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派掏出了手槍

進占裏昂大學失敗之後，促成了勤工儉學界在空前規模上的新的聯合和新的覺醒，青年們普遍感到建立一個嚴格的共產主義組織的必要性。於是，新組織的籌備工作，便落到了趙世炎和周恩來的肩頭。

一九二二年四月，趙世炎住進了戈德弗魯瓦街十七號小旅館三樓的十六號房間。這個房間的麵積隻有五平方米，除了一張單人床和一張小木桌外，再也容納不下別的東西了。在這裏，他們秘密商定了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時間、地點、人員等。

巴黎西郊的布倫森林裏，鬆濤陣陣，清香四溢。盡管已是盛夏，茂密高聳的古樹像撐起的一把把大傘將熱浪隔絕在空中。旅歐共產主義組織正在這裏召開第一次代表會議，來自法、德、比等國的十八名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共同的革命理想把這些籍貫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的新逢舊識聯係在一起，就像久別重逢的老友聚會。

會議主持人趙世炎首先向代表們報告了組織籌備經過，接著由周恩來報告他代擬的組織章程草案。會議開了三天，通過了組織章程，確定組織名稱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選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三人，趙世炎毫無爭議地當選為書記，周恩來為宣傳委員，李維漢為組織委員。會議還決定出版機關刊物《少年》，由周恩來負責籌辦。

最初，周恩來提議的組織名稱為共產主義青年團，以便與中國共產黨有所區別。但與會多數代表覺得“少年”兩字已能有所區別，更有“自古英雄出少年”之意，最後便叫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周恩來還提議新成員加入組織時應該宣誓，有些代表又不讚成，認為宣誓帶有宗教色彩。對此，周恩來解釋說：我們宣誓並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帶有政治約束力。袁世凱曾宣誓忠於民國，但他後來做了皇帝，人民就說他叛誓而討伐他。

就在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成立之時，中共中央發表了《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正式提出要與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等革命的民主派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九月一日，張審府便在《少年》第二號上發表《中國共產黨與其目前政策》，宣傳國共合作的主張。

這時，孫中山派王京岐到法國籌備組織國民黨支部。王京岐原是留法勤工儉學生，曾因積極參加占領裏昂中法大學的鬥爭，同蔡和森、李立三等一起被強行遣送回國。他重返法國後，周恩來立刻同他取得了聯係。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七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在巴黎西郊的警察禮堂召開臨時代表大會，到會代表共四十二人，代表著在法、德、比三國留學的七十二名少共黨員。在趙世炎的主持下，臨時代表大會經過四天的議程，總結了少共成立以來的工作。會議決定更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會議通過了由周恩來起草的《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章程》，其中規定：凡旅歐中國青年願加入本團為團員者，必須對於共產主義已有信仰，並明確說明“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本團上級機關”。

三月十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巴黎舉行年會。會上，大多數人同意加入國民黨或與國民黨攜手合作。會後，王京岐函告國民黨本部：“旅歐共產主義青年團共八十多名。月來探其組織頗稱完善，而其行動亦與吾黨相差不遠。”並報告了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要求加入國民黨之事。這樣，雙方合作的條件已趨成熟。

六月十六日，周恩來等三人到裏昂同王京岐達成協議：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全部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周恩來在給王京岐的一封信中寫道：“依我們的團體意識，我們願在此時期盡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這是無可置疑的事。”

由於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加入，國民黨旅法支部的成員擴及到法國以外的德國和比利時。因此，國民黨本部將旅法支部易名為旅歐支部，並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在裏昂舉行成立大會。會上，選舉王京岐為執行部部長，周恩來為執行部的總務科主任，李富春為宣傳科主任，聶榮臻為巴黎通訊處處長。王京岐回國期間，由周恩來代理執行部長，主持國民黨旅歐支部的工作。

周恩來等人領導的旅歐黨、團組織，團結了當時留法、留德和留比的勤工儉學生中的進步青年，培養了許多信仰共產主義的革命戰士。他們當中的不少人，如朱德、鄧小平、李維漢、李富春、聶榮臻等在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內革命鬥爭中成長為堅強的革命領袖，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

巴黎的夜晚如巴黎的女人一樣千姿百態，火辣迷人。靠近塞納河側畔有一家高檔酒吧，裏麵充滿著顛鸞倒鳳的氣息。光顧這個酒吧的多為歐美白人，也有一些黃種人和黑人。他們吃著西餐，喝著白蘭地，欣賞著香豔肉麻的歌舞。

在“少共”成立不久，與之相對立的一幫人曾在這裏舉行過一次聚會。在酒吧的一個角落裏，由無政府主義轉為國家主義派的中國留學生有的已經酒足飯飽，有的還在舉杯酣飲。

區聲白咕嘟咕嘟幾口酒下肚，然後抹一下嘴角神秘兮兮地說：“你們可不能再麻木了，我聽說有一個青年共產主義組織已經秘密成立！”

酒興尚濃的曾琦、李璜瞅了區聲白一眼，繼續喝他們的酒。

華林打了個響嗝，拍著桌子激憤地說：“不能再拖了！二陳已不肯參加我們的活動了。”

“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陳延年、陳喬年那兩個小子還能不聽他老子的？”李卓說完又喝一口酒。

劉抱蜀、劉無為姐妹倆好像旁觀者一樣，既不喝酒，也不說話。

李璜舉杯同姐妹倆碰杯：“來，我……我敬你們姐妹二人，想聽聽女士的高見！”

兩位女士不動聲色，象征性地抿一口白蘭地，都不耐其煩地催促他們有話快說。

“你們都聽著，現在我宣布——” 曾琦一口喝幹了杯中酒，使勁朝桌上一撴，發出咣的聲響，“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很快就要成立了！到時候，你，你，還有你，統統都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你……你李璜是書記！”

“你……你就是主席！”李璜指著曾琦說。

曾琦激動地站起來說：“好，恭敬不如從命，我就當主席！劉抱蜀、劉無為就是婦女部正副部長。”

劉無為鼻子嗤哼一聲，尖酸刻薄地說：“這樣能有什麼作為啊？”

“恐怕成不了大氣！”劉抱蜀跟著也說了一句。

十一點左右，是酒吧裏人氣最旺的時間，無聊、空虛的人們在酒精的作用下開始撕去偽裝，帶著夜間獨有的麵具赤裸的麵對本能的欲望。

曾琦把一整杯白蘭地狠狠地灌進嘴裏，熱辣辣的酒水把他的心火點著了。他帶著胸腔的火氣說：“我們不能自餒，我們要有大作為，要成大事。我們有資金，有實力。我們要出書、辦刊物，宣傳國家至上。我們要大力吸收團員，要搞垮共產主義的幽靈，不準他們遊蕩到中國去！”

“酒話！”劉無為撇著嘴說。

“酒話？酒話也要當實話說。《工餘》雜誌一時難出刊，我想通過《工餘》社，每人寫篇文章，先出一本名為《無所謂宗教》的小冊子，批判具有宗教精神的共產主義。”李璜似乎清醒地說。

“對，還要批判那個姓馬的，還有一個姓列的！”區聲白酒喝多了咬字不清。

劉抱蜀笑著說：“不是姓馬，是叫馬克思，曾在這座城市居住過。”

劉無為也笑著說：“不是姓列，他叫列寧，是俄國赤黨的總頭子。”

“對對對，馬……馬克思；列……列寧。” 酒精的力量越來越強烈，區聲白暈暈的有些承受不住頸上的重量，他終於醉倒在桌子上，“嘣”的一聲把杯子碰碎了。

一位服務女郎尋聲過來，伸出手說：“先生，你碰碎了一隻杯子，請賠付杯子錢！”

李璜啞口無言，隻好認賠。

曾琦醉眼迷離地說：“咱們國……國家至上，有……有的是錢！”

劉無為端起杯子，擰緊眉頭像喝藥湯似的一飲而盡。然後站起來撂下一句話：“算了，散會吧！”

“算了？”曾琦咬牙切齒地說，“算了怎麼行？我還要找周恩來去辯論呢……”

在巴黎近郊比央古廠區的工棚裏，周恩來向華工剛剛講完“華工大團結”的政治課，在袁子貞、蔡暢、劉伯莊、鄧小平以及幾個華工的陪同下，又應邀來到一個咖啡館，等候曾琦、李璜一幫人前來辯論。

周恩來走進咖啡館，向大家揮一下手說：“要幾杯咖啡，我們坐下來等著吧！”

蔡暢走過去向服務女郎要了咖啡。

聽完周恩來的演講，許多留學生和華工也三三兩兩地跟了過來，咖啡館裏的人越聚越多。周恩來走過去同一位中年華工打招呼：“先生，您好！”

中年華工說：“您好。剛才你講的兩點，太重要了，我們都記住了。”

“記住不行，最好能做到。你們能做到嗎？”周恩來笑著問。

“能！”中年華工肯定地說，“千萬不要因小意見不合而自立門戶，做事切勿忘掉我們勞苦群眾的真正利益。”

周恩來緊緊握住中年華工的手說：“還要做宣傳哦，讓更多的人明白這個道理。”

話音剛落，從遠處開來一輛的士。曾琦、李璜在一幫人的護衛下耀武揚威地走過來。周恩來把他們請到咖啡館裏坐下，並為每人要了一杯咖啡。

曾琦環顧四周說：“好熱鬧啊，來了這麼多人！”

袁子貞、蔡暢、鄧小平端著咖啡杯和周恩來坐在一起，劉伯莊警惕地站到曾琦等人的身後。

李璜擺出一副彬彬有禮的樣子問：“周先生，今天采取哪種形式辯論呀？”

“像往常一樣，相互切磋，自由辯論探討。”周恩來鎮定地回答。

“既然大家都在旅法團體聯合會，又都是委員，那麼我們就來請教一下你們高談的‘革命’二字吧！”曾琦單刀直入地提出了問題。

“就現階段而論，革命就是聯合會《章程》第二章規定的宗旨：內除國賊，外抗強權。”

“那麼說你們革命就不要國家了？”

“差矣！我們內除國賊，外抗強權，正是為了愛國、救國。新舊軍閥不足恃，所可恃者以救中國的隻有全國的工人、農民、商人、學生聯合起來實行國民革命。”見曾琦理屈詞窮，周恩來趁勢轉守為攻，“我現在倒要請問曾、李二先生，你們口口聲聲宣傳國家至上，國家是什麼定義？你們要的是什麼樣階級統治的國家？要人民服從哪個階級的利益？”

“我……我們說的國家，就……就是現在的中國。”曾琦結結巴巴地說。

“現在的中國？”周恩來怒目以對。

一直冷靜觀戰的李璜像條憋壞的大魚，終於跳出來解圍反攻：“請問周先生，難道你要現在的中國亡於他人之手嗎？”

周恩來哈哈一笑：“曾先生、李先生學識淵博，怎麼連起碼的常識都不懂啊？噢，原來二位是要人們擁護賣國的北洋軍閥政府統治下的中國，要人們擁護一心投靠英美、討好日本帝國主義的曹錕總統，而放棄真正的國民革命！”

曾琦一拍桌子，氣急敗壞地說：“周恩來，你不要用政治壓人！”

這時鄧小平發現國家主義派的一個人舉起了椅子，就大聲喊道：“注意打手！”

袁子貞一把抓住打手向周恩來砸過來的椅子，要回砸過去。周恩來鎮定地一把攔住說：“君子動口不動手！”

會場一下子亂了起來，愛國留學生和華工紛紛指責國家主義派：“下流！理屈詞窮就耍無賴！”

國家主義派的另一個打手掏出了左輪手槍，剛要瞄準周恩來，就被擠在打手身後的劉伯莊用力扭住拿槍的手，順勢奪了下來。

周恩來嚴詞責問：“曾先生、李先生，我們是正常的辯論探討，你們竟然帶來打手，帶來殺手，這成何體統？大家看如何處置他們？”

眾人憤怒地高呼：“把歹徒送交警察局！”

李璜見勢不妙，趕緊屈尊求饒：“誤會，誤會。侍從無禮，請多原諒。我們中國人的事，就讓我們中國人自己解決，千萬不要驚動法國警方。”

周恩來又逼問：“曾先生，你說怎麼辦？”

“李先生的意見，就代表我了。”曾琦被迫做了回答。

“同胞們，今天的事情大家都看清楚了。我們向來主張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周恩來向劉伯莊示意，“把子彈卸下，槍還給他。”

眾人熱烈鼓掌支持。殺手接過空槍，跟隨曾琦、李璜狼狽不堪地溜出咖啡館。

“恕不遠送。”周恩來衝著他們的背影說。

曾琦一言不發，耷拉著腦袋。

李璜故作鎮定地拱拱手：“後會有期，後會有期！”

擔心砸壞店堂的法國女老板被嚇得渾身篩糠，清醒過來後走到周恩來麵前豎起了大拇指，用法語說：“好樣的！”

周恩來也用法語回答：“謝謝！”

時光像塞納河經久不息的流水，不知不覺流淌到了一九二四年。

這是早春的一個上午，天氣還有點涼，周恩來穿上了毛衣。他腦海裏突然跳出一個青春少女，這就是臨別時送給他毛衣的鄧穎超，那件毛衣的領口內還繡著“給你溫暖 小超”幾個字呢！

“恩來哥，明天你就要遠行，看來一時半會見不著麵了。送給你一件毛衣，據說西歐的冬天很冷，助你禦寒。這是我親手織的，不知道你喜歡不喜歡？作個紀念吧！”

“喜歡喜歡，這可是珍貴的禮物啊！我一定愛惜著用，看到她就像看到了遠隔千山萬水的小妹。”周恩來說到這裏，臉色泛起了紅暈。

“你……”鄧穎超瞟了周恩來一眼，也羞澀得說不出話來。

“恩來大哥，你在思考問題？”鄧小平突然出現在周恩來跟前，“你這件毛衣我還是第一次見到，好漂亮喲！”

“哦，是希賢老弟啊！”周恩來趕緊把飛出去的思緒收了回來。

“你還沒吃早點吧？”鄧小平說，“我在路上看到有你喜歡吃的‘魁桑’牌小麵包，就順便買了幾個。”

“謝謝！”周恩來接過麵包，邊吃邊說，“隨著國內革命運動的迅猛發展，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少年》準備改名為《赤光》，定為半月刊，十六開本，每期十二頁左右。”

“要得！這樣出版起來就更靈活迅速了。再說印刷份數比《少年》多，它的影響也肯定比《少年》廣。”

“這樣一來，你這個負責刻蠟版的‘油印博士’任務更重了。”

“請恩來大哥放心，我一定不辜負‘油印博士’這個光榮稱號。”

《赤光》同《少年》相比，最顯著的特點是：更著重於揭露帝國主義列強和封建軍閥壓迫中國的黑暗事實，闡述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任務和方針，推動國民革命運動的發展。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改理論的《少年》為實際的《赤光》”。這反映了他們在新的曆史條件下認識的進展。

《赤光的宣言》寫道：“我們所認定的唯一目標便是：反軍閥政府的國民聯合，反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我們知道，我們遠處歐洲的中國國民，對於我們故鄉的政治經濟現狀常有隔膜而不諳內情的苦悶。為要使大家解此苦悶，我們不但要評論中國時事，且更願為大家指出他的亂源所在和他的解脫之方。”

周恩來作為主編和主要撰稿人，在《赤光》上發表的文章多達三十餘篇。《赤光》創刊號上發表周恩來撰寫的《軍閥統治下的中國》，其中指出：“隻有全中國的工人、農民、商人、學生聯合起來，實行國民革命”，才能救中國。並預言“國民革命運動亦將興起了”，“如許多的革命潮頭已漸湧起於冷靜無波的中國民眾海中，我們相信不久全中國的工人、農民、商人、學生均將會衝上前鋒來做弄潮人”。

這一期還發表了周恩來、王若飛合寫的文章《列強共管中國的步驟》。文章指出：繼海關共管、郵政代管、鹽稅共管之後，有鐵路共管、江河共管，不久將有無線電共管，最後財政共管一出，列強共管中國的陰謀便完全成功了。……到那時共管中國的事實便由這先畫龍後點睛的手法中完全實現了。親愛的國人，尚想酣睡到幾時啊！”

從這些文章中不難看出，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關係，中國革命的當前任務和遠景等一係列現階段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周恩來都已有了比較明晰而實際的認識。這比起他在《少年》上發表的文章又大大跨前了一步。

在留法勤工儉學生中，以曾琦、李璜為首的國家主義派代替無政府主義者成為同共產主義者論戰的主要對象。去年十二月他們在巴黎秘密成立中國青年黨，對外用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的名義活動。機關刊物是《先聲周報》。他們標榜“國家至上”，否定階級鬥爭，破壞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合作關係，反對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統一戰線和國際統一戰線。《赤光》發表不少文章，對他們進行了有力地批駁。

共產黨人不是信仰共產主義嗎？為什麼又要同國民黨人合作進行國民革命呢？為了回答國家主義派在這個問題上所作的種種惡意攻擊，周恩來在《再論中國共產主義者之加入國民黨問題》一文中作了精彩的論述：

不錯，我們共產主義者是主張“階級革命”的，是認定國民革命後還有無產階級向有產階級的“階級革命”的事實存在。但我們現在做的國民革命卻是三民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合作，以推翻當權的封建階級的“階級革命”，這何從而說到“國民革命”是“階級妥協”？且非如此，共產主義革命不能發生，“打破私有製度”、“無產階級專政”自也不能發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周恩來用這樣明確的語言，概括了民主革命和共產主義革命的相互關係。在建黨初期的一九二四年，年輕的周恩來對中國革命的這個基本問題能有如此深刻的認識，是難能可貴的。

此時，在國共合作的新形勢下，國內革命運動以廣東為根據地蓬勃發展起來，急需大批幹部。周恩來在歐洲卓有成效的工作，引起了黨的注意，旅歐中國共青團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調他回國工作。

在統一戰線中，王京歧和周恩來一個理內，一個對外，關係處理得非常好。周恩來突然被調回國，王京歧深感遺憾地說：“現中央（廣東）奪之東歸，全歐黨務影響非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