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下旬,國民黨政府開始逮捕漢奸。陳公博、陳璧君、林柏生等要犯先後入獄。在1946年的初夏,開始對他們進行公開審判,並分別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周佛海是汪精衛漢奸集團的核心分子,汪偽政府的要員,本應立即逮捕法辦,受到應有的懲治,但他卻和陳公博等的處境大不相同,因此,我願意把他以後的情況簡單地談一談,作為一個尾聲。
我常常考慮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戴笠要把周佛海送到重慶去?而又不馬上把他像其他漢奸那樣送去法辦?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第一,周佛海為戴笠做過不少事情,一般人也都知道。假若他立即將周佛海送去法辦,那以後還有誰為他賣命?他還要不要用人?因此,戴隻好以蔣介石接見為由,把他誘到重慶去。第二,和周佛海有關係的偽軍還是比較多的,特別是周直接控製的稅警團,如果把周直接送進監獄,就會使偽軍動搖,特別是熊劍東,當時已經有些動搖。戴笠要穩住偽軍。
1945年9月底,周佛海把偽上海市政府、偽上海保安司令部、偽中儲上海分行移交給國民黨的接收大員後,前幾天門庭若市的湖南路私宅,一下子變得冷冷清清了。從重慶飛來的新權貴們忙著上演“五子登科”的醜劇,而失勢的大小漢奸則惶惶不可終日。這時戴笠跑來告訴周說,蔣介石要接見周。羅君強和丁默邨、周佛海等聽了十分高興。9月30日一早,周佛海等乘專機去了重慶。
周走後第三天的晚上,我回到家中看到戴笠在二樓客廳裏和我母親楊淑慧、外祖母、舅母談話。母親一見我就說:“你父親一到重慶就舊病複發,戴先生已經把他送到四一醫院請美國醫生治療。戴先生要我帶著看護馬小姐明天去重慶照顧你父親。戴先生要你也去。”我說:“我不會照顧,我不去。”戴笠馬上插嘴:“你過去不是很想到大後方去看看嗎?現在一起去不是很好嗎?”我說:“看是想去看看,但是現在抗戰剛勝利,交通沒有恢複,局勢不那麼安定,我還是等局勢稍穩定後自己去好了。”
戴沉下了臉說:“你知道,當我要什麼人幹什麼事的時候,是沒有人敢違背我的意誌的。”
我馬上回答:“我又不是你的部下,沒有必要執行你的命令。”
戴臉一板,說:“你不去?今天晚上你就跟我走!”
這時空氣非常緊張,我外祖母和母親都哭了,勸我還是去好。我知道戴笠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就說:“去可以,但第一,我不和他們住在一起,第二,我要有行動自由。”
戴說:“好,我答應你這兩個條件,但你也必須答應我兩個條件。第一,不許你用現在這個名字。”我母親插嘴說:“你祖父叫周逵幾,你就叫周祖逵吧。”戴接著說:“第二,不許你去看你父親在重慶的老朋友。”
我答應後,戴說:“現在我寫封介紹信,到重慶後你去看毛人鳳,由他來安排你。”這樣,第二天一早我就和母親、馬小姐、偽中儲行秘書處處長馬驤良的老婆以及一個廣東老保姆坐飛機到重慶去了。
我們在白市驛機場著陸。軍統總務科科長侯禎祥立即用汽車將我們送到重慶郊外磁器口軍統大本營,戴笠的住地楊家山。丁默邨、羅君強等已經在楊家山。從他們口中,我知道周的病倒是真的,戴也確實把周送到四一醫院。第二天一早,我和母親來到醫院。周一人占用了三間病房,由他自己和跟去的副官使用。周在美國醫生的治療下病情已有好轉,他可以坐起來和人談話了。他一見我就毫無表情地說:“不是我叫你來的!”
周在醫院治療期間,並沒有什麼特務監視或保護。周的兩個副官隨時可以到鎮上購買物品,夥食也是根據醫囑準備的。馬小姐就留在醫院看護周。不久周就康複了。
我到楊家山後,第三天由侯禎祥帶我去見毛人鳳。我把介紹信給毛,毛並沒有仔細看,隻是瞅了一眼說:“你的問題戴先生已經用電報告訴我了。他要我告訴你,你的事由他回重慶親自安排,希望你安心等著他。”我故意問:“戴先生不是在信裏說要你為我安排的嗎?”毛回答:“我隻能按戴先生的電報辦事。”毛又說:“我很忙,你還是回去安心多等幾天吧。”
我回到楊家山後,沒有幾天,就搬到白公館去了。我們在白公館的生活是很優裕的,也很自由,可以下棋、打牌、唱戲,可以看重慶出版的所有報紙,包括《新華日報》。每天吃的是八菜一湯,大魚大肉。過陰曆年時,還準備了整桌酒席讓我們過年。
我們一到白公館,侯禎祥就吩咐道,為了保護我們,戴笠規定沒有他的允許,任何人不得進來探望,我們也不能出去。我們可和外麵親友通信,但都必須交給侯禎祥寄出,外麵來信也必須經過他轉給我們。
軟禁中的周佛海等非常關心其他幾個大漢奸的命運。當陳公博和褚民誼等被處決的消息傳來後,都大為驚慌,繆斌被槍決的消息尤使他們震動。他們知道抗戰末期,繆曾和蔣有勾結,以蔣的私人代表的身份去東京和日本首相舉行過秘密談判。他們都認為,蔣是為了殺人滅口才第一個殺繆的。聯係到自身的命運,他們就更惶惶不安了。
周、羅等在白公館的情緒各不相同。周一到白公館就沉默寡言,每天在二樓踱方步,並托管理員買了英文書籍和字典認真地學起來。日本帝國主義完蛋了,他在考慮下一步投靠美國主子了。
丁默邨是老牌特務,他到白公館不久就買通了一個警衛和外麵建立了聯係。要他的親信聯絡他過去的部下,為他說情,搜集有利於他的證據。丁還叫我母親買通大師傅和外麵建立聯係,他說:“當你和家裏秘密寫信時,也不要忘記公開寫幾封信給侯禎祥寄出去,以免他們懷疑。”
羅君強不像丁那麼刁頑,他帶了一本《聖經》,開始時每天讀《聖經》,以後又要管理員買了一些曆史書籍閱讀。
舅舅楊惺華認為他落到今天的地步完全是受周的連累,因此他一直不願和周講話。他要他的老婆到處活動,拉攏鄭介民和毛人鳳的老婆為他說情。他還多次寫信、報告給軍統,希望把他的問題另作處理。
1946年春節後不久,我的同父異母哥哥周少海也由侯禎祥陪同來到白公館。他原是軍校十四期畢業生,在胡宗南部當連長,周當漢奸後戴把他關起來了。抗戰勝利後才從蘭州放出來,說是讓他回湖南,到了重慶又把他送進了白公館。他從小和周的感情不好,已過繼給我的叔父周佛生。他認為這幾年吃官司,完全是周佛海的關係,所以,一來就和周吵架。
周佛海曾寫過兩封信給戴笠,希望戴來看他。戴果然來了。大家到客廳坐定後,戴先海闊天空地談些一般的事情。丁默邨忍不住,向戴提出他們的問題怎麼辦。戴說:“應該相信蔣先生嘛。”丁又問:“繆斌不是為蔣先生做了不少工作嗎,為什麼反而第一個槍斃呢?”戴說:“他的情況特殊,所以要從速處理。”
戴笠走後沒幾天,白公館管理局的人說戴笠乘飛機在南京摔死了。警衛班的特務們都很緊張。周佛海等一聽,個個麵麵相覷,不知如何是好。丁默邨這時帶頭開了腔:“你們看這件事情對我們的問題的解決究竟是有利呢,還是不利呢?”大家都默不作聲。丁默邨歇了會兒又說:“我看這樣一來,對我們的問題解決非常不利。因為戴笠的繼任者必然是毛人鳳。毛是一個庸才,沒有魄力,膽小怕事,希望他像現在這樣把我們保護在白公館,承擔外界輿論的壓力,我看是不可能的,要他在老頭子麵前為我們講幾句好話,我看也是絕對不可能的。”馬驥良接過話頭問:“那麼,我們怎麼辦呢?”羅君強苦笑一聲說:“隻好聽天由命了。”周佛海忽然站起來說:“我們不能這樣消極等待。我們已經等了七個月了,好像蒙在鼓裏,不上不下,很不是滋味。我看,我們應該主動請求軍統把我們移交到法院。這樣,索性下個決心去打官司,反而可以求得一個心安。公博他們已經不在人世了,我們幾個人偷生於此,未免對不起朋友,也沒有什麼意思。”周佛海說完接著問:“你們以為怎麼樣?”沒有一個人先回答。過了很久,還是追隨周二十幾年的羅君強開了腔:“事到如今,也隻好這樣辦了。”丁默邨也低聲說:“那就這樣辦吧!”周看他們二人都表了態,便再沒有問其他的人,說:“好,那就決定了。等他們再來時,我就口頭提出來,假定他們不來,我們就寫書麵報告。”
第二天,管理局的人又在議論,說山下傳說戴笠的死是老頭子自己下令幹的,他派人在戴的飛機上放了定時炸彈。周佛海等又湊在一起議論起來。丁默邨說:“這完全可能。因為戴在勝利以後實力大為膨脹,他的忠義救國軍已經改編為交警總隊,自己掌握了一部分武裝。胡宗南又在軍事方麵支持他,宋子文在財政方麵也支持他,他自己又發了一批劫收財。同時,借解散特務機關為名,把他大大小小的特務機構化整為零,以退為進,分散到全國各種機構裏去,蔣介石怕他勢力擴大,尾大不掉,幹掉他是完全可能的。”對丁默邨這一番分析,大家自然沒有什麼意見。周聽了以後微微歎了一口氣說:“這還是那句老話: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吧。”過了幾天,侯禎祥就來通知戴笠死的正式消息,並說毛人鳳已繼任軍統局局長,過幾天會來看他們。
沒幾天毛人鳳來了,周佛海說:“毛先生,你剛接管軍統不久,我們覺得為了使你們不增加更大的壓力,請把我們送到法院,根據法律來處理我們。”說著,周拿出一封信說:“這是我和默邨、君強共同署名的信,請毛先生收下。”毛人鳳推說剛剛接管軍統沒有幾天,正在辦移交,等局勢稍為安定以後就去向委員長請示。他說:“希望你們絕對不要多心,應該相信委員長嘛!”周佛海一定要他收信,毛人鳳堅持不肯收。周接著講:“既然毛先生不肯把這封信收下,那就算我口頭提出來吧。但還有另一件事情,要請毛先生答應,就是我的兒子在這裏已經住了七個月了,他完全沒有必要住在白公館,戴先生生前也答應讓他出去的。”對這個問題毛人鳳倒是一口答應了,不過他提出兩個條件:第一,周幼海出去後不準去看周佛海的老朋友;第二,不準在重慶逗留,也不準回上海,因為上海認識周幼海的人太多,隻能到成都去。我心想,到成都去正好,因為我的好朋友肖孟能正在成都華西大學讀書。到了4月底,我才接到通知可以出去了。當晚,母親幫我準備行裝時跟我講:“你明天要出去了,應該去和你父親談談。”我想也確實應該和他談談,於是就上樓和周佛海作了一次比較長時間的談話。那時周佛海希望我到美國去讀書,他說,你媽媽給你的錢,供你到美國讀三五年書是不成問題的,你還是到美國去好。我說:“我的一生到現在為止都是由你支配的,今後我要走自己所選擇的道路了。”他聽了以後說:“好吧,由你自己決定吧,這也是人各有命。”
我是第一個離開白公館的人。他們對我離開以後軍統究竟會采取什麼措施是十分關心的。丁默邨就說:“你出去以後,到了成都要想辦法在重慶《大公報》上登一個廣告,告訴我們你出去以後的情況。”我出去以後就照丁默邨的辦法辦了。
第二天一早管理員用汽車把我送到重慶附近的一個小旅館。乘他去買長途汽車票的時候,我就托旅館的服務員給我打電報給成都的肖孟能。第三天我到成都的時候肖已經在那裏等我了,我在成都住了半個多月,又和肖孟能回到重慶,肖好不容易替我買到了回上海的飛機票。大約在6月初我就從重慶飛回上海。到了上海,我才知道我的母親楊淑慧已被軍統送到上海,關起來追逼財產,搞了一個多月,因楊淑慧吞金自殺,軍統慌了,隻好把她放出來,追問財產一事,才草草收場了。那時我已和地下黨取得聯係。6月底,地下黨的同誌送我去解放區。到了淮陰,我到華中分局聯絡部,楊帆部長接見了我,並發展我為中共黨員,決定再派我回上海工作。以後我才知道離開白公館以後,周少海和周佛海大吵一次,要周佛海和軍統聯係,盡快放他出去。周佛海這才把侯禎祥找來,說:“你把他送走吧,否則我一天好日子都不能過。”結果周少海也離開了白公館。
1946年中秋節後,我起程南下。當時國民黨已發動全麵內戰,淮陰已經聽到槍聲。我好不容易過江到了江陰,買了一份《大公報》,一看才知道周佛海已於7 月19日移解到南京高等檢察院,準備受審。我趕到南京見到了楊淑慧後,知道周關在軍統看守所。周提出,和他一起前來的馬驥良的老婆、看護馬小姐、廣東老保姆和一名副官等應放出去。軍統答應了,第二天他們都被釋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