在上海南京路開槍打死打傷數十人，捕去一百餘人；六月一日以後，英、日、美帝國主義又出動軍艦，其陸戰隊又在上海大肆捕殺工人和學生，死六十餘人，傷七十餘人 。

生活在帝國主義炮口下的廣州人民，麵臨著同樣的遭遇。五卅慘案發生後，他們對帝國主義的暴行群情激憤。時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的陳延年和改任區委常委兼軍事部長的周恩來，以及黨在廣州工會的負責人蘇兆征、鄧中夏，決定六月十九日舉行省港大罷工，以支援上海工人的鬥爭。為了組織好這次罷工罷市，六月十八日在廣東大學召開了由廣州各界一百二十個團體參加的代表大會。

會上，各界代表憤怒聲討了帝國主義近年來在華的暴行，並決定成立“廣州各界對外協會”，隆重推舉國民黨左派代表廖仲愷為協會主席，還決定以抗議五卅慘案聲援上海工人和支持省港工人罷工的名義，於六月二十三日舉行十萬餘人的集會和會後舉行示威遊行，廖仲愷為大會和遊行總指揮。

在這場鬥爭中，共產黨人自然站在鬥爭的最前列。周恩來從黃埔學生軍中抽調六個連，組成一個營，同時從（國民黨）黨軍裏抽調兩個營參加這次遊行。大元帥府鐵甲車隊也參加遊行活動。

對周恩來抽調黃埔學生軍參加示威遊行，時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很是不樂意，無奈國民黨中央黨部已正式通知他，要黃埔軍校也參加遊行，欲阻無法，也隻好裝裝左派的樣子。

英法帝國主義害怕覺悟起來的中國人民趕走他們，摧垮他們憑借中國人民的屍骨在香港、沙麵建立起來的所謂“西方現代文明”。他們設在沙麵的英、法、日、葡領事館，知道上海、青島、福州等地中國平民不停的“騷亂”，也知道六月十八日廣州一百二十個團體的集會和決議，廣東和香港外國工廠的華工十九日開始罷工，二十三日將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軍警全體支持並參加。

在對付清王朝時就已聯合起來的國際帝國主義，麵對當前廣州群眾日益高漲的反帝情緒，自然惶惶不安。英國沙麵總領事詹美遜與法、日、葡三國的領事緊密勾結，製定了一係列比上海、青島等地帝國主義屠手們更富有西方“文明”特色的辦法。

六月二十二日晨，詹美遜代表英、法、日、葡四國政府 ，向廣東革命政府遞交一份緊急“照會”。“照會”上說：“我從可靠資料獲悉，而我也有理由相信，安排在明天的愛國遊行的學生分子中準備進攻沙麵橋，侵入沙麵，而企圖成為烈士。我莊嚴地警告廣東政府，如果任何企圖入英國租界沙麵，將會引起武力抵抗，而其後果將由你們政府負完全責任。……我寫的語氣很嚴重，以便將來不致有人再說是殘酷的帝國主義無辜殺死毫無防備的中國青年。”

這份“照會”，可謂是世界外交老手大英帝國的高水平之作，他給廣東革命政府打來一個無法承接的擦邊球。“照會”送得不早不晚，而且言辭彬彬有禮，其惡毒、其刁鑽、其陰險，可以說是集帝國主義文獻“文明”之大成。這是惡人先告狀，殺人者有理。

在詹美遜向廣東革命政府遞交緊急“照會”的同時，他們迅速派出水兵登陸，將所有沙麵之重要據點，高築沙包，如臨大敵。上午十一時許，英國淺水艦羅便號駛入華界同德大街海麵寄碇。下午二時，日本軍艦兩艘駛進白鵝潭水麵，那裏已泊有英艦三艘、美艦兩艘、日艦三艘。

在遞交“照會”的前一天，他們就封鎖了沙麵東西兩橋，即使持有通行證的中國公民也一律禁止入內。島上的婦女兒童，一些去了香港，沒走的也都搬到船上棲息。由此看來，他們還是懼怕中國人民的！

沙基街位於廣州城垣的西南角。這裏原本是個偏僻荒涼的河灘，自對麵的沙麵島“繁榮”起來之後，才沿著河灘建起一條西式街道。這條街道與沙麵隔河相望，相距隻有五十至一百米，東西兩端各建一座木橋，與沙麵相連。

沙基街對麵的沙麵，原來是個隻有零點三平方公裏的小漁島。沙麵的南麵是珠江和白鵝潭的彙流處，北麵有一條小河汊，與沙基街的陸地相隔。但這個地理位置特殊的漁島卻是帝國主義圈定的殖民地，是中華民族恥辱的標誌。

早在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前後，帝國主義入侵者就看中了這個可以由水路直達的小島。他們賄賂清廷廣州府的官員，以此作為“夷人”的“居留地”，允許他們在此居留和停泊商船。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英法聯軍侵占了廣州以及廣州附近許多城鎮，直到一八六○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火燒圓明園，迫使清廷屈服議和之後，英法聯軍才退出廣州。但這個小島及小島附近的水域並沒有交還，作為租借地硬是扣了下來。

此時，這個小島已被他們整治成可以代表“西方文明”的櫥窗。他們不但在這裏設立了政權和管理機構，建造了英、法、日、葡領事館，開辦了許多外國企業，還修築了當時看來相當豪華的維多利亞大酒樓。寓居小島的富豪多是鴉片戰爭前被亞洲人稱之為“海盜”的家夥，其中一些人是屬於某國政府的，另一些人則是所謂的冒險家。當年他們合夥入侵，大肆搶掠，如今變得“文明”起來，成了“國中之國”的官方武裝力量。在島上為他們服役的中國人，不但備受虐待，而且進出小島還要持有他們頒發的證件，以及搜身檢查。

小島雖是彈丸之地，但它的輻射力很大，輻射麵也很廣，廣州的官府、廣州的社會都被它高速和高效地掃描著。他們自信已創造出一種新的“模式”，即半殖民地的形式，可以收到統治印度、菲律賓、印尼那種殖民地模式的同樣效果。這種模式，始於清王朝道光年間，一直延續到辛亥革命之後，他們從未有過失敗的紀錄。

但是，自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幫助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孫中山接受了共產黨的主張，增添了三民主義的內容，實現了國共合作，帝國主義者感覺到與過去不同了，而且是一種不同尋常的變化。這種變化，不但鴉片戰爭以來未曾有過，而是發生在西方十四個帝國主義國家派兵企圖撲滅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之後。他們深深感到這是繼俄國之後，在東方出現的前所未有的險情，於是把這種險情概括為“赤化”。

當時，一位英國人曾撰文分析道：廣州已成為激進主義的中心，國民黨已經有一種共產主義的趨向。軍事學校已經在黃埔建立，學生由俄國軍官訓練，一般說來抱有俄國的觀點。他們在訓練過程中，發展了兩種對抗情緒，一是反對英國；一是反對基督教。發展到加入抗議五卅案件時就尖銳化了。

廣州是他們侵略中國首開紀錄破門得分的地方，他們要將這一紀錄保持到終場。根據他們的強盜經驗，破門得分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武裝方式。於是，一九二四年十月間，在廣州城發動商團叛變；一九二五年春支持陳炯明攻打廣州，五月唆使據守廣州城區的滇、桂軍閥頭子劉震寰、楊希閔兵變。

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西方帝國主義者一再叫嚷“孫中山赤化”、“廣州赤化”，似乎他們反對的隻是共產黨，其實這隻不過是他們的借口。他們的最終目的，是企圖永遠保住中國的半殖民地化，保住中國這塊國土龐大、物產豐富的半殖民地。

這是夏至後的第二天，廣州的太陽從頭頂直射，落地無影。雖然未近中午，但整座城市早已炎熱得如火烤籠蒸。

廣州各界聲援上海人民和香港工人反帝示威大遊行的會場，設在東校場。大廣場設總會場，因那時沒有擴音設備，不得不將總會場分成三片，各設一個分會場。每個會場都有主持人和演講人。

總會場的執行主席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譚平山，由他代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讀文告。支持這次集會遊行的是代理大元帥、廣東省長胡漢民，代表國民黨中央演講的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財政部長廖仲愷，各界也都有自己的代表發表演講。軍警界分會場，則由汪精衛、周恩來、何應欽等人主持。然而令人不可思議的，作為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卻沒有到場。

中午時分，頭戴大蓋帽、身穿灰軍裝的周恩來和中共在黃埔軍校的幾位骨幹，率領黃埔學生軍隊伍進入了軍警界分會場，黨軍師長何應欽也率領黨軍隊伍進入了分會場。

集會在下午一時半完畢，十萬人的隊伍，開始沿著預定的路線遊行，香港罷工工人的大隊走在前麵，其後按順序是工、農、商、學、兵。他們手執紅旗，臂纏黑紗，以示對上海等地被帝國主義屠殺同胞的憤怒和哀悼。

軍警隊伍每四人為一列，按粵軍、警衛軍、湘軍、講武堂學生、黨軍第一師、黃埔學生軍次序行進，鐵甲車隊殿後。尤為壯觀的是革命政府的兩架飛機，不時在遊行隊伍的上空盤旋，投撒彩色傳單，給遊行示威增添了一種揚眉吐氣的氣氛。

下午三時二十分，鋼鐵洪流般的隊伍行進到沙基街調元街口。這裏麵臨河流，背靠高樓，道路狹窄，行人稠密。麵對近在咫尺的帝國主義的堡壘，他們意氣風發，情緒激昂，手搖紅旗，呼聲震天。

“打倒帝國主義！”

“為死難者報仇……”

“砰砰砰……”排槍聲、機槍聲驟然大作，雨點般的子彈射向遊行的人群。

原來盤踞在沙麵的英、法等帝國主義強盜舉起了屠刀，再一次血洗中國的土地，屠殺中國人民。與此同時，停泊在白鵝潭的外國軍艦也開了炮，炮彈在街麵和建築物上爆炸。站在街道兩旁助威的人群和遊行隊伍，秩序頓時大亂。

由於帝國主義的屠刀是對著黃埔學生軍和黨軍來的，周恩來和他的戰友們自然首當其衝。第一排槍響，和周恩來挽臂而行的一左一右兩位同學均被帝國主義的子彈奪去了生命，永遠撲倒在革命行進的前列！

警惕性極高的周恩來知道，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慣於使用突然襲擊，因此他在心理上早已做好了準備。他這次能夠幸免於難，應該說與他左側的同誌有關，正是那個同誌用自己的身體堵住了射向他的子彈，使他有機會匍倒並轉到後巷。

在敵人的槍林彈雨中，當場死亡五十多人，傷者一百多人。其中，黃埔軍校的學生和士兵死三十三人，傷五十三人。光華、博濟等醫院的救傷隊伍聞訊趕到時，隻見屍骸遍地，難以救治。此刻，蒼天感泣，大雨滂沱，整個沙基血水橫流。

七月一日，周恩來在黃埔軍校第三期開學典禮上發表了抗議沙基慘案的演說。三十一日，他在省港罷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又說：“現在中國工人、農民、士兵的生活都十分痛苦。這些痛苦是帝國主義給予我們的。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工農兵大聯合起來，以打倒同一的敵人——帝國主義。”

碧血橫飛，浩氣四塞。沙基慘案激起了更大規模的反帝怒潮，香港罷工的規模更加擴大，罷工工人很快增加到二十五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