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貪我六兩，梟首剝皮

在持家理財方麵，朱元璋嚴懲貪官汙吏，是曆代帝王中最精打細算的一位。這對鞏固和加強朱氏家族的統治是非常有利的。

貪汙腐敗是曆朝曆代都存在的頑疾，它危害著皇帝的寶座和國家的安危。按現代的觀點來說，貪官貪汙的錢款不管是國家的還是接受個人所得的賄款，最終損害的都是人民的利益。而在封建社會，貪汙損害的可是皇家的利益。在那個時代，國家的錢對皇帝來說，就是自己的錢。誰也不願意別人拿走自己的錢，因此曆朝曆代都在反貪腐。朱元璋是由貧民走上皇帝寶座的，底層生活的痛苦經曆讓他刻骨銘心。因此，坐上皇位的朱元璋采取了中國曆史上最嚴厲的措施來懲貪。

朱元璋製定的《大明律》，對官吏的貪汙腐敗處罰極其嚴厲。犯有貪贓罪的官吏，一經查清，一律發配到北方荒漠中充軍。官員若貪汙贓銀六兩以上，就會被處梟首示眾、剝皮實草之刑。朱元璋命在各府州縣衙門左側設皮場廟，就是剝皮的刑場，貪官被押到這裏，砍下頭顱，掛到竿子上示眾，再剝下人皮，塞上稻草，擺到衙門公堂旁邊，用以警告繼任的官員。

朱元璋對自己製定的法律帶頭實行，而且執法相當嚴厲，這在中國古代封建皇帝中是少有的。

明初，朱元璋在邊境地區實行茶馬貿易，用內地的茶葉換取邊地馬匹。為了保證這一貿易的正常進行，他下令兵部嚴禁私販茶葉。可是私販茶葉到邊境的事情還是屢禁不止。於是他不得不重申禁約，頒發到四川、陝西官府和衛所，嚴禁私販。在這種情況下，駙馬歐陽倫仍派家人周保去邊境販茶，從中牟取暴利。周保等人所到之處，橫行霸道，騷擾嚴重。陝西布政使司官員不敢惹駙馬家人，隻得俯首聽命，為他們征派民車數十輛。經過蘭縣（今甘肅蘭州）河橋巡檢司時，周保等人對小小的巡檢司官吏更是蠻橫，稍不如意，便拳打腳踢，百般侮辱。小吏忍無可忍，憤而上告。朱元璋得知此事後，勃然大怒。他不但處死了周保等人和布政司官員，而且把駙馬歐陽倫也一並賜死，並嘉獎了河橋巡檢司小吏。歐陽倫是安慶公主的丈夫，而安慶公主是馬皇後親生，因此很受朱元璋的寵愛。歐陽倫做了十幾年駙馬，但他觸犯了朱元璋的法令，朱元璋為了維護法紀，整肅吏治，寧可讓自己鐘愛的女兒做寡婦，也不肯曲法赦免歐陽倫。為了朱家王朝的長治久安，朱元璋懲治貪官汙吏的決心，是任何人都不可動搖的。

朱元璋對貪汙之官，寧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他規定，凡有貪汙案件，都要層層追查，順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將貪汙分子一網打盡為止。比如，六部之中有人貪汙受賄，則必深究贓款自何而來。如果是布政司行賄於六部，則拘布政司來，審問這些贓款從何得來。如果他說是從知府那裏得來，則拘知府至，問贓何來，必指於州。州亦拘至，必指於縣。縣亦拘至，必指於民。至此之際，害民之奸，豈可隱乎？

洪武十八年（1385年），禦史餘敏等告發北京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吏趙全德等人，夥同戶部侍郎郭桓等人貪汙舞弊，吞盜官糧。朱元璋抓住線索，命令司法部門依法嚴加追查。這個案子後來又誅連到禮部尚書趙瑁、刑部尚書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傑、工部侍郎麥誌德等高級官員和許多布政使司的官員。貪汙盜竊的錢折成糧食達二十四萬多石。案件查清後，朱元璋下令將趙瑁、王惠迪等人棄屍街頭；郭桓等六部侍郎及各地方布政使司以下的官員有上萬人被處死；有牽連的官吏幾萬人被逮捕入獄，嚴加治罪。各地卷入這個案件的下級官吏、富豪，被抄家處死的不計其數。

此案令核贓株連之人遍天下，中產以上民家被抄殺者不計其數。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株連直省諸官吏，係死者數萬人。核贓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由於誅戮過甚，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的行政官吏，從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竟沒有一個做到任期滿的，往往未及終考便被貶黜或殺頭。用朱元璋自己的話說：“自開國以來，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設所有司官，未嘗任滿一人。”

郭桓案發生後他更加強了在治貪方麵的手段，製定了嚴厲懲治經濟犯罪的法令，在全國財政管理上實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把記賬的漢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為“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陌、阡”等。後又把“陌、阡”改寫成“佰、仟”。漢字數字大寫，在技術層麵上確是重要的舉措，堵住了賬冊上的一個漏洞，所以一直沿用到現在。

崛起於社會最底層的朱元璋，從自身的經曆中深刻認識到，僅僅依靠官僚係統的內部監控，是無法澄清吏治的，因而便想借助民眾的力量，完善對地方官吏的監督機製。在《禦製大誥》中有一條“民陳有司賢否”，規定：“自布政司至於府、州、縣官吏，如果不是尊奉朝廷號令，私自巧立名目，害民取財，允許境內的耆宿老人，以及各處鄉村市井的士人君子等，連名赴京奏狀。狀中要詳細寫明有關官吏的過失惡行，事實明確，朝廷將據以定罪，更派賢良官吏以撫育百姓。如果所在布政司及府、州、縣官吏，有清正廉潔、撫民有方、使百姓生活安定者，上述人等也可連名赴京奏狀，使朕知道當地官吏的賢能。”

在《禦製大誥·耆民奏有司善惡第四十五》中，朱元璋號召說：“今後所在布政司、府、州、縣，若有廉能官吏，切切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詳。如果廉能官吏遭到不良官吏和同事們的誣陷排擠，一時不能明其公心，又因遠在數千裏外，實情不能上達，允許本處城市鄉村的耆宿老人們赴京麵奏。以使廉能官吏得到保全。自今以後，若想根除民間禍患，最好的辦法，就是鄉間年高有德的人們，或五六十人，或百人，或三五百人，或千餘人，年終時共同商議確定，本境禍害百姓的有幾人，造福百姓的有幾人，赴京師麵奏，朕一定根據耆老們的奏狀，褒獎好官，罷免壞官，情節嚴重者治罪。嗚呼！所在城市鄉村耆民智人等，能按照朕的話，切實舉行此事，天下就會太平了。民間如果不主動揭露奸頑，表彰廉能，朕就不可能及時知道，所以囑托民眾幫助朕做這件事。如果城市鄉村中有包攬訴訟、把持官府，或挑撥煽動官吏害民者，允許四鄰及當地人民赴京，據實麵奏，朕將加以清除，安定百姓。君子一定要把朕的話放在心上，千萬不能坐視縱容奸惡官吏人等害民。特此囑托。”

《禦製大誥》中還規定：各地政府對於進京麵奏的百姓，不得阻攔。即使沒有文引路條，也要放行。如有阻攔，官吏要被族誅。做出這一規定，朱元璋是想借助民間的力量懲治不法官吏，甚至像他所說的迫使官吏向善。皇上以愛民的救世主出現，允許百姓告官，使百姓成為保持官員廉潔的製約力，這在曆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由於朱元璋對吏的痛恨程度超過了對官的痛恨程度，因而在《禦製大誥》中他對官、吏做出了不同的規定。他在《禦製大誥》中規定耆民百姓可以到京師麵奏本處官員善惡，而對於吏，則不必經過這種程序，老百姓可以直接捉拿、綁縛害民吏胥，送到京師治罪。在《禦製大誥·鄉民除患第五十九》中，他規定：“今後布政司、府、州、縣在職和賦閑的吏胥，以及城市鄉村中老奸巨猾的頑民，有專門包攬詞訟、教唆害人、通同官吏禍害百姓者，允許城市鄉村中賢良正直、願意為民除害的豪傑人士，共同商議，將害民者綁縛起來，送到京師，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擋者，一律梟令。途中經過關津渡口，把守人員不得阻擋。”

在《大誥三編》中，朱元璋又寫上10條“民拿害民該吏”，誥文說：“以前任用的官員，都是不才無籍之徒，上任後，勾結吏員、皂隸、不才耆宿及一切頑惡潑皮，夤緣作弊，害我良民多矣。像這類無籍之徒，貪心無厭，作惡不止，若不加以禁止，民何以堪。此誥發布後，你們高年有德的耆民，以及青壯年豪傑，務必幫助朕，給良民創造一個安定環境。如果想依靠官員們替百姓辨別曲直，朕即位十九年來，還未見到一個這樣的官員。今後各地官吏，若有在辦理訴訟時以是為非、以非為是的，受冤枉的人可以邀集四鄰，到衙門捉拿刑房的吏胥，送到京師來；若有采買物品不按價付錢的，就把禮房的吏胥捉拿來；若有賦役不均、差貧賣富的，把戶房的吏胥捉拿來；若有借舉保人才擾害百姓的，把吏房的吏胥捉拿來；若勾補逃軍時有賣放正身、用同姓名者頂替的，鄰裏對證明白，就幫助被害人家將兵房的吏胥捉拿來；若有借工程科斂、賣放應役工匠的，把工房的吏胥捉拿來。如果百姓遵從朕的命令，切實舉行，不出一年，貪官汙吏就都變成賢人了。為什麼這樣講？就因為良民都能辨別是非，奸邪官吏難以橫行，這樣官吏們就會都被逼得變成好人了。各地官員人等，敢有阻擋百姓拿送害民吏胥的，一律誅滅全家。”

在朱元璋的號召下，從洪武十八年（1385年）開始，全國掀起了一個捉拿害民吏胥的浪潮，大量吏胥被綁送到京師，除情節嚴重者處死外，絕大多數都被發配到邊遠地區充軍。後來，朱元璋製定“合編充軍”條例，專門列有“積年害民官吏”一款，為將捉拿的害民吏胥發配充軍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

然而，貪汙之風終明一代也沒有好轉過，雖然在朱元璋不斷的殘殺之後，略有好轉，卻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在於：明代政府官員的工資太低，嚴重影響到官員們的日常生活，貪汙就成了必然。在朱元璋看來，官員隻是用來幹活的，自己拿著錢養活他們，他們還敢貪汙，那還得了？如果用現代人的觀點來說，朱元璋肯定不是一個好雇主，在他手下幹活，不僅吃飯有問題，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朱元璋把官員看成了工具，而沒有從製度上去改善官員的待遇，貪汙自然是越演越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