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讓讀書人能看到希望，令新政權更有希望

耕讀傳家，是中國農業社會的光榮傳統，耕作保證了中國人最基本的物質需要，而讀書則為炎黃子孫提供了高尚的精神追求，對個人而言，讀書固然可以淨化心靈，陶冶情操，對其親人來說，讀書則可以光大門楣，甚至改變一個家族的命運。而對一個國家來講，領導者的知識儲備與眼光見識，決定了這個政權的走向與命運。

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這句哲理很多老粗當然無法理解，書籍是人類文明傳承最好的載體，唯有愛書之人方能真切領悟。朱棣雖然讀書不多，但別人想騙他並不容易。

朱棣不光創設了內閣製度，還迅速恢複和發展和科舉。

有人說，科舉是中國在四大發明之外的第五大發明，從可以改變無數普通人的一生命運，甚至改變社會階層的意義上來說，它比那器物上的四大發明，可能更加偉大。科舉讓所有的參加者，無論民族、種族、家庭門第、社會背景，相貌差別、身材高低……都要經過同一種程序的選拔，者要迎接現一種標準的挑戰，而且，也必須由同一種規則來判定勝負，決定高下。

中國的科舉製度，始於隋世祖大業元年（605）。楊廣鑒於隴右門閥勢力的強大，希望能在平民之中選拔優秀人才，充實到國家管理隊伍之中。唐朝建立之後，當然也繼承了這種製度。但事實上，因為民間教育不發達，真正能在科舉之中脫穎而出的寒門之後非常稀少，很多人根本就不願讀書，能夠中試者，多為世家子弟。

到了文化教育非常發達的北宋，朝政昌明，並且打破了門第限製，科舉興盛一時，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人才選拔機製。科舉考試與今天的高考、考研一樣，有明確的時間規定，不過是三年一次，三年才能有一回。鄉試由各地方在秋天舉行，稱“秋試”，又叫“秋闈”，其優勝者稱為舉人，取得第二年會試的資格，次年二月，各地鄉試的優勝者，將集中在首都開封進行會試，稱為“春試”或“春闈”，優勝者分為三甲，一甲的前三名，就是狀元、榜眼和探花。其他人則授進士。

元朝也曾經一度實行過科舉，考試辦法基本上照搬宋朝，但蒙古、色目、漢和南人分開錄取，類似今天按戶籍參加高考。這對人口數量占絕對優勢的漢人和南人來說，當然很不公平，但有總比沒有好。而且，科舉一直堅持到了至正二十六年（1366）。

朱元璋建政之後，立即責令恢複科舉，基本上沿用宋製，並在洪武三年（1370年）八月進行了首次鄉試。永樂朝的多數官員，均是在洪武、建文期間，通過科舉進入官員序列的。

盡管這個競爭規則本身也有不少問題，但擁有規則，顯然要好過無序競爭。再不公平的規則，也比沒有規則來得公正一點。而規則本身，也可以不斷完善。

科舉考試的競爭極為殘酷，其概率之低，不會比今天中彩票的難度低多少。能從中脫穎而出者，除了需要長年的埋頭苦讀之外，也絕對需要或多或少的運氣。但是，科舉至少給上百萬讀書人，提供了不用參與造反，就能改變自身命運的機會。有人甚至大膽設想，如果黃巢和洪秀全這兩個考試能力低下的是非精能中個秀才，他們就不會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鬧事了。

明代的科舉與隻有進士科一門，規定子午卯酉年秋季，在各地省城進行鄉試，取得秀才資曆的人方能參加。考試於八月初九開始，每三天一場，共有三場。初場考《經》義兩道及《四書》義一道，二場考試論一道，三場考策論一道。鄉試的優勝者被稱為舉人，就擁有了參加次年二月在京城進行會試的資格。

朱棣占領南京的壬午年，本來是舉行鄉試的年份，但讓靖難給耽誤了。朱棣被迫在永樂元年，下令各地舉行鄉試，接著於永樂二年，在南京舉行會試和殿試。同時，朝廷下令，繼續維持醜、辰、未、戌年會試的傳統，也就是說，永樂三年，馬上又再進行一輪鄉試。大明的考生算是有福了。

永樂二年的會試，注定要在曆史上留下重重一筆。按照傳統，一般會試隻錄取二百來人，但這一次，朱棣一口氣錄了四百七十二人，顯然，他是充分考慮到靖難戰爭對人才的破壞作用。朱棣還下令，挑選其中最出色的二十八人，直接進入翰林院讀書，重點培養。這些人於是有了個很牛的稱謂——二十八宿。

內閣學士的地位越來越高，非翰林不能入內閣，而要想進入翰林院，自然要在會試中取得優異成績，得到主考官員的垂青。

科舉最大的優點，也是其誘人之處，就是選拔製度的公正，所有的考生麵對的是同樣的考題，接受的是同樣的規則，更讓人稱道的是，科舉固然對考生資格有種種限製，但卻沒有年齡要求。

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你，能夠想像五六十歲的老人去參加高考嗎，而在六百年前，這根本不叫事。沒有一個讀書人，會因為年齡而被剝奪考試資格，考卷麵前人人平等，就算是六部尚書的兒子，也沒有優先錄取的特權。當然，這些高幹子弟可能通過捐官進入仕途，但隻能在外圍部門做一些閑職，而且還往往會被人看不起。這和隋唐時代相比，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範進中舉的典故，總是會得到中國人的嘲笑，但這是虛構的故事。在十六世紀初期，有個叫張璁的讀書人，卻用自己的經曆，創造了一個不小的奇跡，也為科舉的公正增加了一個注腳。

弘治十二年（1499），二十六歲的張璁首次參加會試，從此屢敗屢戰，或者叫屢戰屢敗也行，反正他一起考到正德十五年（1520）。

此時，張璁已經到了抱孫子的年齡，坐在考場上，周圍大都是比他小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可這一次，他偏偏還考中了，並從此擁有了公務員資格，開始在禮部打雜。

沒有後台，沒有關係，沒有人脈，而且年齡一大把，誰會要他？規則要他。

因為試卷是要全部謄抄的，主考官隻能根據考生的文章來定奪。所有考生遵循的是同一個規則，隻認考卷，不管其他。

活在今天的我們，還有資格嘲笑人家嗎？可笑的往往正是我們自己。如果我們不相信世界上有公平競爭，就認為這樣的事情永遠不可能出現；如果我們以為灰色交易天經地義，就認為自己的祖先也和今人一樣雞賊勢利。如果我們對曆史沒有最基本限度的尊敬，就會以為過去兩千年的傳統社會真的是不堪入目。

事實上並非如此。

各位如果知道張璁七年之後的崗位，恐怕就更不淡定了。五十四歲時，他居然坐上了大明首輔的寶座。真正做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張璁的事例固然太極端了一點，但足以證明，真正有才華的讀書人，在大明被埋設的可能性，真的遠遠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大。

相信再有想像力的編劇，也不敢編出這樣的故事，可這偏偏是事實，被無數人詬病的科舉製，反而最大可能地保護和發掘了人才。

明朝萬曆年間的首輔張居正，以及嘉靖時期的首輔嚴嵩，都出生於標準的屌絲家庭，似乎種一輩子地就是他們唯一正確的出路，進城打工也隻配當農民工。但抱歉，他倆偏偏位極人臣，並且是大明首輔中名氣最大的兩個。

沒有科舉製度，沒有這種製度的（相對）公正性，兩個送不起禮的屌絲，恐怕連個秀才都當不上吧。

至於被後世嚴重詬病的八股取仕，也和朱棣沒有多大關係。這種製度是在朱元璋時期就實行的，朱棣不過是遵守祖製而已。

而且，八股取仕並非一無是處。一定程度上來說，這種標準化的考試格式，盡量避免因為主老官的好惡而形成的印象分差異，反而更能體現出考試的公正。一個連八股文都寫不好，連鄉試都過不了關的人，基本上可以說算不上人才。這樣的人，如果愣要說自己聰明過人，那不是騙子又能是什麼呢？如果偏要讓考得差的人升得高，那才是可恥、可笑、可惡的事情。

朱棣自己沒多少文化，可他並不像父親一樣看低讀書人，當然，鑒於自己剛剛上台，政權並不穩固，需要做的工作還很多。

他還會有什麼大動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