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聖法心學，確立國家綱常規範

僅僅有一部百科全書式的《永樂大典》，朱棣還覺得相當不過癮，這畢竟隻是把別人寫過的作品整理了一下。連他那半個文盲父親，都能攢出《大誥》《皇明祖訓》來忽悠百姓，安撫子孫，他好歹也在帝都南京受過正規的教育，怎麼能輸給老爹？

而且，朱棣表麵上最為崇拜的皇帝唐太宗，也以本人的名義寫出了《帝範》十二篇，作為教導子孫的教科書，朱棣要向天下人證明自己能兩手抓，兩手都能硬，自我標榜“修文竟武，滅虜遷都，終其身不敢自逸”，就不能不用“著作”來證明自己。當然，是不是自己寫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須以自己的名義發出。

於是，永樂七年，就有了這本《聖學心法》。在行文風格上，此書顯然參考和借鑒了宋代的《帝學》（範祖禹編）和《大學衍義》（真德秀編）。

朱棣召集胡廣等大臣審閱，還假客氣了一番：

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雖生知之聖，亦資學問。由唐漢至宋，其間聖賢明訓，具著經傳。秦漢以下，教太子者多以申韓刑名術數，皆非正道。朕間因閑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有未善，更為朕言。

朱棣讓大臣們提意見。這些老油條怎麼可能上當，當然都挑好聽的說：“陛下，帝王道德的要點，都記載在書裏了，能和典謨訓誥一道流傳傳萬世。請刊印以賜福天下。”朱棣也就不再謙虛了，下令印刷，並正式定名為“聖學心法”。雖說此書是對古人言論的整理彙編，體現的卻是朱棣的治國理念和政治主張。

從《聖學心法》中大致可以看出，朱棣特別強調的有以幾點：

一、順從天意，崇拜祖先。

中國的曆代皇帝都自稱天子，強調君權神授，借老天的力量壓製蒼生。在那個科技文化十分滿意落後的年月，想讓老百姓不迷信，就跟讓今天的女孩子不化妝一樣困難。

朱棣所受的那點教育，難以讓他產生“人定勝天”的思想，他的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時代局限性。他無法否認天人感通之說的存在，強調要尊重天意，而不是逆天而行。“天道不言，四時行而萬物生”，“天道至誠無息”，“天道至公無私”。

朱棣強調，統治者應按照“天道”行事，方能成為享受天命眷佑的聖人，否則就不會受到上天眷佑。而普羅大眾，應該接受仁君的統治。如果缺少必要的服從，違背了天道，那麼，自然就得不到上天青睞了。

但是，朱棣並沒有一味強調臣民的服從，而是要求執政者也要順應天道，並將之作為統治能否長久，天下能否安定的重要因素，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相比那些隻強調民眾服從，不申明君主責任的統治者，朱棣的思想還是有所領先的。當然，他這樣做的目的，也是要讓知識分子更加沒有心理負擔地接受，更樂於接受自己的領導。

朱元璋將自己視為元朝的繼承者，但又認為蒙古人已經失去了天命。而朱棣的認識卻有了進步，他強調：

天運雖有前定之數，然周家後來曆數過之，蓋周之先德積累甚厚，其後嗣又不至有桀紂之惡，使夏殷之後不遇桀紂，未遽亡。若順帝不恤軍民，不理國政而荒淫無度，安得不亡！故國之廢興，必在德，不專在數也。

作為一國之君，能夠認為元朝的滅亡並非完全是天數，而是德政出了問題，並以此來警醒自己，這在曆代君王中，無疑顯得難能可貴。作為天子，主動約束自己的行為，以順應天意，“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

全世界沒有一個民族，能像中國人一樣敬重祖先。將死人的墳墓修得比活人的住宅還氣派還宜居，也隻有炎黃子孫做得出來。中國一直沒有占主導地位的宗教，祖先崇拜卻能讓國人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心靈慰藉。而每一個帝王，都把去太廟祭祀當成最為神聖和重要的事務，並將自己的一切，當成祖先在天之靈的恩典。

因此，中國人大多情況下絕不讚賞改動與革新，而是執迷於守成和堅持。朱棣也說：

祖宗之法，所以為後世也。當敬之、守之，不可以忽，繼世之君，謹守祖法，則世祚延長。衰世之主，敗其祖法，則身亡國削。

他將能不能遵守祖製，提到了能否保住江山，甚至自己性命的地步，讓今天的我們看來，無疑太過誇張，但當時人還說，卻是相當受用。

至於具體作法，朱棣則有如此認識：

人君之所好與天下而同其好，所惡與天下而同其惡。群情之所好，而己獨惡；群情之所惡，而己獨好，是拂天理之公，而循夫人欲之私，則所蔽者固而溺者深。雖欲勿殆，其可得乎？

即便掌握了至高權力，還是不能肆意妄為，而是要與天下人同好惡，將自己視為天下人中之一員，而不是那個特殊分子。核心即是“與世同樂”。這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觀點，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二、善待百姓，輕徭薄役。

皇帝及其統治集團當然無法直接從事生產勞動，創造社會價值。所有的收入來源，必然要依靠百姓的貢賦。而在那個社會生產極其落後的年代，大部分勞動者，從事的無疑是一種“糊口經濟”，生存權成為他們追求的第一目標。對於這樣微不足道的要求，統治者如果也無法滿足，那恐怕就觸怒被統治者的底線了。

朱棣當然也不讚成過度的壓榨，他知道這樣隻會削弱政權的根基，他說：

民者，國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之凋蔽。是故，聖王於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則先思其饑也，未衣則先思其寒也。民心欲生也，我則有以道之，民情惡勞也，我則有以逸之。……薄其稅斂，而用之必有其節。如此，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天下勤而民眾歸。

別說皇帝了，一個知府縣令，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自命為“父母官”，隻要略微對百姓公正一點，就能得到“青天大老爺”的獎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施行仁政，其實真的沒有多難；建立適度的剝削體係，給民眾的生活留下餘地，留有念想，才能保證既得利益者一勞永逸地剝削下去。而廣大黎民百姓，其實對這樣的剝削也是完全能夠容忍的。

為了讓被統治者有飯吃有衣穿，提高執政集團的組織管理水平，當然也是非常必要的。今天我們看來，皇帝大略也相當於一個超大型公司的董事長，對於公司如何長久發展，他必須有自己的特殊貢獻，有自己的管理哲學。朱棣當然沒有這樣的戰略意識，但他也做出了一定的思考，他說：

經國家者，以財用為本，然生財必有其道。財有餘則用不乏。所謂生財有道者，非必取之於民也。愛養生息，使民之力有餘，品節製度，致物之用不竭。……民者邦之本，財用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抵蹷拔矣。

在骨子裏，朱棣是看不起老百姓的，但他也明白生財要有道，讓牛光犁地不吃草，都能把牛累死，何況大活人呢。因此，朱棣執政期間，確實也實行了一係列開墾荒田、修建水利、減免租稅的政策，並為其後代兒孫所繼承。

三、禮義教化，恩威並施。

自西周開始，曆代君主都十分重視發揮禮樂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朱棣認為：

夫禮者，治國之紀也；樂者，人情之統也。是故，先王製禮所以序上下也，作樂所以和民俗也。非禮則無以立也，非樂則無以節也。教民以敬，莫善於禮，教民以和莫善於樂。

恩威並施是治國的要決。曆朝曆代，統治階級如果過於迷信自己的國家機器，往往會引發嚴重後果。但如果用禮義廉恥來約束普羅眾生，巧妙地將統治者的利益，轉化成被統治者的需要，潤物細無聲地完成洗腦，無疑對鞏固統治大有好處。

當然，禮樂的解釋權隻能在統治者，隻能由帝王牽著百姓鼻子走，而不能顛倒過來，相信廣大讀書人，也願意站在皇帝一邊，朱棣指出：

聖王之於天下也，不使卑逾尊，賤陵貴，小加大，庶先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得其所而禮義立。孔子論為政，必先於正名，春秋紀王法，必嚴於謹分。治天下者必明乎此，則君臣正，父子親，夫婦別，長幼順。上以統下，大以維小，卑以承尊，賤以事貴，則朝廷之義明而禍亂之源塞矣。

當然，國家既然是暴力工作，當然得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既要樹立正麵典型，也要嚴懲不識好歹，公然違背道德規範之人：

刑者聖人製之以防奸惡也，使民見刑而違罪，遷善而改過。是故，刑雖主殺，而實有生生之道焉。何也？蓋禁奸革暴，存乎至愛，本乎至仁。製之以禮，而施之以義，始也明刑以弼教，終也刑期於無刑。

但是，朱棣自己就在建文帝治下吃過大虧，顯然明白“壓迫有多深重，反抗就有多強烈”的道理，對於秦隋的短命而亡，他也是深深地引以為戒。

至若秦隋之君，用法慘酷，倚苛暴之吏，執深刻之文，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愛惻怛之意？殺人越多而奸愈作，獄愈煩而天下愈亂。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曾未旋踵而身亡國滅，子孫無遺類。是皆可為明戒。

就算是出於自身的考慮，行仁政都是必要的，一個禮樂之邦，人民懂得仁義廉恥，能過上舒適體麵的生活，何必提著腦袋跟國家機器作對呢。

四、廣納賢才，鼓勵諫言。

在專製社會，皇帝是最高統治者，但如果沒有一個可靠的領導班子，往往也會孤掌難鳴，需要很多得力的助手，來幫助他實現執政意圖。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源自隋朝的科舉製度，經過唐朝的發展，在宋朝進入了全盛時期，相比西歐中世紀貴族壟斷國家權力，中國各社會階層之間的壁壘，卻一點都不森嚴。普通人家的孩子最終成為六部尚書甚至丞相，根本算不上稀奇事情。

而朱棣當政後，通過恢複和擴大科舉等手段，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趨勢，他認為：

致治之要，以育才為先。……苟不養士而欲得賢，是猶不耕耨而欲望秋獲，不雕鑿而欲望成器。故養士得才，以建學立師為急務也。

任人之道當擇賢才，擇之審則用之精，……取之至公，用之至當，不以私昵而妨賢，不以非賢而曠官。故善用才者，如百工之用器，各造其宜而已。……

佐治理者，必出眾之才。知其果賢矣，聽之勿疑，則可以養其忠亮。授之以事，則可以責其成功。夫賢才在位，則不賢者遠，官皆稱職，而庶事鹹康。

朱棣不願意實行愚民教育，反而多方培育和造就人才，而且用人為賢，聽之不疑，如果真正落實了，對廣大知識階層無疑有極大誘惑力。

曆代的國君和高官，流傳下來了不少“禮賢下士”的佳話。即便這是一種作秀，做都比不做要好得多。朱棣身為作秀高手，深知其中奧妙，他說：

人君之於臣下，必遇之以禮，待之以誠，不如是則不足以得賢者之心。夫君不獨治，必資於臣。敬大臣非屈己之謂也，以道在是而民之所觀望者也。是故，待下有禮，則天下之士鼓奮而相從。待下無禮，則天下之士納履而遠去。”

相比老子朱元璋對知識分子人格尊嚴的反複踐踏，兒子朱棣待之以誠的作法，自然能夠讓不少讀書人真心擁護讚賞。他意識到，君主與大臣同屬於一個利益集團，唯有尊重後者的聰明才智，讓他們有職業成就感，方能更好地為君主製度出力（mai ming）：

人君日理萬機，事難獨斷，必納言以廣其聰明，從善以增其不及。虛心而聽，不惡切直之言。寬大有容，以盡謇諤之諫。苟不謙己和顏，以接群言，則臣下雖有直言，不敢進矣。故聽言者國之大福也。眾言日聞則下無蔽匿之情，中無隱伏之禍，而朝廷清明，天下平治矣。

二十一史（當時隻有這麼多）中的反麵教材夠多了，朱棣深以為戒:

若夫庸主則不然，好諛而喜佞，拒諫而飾非，恣其誌之所為，極其心之所欲。享重祿者，固榮而保位，居下僚者，懼罪而畏誅。緘默不言，耳目壅塞，俱蹈敗亡，可勝惜也！

惟昏主則不然，以聚斂者為足以稱其欲，巧佞者為足以悅其心。膠固而不移，糾結而不釋。如是則忠正者不得入，小人進而君子退，欲國不危，豈可得也？

朱棣的這些言論，並不完全是寫給別人看，用來收買人心的，在一定程度上，他也真是這樣做的。如此一來，他的政治理念，就更多地靠近了自己推翻的建文帝，而遠離了口口聲聲要維護的太祖朱元璋，這無疑是個曆史的悖論。但不管怎麼說，朱棣這能有這樣的思想意識，確實相當難得。

朱棣鞏固政權，推進文化建設取得了這樣的進展，對於一個武夫出身的粗人來講，也是相當不容易了。不過，細心的讀者一定會留意了，從坐上龍椅的第一天到永樂二年四月，朱棣犒賞功臣，清洗逆敵，創設內閣，擴大科舉，重設錦衣衛，編纂永樂大典等等，忙得不亦樂乎，似乎把一件大事拋在腦後了：他怎麼不立皇太子呢，難道要和雍正一樣，搞秘密建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