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邊也掛上鉤

周佛海是個大投機分子，他一當上漢奸，不但立即與重慶國民黨政府勾結，在不同形勢下進行各種陰謀活動，而且還不放過任何一個可與我黨進行接觸的機會。在這方麵，他主要通過三條渠道。

第一，楊宇久。我的外祖父楊自容，20年代曾去長沙明憲女中教書，他很喜歡一個女學生，名叫楊宇久。楊並認我外祖母為幹媽，我母親楊淑慧就成了她的幹姐姐了。後來楊在湘雅醫學院護士學校畢業，到了南京做護士。那時，周佛海已叛變革命了，當了國民黨的高官。楊宇久經常出入周家，我和妹妹都稱她楊阿姨。那時，我們都知道楊宇久是劉少奇的表外甥女，因受劉少奇的影響，思想很進步。抗戰以後，周做了漢奸，任命楊宇久的親弟弟楊叔丹為偽財政部警衛隊隊長，兼管周家警衛。周之任命共產黨員楊宇久的弟弟為自己的警衛隊隊長，是有其政治用意的。因為，我們那時都知道楊宇久在蘇北新四軍工作。1941年春，我在東京時，我母親送我妹妹到東京讀書，她告訴了我楊宇久的事。

楊淑慧去日本東京前，在南京時，有一天楊叔丹給周家打電話向周佛海報告說：“剛才我在鼓樓附近，偶然遇到我姐姐楊宇久。我忙問：‘你不是在新四軍工作嗎？怎麼到南京來啦？’她回答說：‘替陳子凡丈夫邱某修墓（陳是楊的好友，邱是國民黨軍官，日軍占領南京時戰死）。’我接著問：‘你住在哪裏？為什麼不到我家去？’楊宇久沒有回答，急忙跑了。”楊淑慧在旁邊聽了楊叔丹打來這樣電話，就搶過電話來說：“既然剛剛遇見她，估計不會離開南京，趕緊去找她，我們急於見她。”不一會兒，楊叔丹又打來電話，說：“已經找到了，接到了自己家中。”楊淑慧馬上趕去，一見楊宇久就說：“你到了南京，怎麼不來看望你老姐姐。你老姐夫當了漢奸，你姐姐並沒有當漢奸呀！走，住到我家去。”於是將楊宇久接到了我家。當天晚上，周佛海、楊淑慧、楊惺華就和楊宇久、楊叔丹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

周佛海、楊淑慧首先問楊宇久，為什麼到南京來？她還是重複楊叔丹說的那一席話。周說：“你是共產黨員，共產黨絕不會僅僅為了替私人的朋友，且早已死去了的丈夫修墓，而批準自己的黨員到日本軍人控製的心臟——南京來冒這個風險的。你可以瞞過別人，但瞞不了我。你此行一定有其他的目的。”

楊淑慧也說：“你盡管說，我們是老姊妹，在任何情況下，我保證你姐夫絕不加害於你。”楊叔丹也在旁幫腔：“既然這樣，你就說了吧！”楊宇久這才把她來南京的目的說了出來。原來楊宇久是奉新四軍政委劉少奇的命令，到南京來的。她想通過周佛海的妻子和周見麵，了解周當了漢奸後有何打算，並探詢今後能否保持聯係。楊到南京後，找到楊叔丹，要他向周彙報見麵一事。但是楊叔丹不敢這麼做，怕周懷疑他和共產黨有關係，因而怪罪於他。於是就想出鼓樓巧遇這一妙計。如果周的態度好，楊就出麵，如果不好，就不出麵。而楊叔丹為自己主動報告，也就避免了責任。

問題既然已經攤了出來，周就對楊宇久談了自己的想法。他說：“我自從脫離共產黨後，在國民黨內也當了十幾年官，但一直不得意。關於抗日問題，我有不同看法。因此，這次汪先生搞和平運動，我也跟了出來，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解決中日戰爭。但是，到了南京以後，覺得日本人遠不是他們自己所講的那樣，什麼‘共存共榮’等，特別是日本軍人。日本軍國主義的對華政策，不統一，朝令夕改，上下左右互相排擠，人事調動頻繁，事情很不好辦。前途究竟怎樣？我自己心中也沒有底，隻好走一步是一步，走了再看。至於和共產黨，我當然希望保持一個聯係，何況有你在其中說話。你這次來，我保證絕對安全，你隨時都可以回蘇北。”周佛海的這一番話，使楊宇久也滿意。她表示，既然姐夫如此坦率，我也放心了。

1945年初，周佛海自己和我談到這一段往事時，還說了這樣一種看法。他說：“共產黨派楊宇久來找我，是非常聰明的。因為她和我家關係很深，加之又是女的，不會被人注意。”當時，由於我母親要送我妹妹去日本，楊宇久也就一起到了上海。楊宇久是我外祖母的幹女兒，她就住在我姥姥家，姥姥的家就在愚園路1136弄旁一條弄堂內。

楊宇久有個小姐妹，名叫王愛日，當時在我舅舅家當家庭護士。王因受楊的影響，政治上也很進步。楊到上海後，由於上海仍有租界，整個環境比南京自由得多，所以，她經常外出。周估計楊是到租界和地下黨聯係，但沒有進行幹預。不久楊表示要回蘇北，周也就讓她回去了。行前我母親還送了路費，楊宇久為給我妹妹趕早送行，也買了禮物送給妹妹。

同年夏，王愛日在我舅母的資助下，也進入蘇北解放區。楊宇久以後並沒有派人與周佛海聯係。大約在1942年，王愛日曾托人帶信來，大意是：已安全抵達，與宇久見麵，仍幹老本行等。

周佛海與共產黨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接觸是與馮龍（即馮少白）的談判。周的親信、偽財政部稅務司司長邵式軍有個親戚叫馮龍，是共產黨，抗日戰爭後，就在蘇北新四軍軍部工作，和邵式軍早有聯係，周佛海也知道邵有這門親戚。1943年春，馮龍從蘇北到上海住在邵家，希望通過邵能和陳公博、周佛海見麵，商討雙方關係問題。邵立即向周彙報，並說馮是陳毅、饒漱石派來的，周當然願意。於是3月的一個深夜，邵式軍陪同馮龍來到湖南路周家。馮首先說明自己的身份，受何人委托，來商討雙方是否有可能合作的問題。馮詳細分析了當時形勢，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必然滅亡。馮說：“當然這個問題周先生是清楚的。”周佛海馬上接腔：“馮先生，共產黨不是最痛恨叛徒嗎？像我這樣脫離共產黨，又當了國民黨的人，共產黨能與之共事嗎？”馮解釋說：“那是過去的‘左’傾機會主義時期的路線所致。自從遵義會議以後，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不論什麼人，不論過去做過什麼事，隻要今天願意同共產黨一起抗日，我們都表示歡迎，希望你不要耿耿於懷。”

馮接著問：“你參加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黨中央的領導同誌中，哪幾位和你熟悉？”周說：“在廣州黃埔軍官學校時期，我和周恩來、林伯渠共過事。特別是周恩來，還常到我家吃湖南菜哩！”馮說：“我下次來時，可以帶來他們的親筆信。”周接著問：“雙方合作要有共同基礎，我們之間的共同基礎是什麼呢？”馮說：“你們現在不是標榜什麼‘和平、反共、救國’嗎？如果形勢變化，你們隻要將‘反共’二字改為‘民主’二字，變成‘和平、民主、救國’，合作不是就有了基礎嗎？”

當周佛海告訴我這一段時，還說明了他的看法：“共產黨真聰明，隻要把當中兩個字一換，合作就有了基礎。”

周接著又問馮龍：“那麼，我們現在能做些什麼事呢？”馮說：“第一，我們可以互相交換日本人、國民黨的情報；第二，希望你能運一些我們需要的物資到蘇北；第三，我們雙方的部隊應該互不攻擊，保存實力，以備將來總反攻。”

周表示：“第一、第二可以由邵式軍具體辦理，唯獨第三點，究竟怎樣可以做到？”馮說：“隻要你向你的稅警部隊下命令：如果附近的新四軍不來打你們，你們就不要去打他們。我們也向我們的部隊下達這樣的命令，這樣事實上，我們就可以達成互不攻擊的協議。”周佛海還在我麵前表示非常欣賞馮的這種辦法。馮還表示，希望會見陳公博。周答應可以轉告陳，可由邵式軍陪同前往。最後，馮說自己有急事，要速回蘇北，以後如有事要找他，可由邵式軍通知，他便立即趕來。這就是周與馮龍的第一次接觸。

1945年8月，抗日勝利時，在南京發生陳公博火並周佛海，派兵包圍周的住宅事件時，偽宣傳部副部長章克登門求見。周當時因處理與陳的關係，要立即趕往陳家，表示不見。章又拿出一封信，希望看了信後再說，周仍不見。說：“人不見，信可留下。”但也並未看信，隻往口袋裏一揣了事。當周處理完陳火並之事以後，便立刻坐火車趕往上海。在火車上才想起章克送來的信，打開一看，原來是馮龍寫的。大意是，前次談論的形勢變化前景，現在已經到來，盼能全麵商談雙方的共同對策雲雲。並指明，如能見麵，請通知章克。可是，那時周已在南京開往上海的火車上了。周看後把信撕碎，往窗外一扔了事。

據馮少白（即馮龍）生前發表的黨史回憶錄載，他此次由蘇北解放區來到南京，是勝利後新四軍軍部接到毛主席從延安發來的指示，要他們速派人策反陳公博、周佛海起義。馮是奉命趕來南京的，並帶來張雲逸同誌的親筆信件。但是，由於周已死心塌地跟國民黨走，再加上一些具體原因，沒有成功。當然，我所了解的情況，都是周佛海告訴的，某些問題上的情節和看問題的角度，同馮龍的回憶錄是不一致的。

大約在1942年的春、夏之間，汪偽特務機關“76號”的二處處長胡均鶴，偵知共產黨人潘漢年匿居在靜安寺百樂門大飯店，便去和潘漢年作了一次秘密談話。勸說潘和李士群見麵。李在成為叛徒前，潘、李就已經認識。潘同意了胡的要求，到蘇州會見了李士群。潘到了蘇州後，李立即將此事報告了周佛海，並陪伴潘一起到了南京，會見了周佛海。他們談的主要內容，是商定雙方在上海互不傷害，互不以暴力對付的問題。這次會見後，周、李與潘，又多次在上海的“76號”晤談。他們晤談時，楊淑慧也曾在場。1942年底，潘漢年告訴周佛海、李士群說，他將去蘇北解放區，但不久還會回上海。臨行前，周還在“76號”為潘餞行，李士群當時也在場。

1955年潘漢年被捕，我母親也因此事受到牽連，而被拘留受審一段時間。

1944年夏、秋時，張子羽從第三戰區的屯溪回到上海。他雖然是顧祝同的駐滬代表，住在上海，而實際上是潘漢年領導下的中共情報人員。周佛海雖然不能詳細知道內中情況，但張與潘漢年有聯係，這一點他是知道的。在日本帝國主義投降時，周佛海最大的憂慮，是怕新四軍解放上海。他曾向張子羽探悉，中共對上海的對策是不進入上海，這使他感到放心，可以完整地把上海交給蔣介石了。

1947年秋，張子羽在南京監獄探視周佛海時曾告訴周，潘漢年已從解放區回到了上海，他們之間已經取得了聯係。這是一次普通的接見，怕隔牆有耳，在一個一尺見方的洞口談話，所以未能多談。

1947年底，周在南京老虎橋監獄因病住在單獨一間房子裏的時候，張子羽又一次去看望周佛海，進一步告訴周說，潘漢年希望周將自己的一些重要關係交出來，好替共產黨做點有益的工作，但被周拒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