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禦門聽政製度

康熙初年，由順治遺留下來的“四輔臣體製”大大削弱了皇權，這對康熙履行自己的職責，親掌朝政非常不利。為了盡快投身於國家事務之中，年僅十四歲的康熙，在親政之初就采取禦門聽政的方式，實現總攬朝政的目的。

在中國曆史上，真正能夠履行帝王權力的皇帝很少。而且曆史上經常發生宰相擅權、母後專政、外戚篡奪、宦官橫行、大臣結黨等威脅統治秩序的情況。

而清朝則很少發生這樣的事情，這與皇帝親自行使國家大權，不輕易假手於人有很大關係。清初，國家的體製還帶有很濃厚的貴族製色彩，滿洲貴族特別是宗室貴族在一些國家大事上有很大的決策權。經過皇太極、順治二朝，“四大貝勒體製”和“議政王大臣會議體製”受到了製約，皇權日漸加強。

但是康熙還是感覺到“四輔臣體製”使自己不能自行其是，處處受到約束，於是便采取“禦門聽政”的製度。所謂禦門聽政，就是皇帝親自到一定場所，聽取各部門大臣奏報情況，提出建議，與大學士、學士們一起討論，呈上折本，發布諭旨，對重要國事作出決定等活動。

由於最初康熙禦門聽政的地點是離他住處最近的乾清門，因此才被稱為“禦門聽政”。每月除了初五、十五、二十五的“常朝”在太和殿外，其餘時間都在乾清門。後來根據具體情況和季節變化，也經常在乾清宮東暖閣、懋勤殿、瀛台、勤政殿、暢春園澹寧居、南苑東宮前殿等地舉行聽政。禦門聽政時間一般都安排在早晨，因此又稱為“早朝”。

康熙勤勉為政，無論盛暑嚴寒，他都堅持親臨聽政，幾乎是六十一年如一日，從不中輟。康熙聽政不是圖形式，走過場，其認真的程度，就連大臣們都想象不到。對於各部送上來的奏章，他一定要親自禦覽。

起初，很多官員認為皇帝肯定不會字字細讀，書寫經常疏忽。但康熙連錯字都能發現，並加以改正，翻譯得不通順的，他也親自加以刪改，令大臣們感到汗顏。

軍務緊急的時候，每天奏章有三四百件之多，通常情況下，也有四五十件，不論多少，康熙都要親自批覽。因為親自動手，他才能洞察其中的弊端，隨時加以糾正，這對於扭轉一些不良風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通過禦門親政，康熙抵製了鼇拜等權臣專斷朝政的圖謀，為鏟除鼇拜創造了條件。鼇拜為了擴張權力，壟斷了朝廷大政的處理，他甚至將奏疏帶回家中，任意更改，並且結黨營私，阻塞皇帝和臣下溝通的渠道。但康熙通過親自聽政，突破了鼇拜的封鎖，和大臣們廣泛接觸，共商國是，對鼇拜等擅權自專的行為，也能及時發現和製止。

有一次，鼇拜擅自更改已經發抄的紅本，被大學士馮溥彈劾，康熙毫不留情地當眾批評了他，鼇拜心雖不甘，但在朝堂之上，也不敢公然對抗皇帝，而康熙也通過這些行動，逐漸樹立起自己的權威。

可以說，此時禦門聽政是康熙親掌國政的演習，也是為鏟除鼇拜進行的鋪墊。兩年以後，康熙不動聲色，舉手之間就除去了這個經營多年的龐大集團，如果沒有禦門聽政所做的準備，是不可想象的。此後，康熙正式親自掌理國家大權，他不但沒有因為鼇拜的覆亡而掉以輕心，放鬆聽政，反而更加重視。

“三藩之亂”的時候，國事繁多而重大，軍情緊急，康熙通過禦門聽政，充分汲取朝廷大臣的智慧，迅速而果決地處理一係列的事務。重任在肩，他不敢有絲毫放鬆，每天天還沒有亮就起床，天剛蒙蒙亮就開始聽政，用他自己的話說，“惟恐有怠政務，孜孜不倦”。

當然，康熙也對各部官員提出了嚴格的要求，他下詔：“令部院官員分班啟奏，偷情安逸，甚屬不合。以後滿漢大小官員，除有事故外，凡遇啟奏事宜，都要一同啟奏，我可以鑒其賢否；那些沒有啟奏事情的各衙門官員，也要每日黎明，齊集午門前，等到別人啟奏之後同時散去。都察院堂官及科道官員，沒有啟奏事宜，也必須每日黎明齊集午門，查滿漢部員、官員有怠情規避者，即行題參。”

官員們為了避免耽誤早朝，往往在淩晨三四點就得起床，點著燈籠上朝。在皇帝的帶動下，官員們也都養成了未明即起的習慣，整個朝廷呈現出一種勤勉高效的氛圍。

平定“三藩”之後，緊急政務相對減少，但是康熙仍然堅持禦門聽政，隻是對時間作了調整。在京期間，康熙禦門聽政堅持不輟，外出巡幸，也堅持處理政務，因此熱河避暑山莊和各處行宮，也都成了他召見臣下處理政務的場所。每逢康熙離開京城，各部院便將奏章集中送至內閣，由內閣派人專程轉送。

康熙如果住在南苑，就一天彙送一次或隔日彙送一次；如果遠行外地，就每三日送一次。每天清晨，各部院尚書、侍郎就要趕到聽政的地方，將本部日常事務上奏給康熙。有些問題康熙當時就作出決定，命令有關部門貫徹執行。遇到重要問題，康熙要當麵詢問詳情，征求各方意見，然後仔細調查，最後作決定。

從親政之日起，除了生病，三大節，重要祭祀之日以及宮中遭遇喪葬等變故，康熙不得不暫停禦門聽政外，到他去世前五十多年時間裏，他幾乎沒有一天不堅持聽政。因此，雖然禦門聽政並非康熙獨創的理政形式，但在中國曆史上，像他這樣將禦門聽政定為常製，注重實效，數十年堅持不輟的皇帝，絕無僅有。

康熙利用禦門聽政，解決了大量的實際問題，大大地提高了國家的管理質量和行政效率。康熙四十五年，也就是1706年，農曆四月十二日，大學士會同戶部奏上有關“錢價太賤，需要平抑”之事，康熙當即作出和糶收買，嚴厲懲處販錢抬價者。

同年十月，為拿獲販賣大錢人犯一事，刑部侍郎魯瑚與九門提督發生爭執，在康熙聽政時麵奏請旨。康熙讓二人充分述說理由後，嚴厲批評刑部悖謬，下令交給都察院處理。許多重要、機密的事，各部還要具本奏上，麵奏完畢，由大學士商同處理。

在聽政的過程中，康熙盡量發揮大臣們的積極性，讓他們暢所欲言，甚至鼓勵互相爭論。經過爭論，有時康熙發覺自己的意見也並不完全正確，就虛心接受，改變自己的決定，采納臣下的意見。

有一次，九卿會議提出請皇上親臨河上，指授方略的要求，康熙開始斷然拒絕，並且聲明：“我屢次巡察途經河道，對治河工程非常清楚，有些地方雖然沒有去過，但從地圖上也早已十分熟悉，隨時可以定奪。我幾次南巡，發現走小路十分擾民，所以沒必要親自前往。”

但是九卿一再堅持，申明利弊，說皇帝不親臨指示，就不敢動工，工程也不能圓滿完成。康熙經過通盤考慮，終於同意親自前往檢視。

這場爭論整整進行了一年。九卿有的麵奏，有的遞折，都直陳己見，大大提高了中樞決策的準確程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對於自己的正確意見，康熙還是勇於堅持的，這也是加強權威的一種體現。

康熙四十五年，也就是1706年，為治理黃、淮，在分工、籌款、官吏管理等諸方麵，康熙與九卿存在很多分歧，並在禦門聽政時進行了多次爭論。

九卿們提出：“河務重大，需要耗費巨額資金，應該設立民間捐資的條例。”

康熙不同意，反複勸諭，說現在國庫裏銀錢十分充足，如果不充足，怎麼能減免各省應納的錢糧呢？康熙還批評九卿不熟悉河務，指出：“我去年視察高家堰，見堤壩再不預先修治，一定會出大問題，就命令張鵬翮開工修治。但張鵬翮卻堅持說根本不會有事，一直拖著不辦。現在修河，應當以高家堰工程為重，如果高家堰潰決，那麼黃河也難保。”

康熙仔細耐心地分析利弊，終於說服了九卿，使得自己的意見得以順利貫徹執行。對許多朝中大事，康熙都親自過問。大學士請旨的，康熙每一件都要親自定奪，甚至一些看起來並不重要的事情，他也要關注。

有一次，大學士明珠捧折麵奏請示戶部奏銷前一年湖南錢糧。康熙就問：“所奏錢糧數目是不是確切？”

明珠回答說：“我核對過，是相符的。”

康熙仍不放心地問：“戶部錢糧浩繁，很容易蒙混，經常在銷算當中出問題，你們要傳我的話，要戶部務必嚴加清查，排除弊病隱患。如果不改，一定嚴加查辦！”經過康熙親自安排落實，解決了許多問題。

康熙二十五年，也就是1686年，農曆七月的一天，康熙處理翰林官外轉的奏章，詢問大學士的意見，明珠奏報說，可以依吏部所議。

康熙聽後很是不滿，他批評道：“這是你們顧及情麵，現在的翰林官，有的不善書法，不能寫文章，不能讀斷史書，隻知飲酒下棋，這樣的人一旦重用，使無才之人反受寵幸，怎麼去教育後人？一定要降謫一兩個人來警誡他們。”

於是，康熙當即指示大學士、學士帶著諭旨到翰林院、吏部去質詢。當天晚上，大學士們就回來彙報了吏部與翰林院的疏誤之處，加以改正。

通過這些做法，不但解決了不少實際問題，而且也掌握了各地、各部門的薄弱之處，對加強皇權，防止權臣擅政現象的發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禦門聽政時，康熙不隻處理日常事務，而且還借機考察官員，整頓吏治，並通過這種方式增進官員們同自己的感情聯係。

康熙首先將官員是否認真按時啟奏視為勤勉與否、賢良與否的重要標準。因而對朝奏時偷情安逸的官吏嚴加訓斥，對啟奏諸臣，他也時時要求他們要注意民生疾苦。他曾多次告誡身邊的官員，作為一方大吏，所奏必須與國計民生相關。

康熙二十二年，也就是1683年，農曆二月初六，江西布政使石琳上奏本省要政時，多舉瑣碎事情，康熙嚴厲批評說：“你身為地方大吏，應舉有關民生利弊以及應該革除的大事奏告，怎能用這種瑣事來搪塞呢？”

對官員們的升轉任命，康熙很注意聽取大學士們的意見。每當吏部或九卿推薦官吏，康熙總是讓大學士們充分發表意見，以決定取舍。有時一時無法議定，便下令有關部院或九卿再作商議。

有一年，戶部侍郎、貴州按察使、浙江按察使、山東布政使等都出現缺員，吏部報上擬升轉名單，康熙並未指點，而是下令：“著以開列人員問九卿，各舉所知。”

對吏部所開山東等九省學政名單，康熙對學士們說：“直隸地區，我已點過；江南等地學臣緊要，這本折子裏開列的人員我不大認識，請向九卿去問詢。”但是，對各部部議及大學士們票簽的錯誤，康熙卻絲毫不加遷就。

康熙曾經問大學士馬齊：“前代君王不接見諸臣，所以諸臣也見不到君王，君臣之間怎樣通氣呢？”

馬齊回答說：“明代皇帝向來無接見諸臣之例，即使接見，也不許說話。”

康熙慨歎道：“為人君者若不麵見諸臣，怎麼能處理政務呢？”

為了增進君臣之間的感情交流，康熙對各級官員，處處表示關心。他認為隻有君臣經常在一起商討國是，才能上通下達，共同籌劃，避免前明君臣相隔、依賴宦官而至亡國的局麵再度重演。

康熙經常通過詢問官員的家境來聯絡感情。出於對他的感戴之情，不少臣下對工作盡職盡責，甚至敢於與他爭論。他對這種大臣總是十分讚許。

康熙對大臣們說：“你們都是議政大臣，應該各抒己見，直言不諱，即使有小差錯，我難道還會因議政而加罪於你們嗎？”因此，康熙在位期間，君臣關係一直非常融洽。各級官員普遍任勞任怨，對康熙也倍加愛戴。

康熙生病期間，暫停禦門聽政，但是各部院官員仍然全部趕到左門請安，使康熙十分感動，他動情地說：“君臣誼均一體，分勢雖懸，而情意不隔。”

通過禦門聽政，康熙對大臣們的“感情投資”得到了回報，大大增強了官員們的向心力，從而極大地強化了他的權力，使得他的統治得到了空前的鞏固。

禦門聽政作為康熙長期堅持的處理政務的主要方式，對於清朝政局的健康發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康熙充分利用禦門聽政，使朝廷上下協調一致，克服困難，戰勝了一個又一個對手。

在平定“三藩之亂”的八年中，諸多情況下，都是康熙利用禦門聽政及時地作出各種決定，並貫徹執行，從而取得了平叛戰爭的勝利。之後，康熙又抓住有利時機，在禦門聽政時授任姚啟聖為福建總督、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終於順利收複台灣，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