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設讀書處南書房

康熙帝曾於內廷設立南書房。此製源於清初。清初從太祖努爾哈赤創業時起，以至諸王、貝勒，皆有書房，內設秀才若幹，協助自己讀書，兼管文墨。皇太極即位後，將書房改稱文館，命儒臣入直，成為國家正式機構。

所謂文館仍是書房，隻是漢文譯法不同，將“書”改譯成“文”，將“房”改譯成“館”，文館比書房聽起來更文雅一點。為什麼國家正式機構仍稱書房呢？原來書房係後金汗的私屬機構，仍稱其舊名，即意味保留了該機構的私屬性質，以防止諸王專權。

當時八旗諸王、貝勒兼管六部，唯有文館和都察院不許兼管。天聰十年，也就是1636年，四月，皇太極改國號為清，改元崇德，同時改文館為內三院，即內翰林國史院、內翰林秘書院、內翰林弘文院，仍是屬於皇帝的內廷機構。

皇太極時期的書房、文館、內三院，都是抵製諸王、加強皇權的有力武器。清入關後，順治帝為加強自己的權力，亦欲重建內廷書房。順治十七年六月，順治帝命於景運門內建造直房，選翰林院官員分三班值宿，以備“不時召見顧問”。此即內廷書房之雛型。

康熙初年，內三院逐漸成為輔政大臣結黨營私、侵犯皇權的工具。因此，康熙剪除鼇拜之後，馬上廢除內三院，重建內閣和翰林院，並選擇翰林入直內廷，設立南書房。

南書房位於乾清宮斜對麵，偏西向北，實即乾清門之右階下。乾清宮之西廡向東者為懋勤殿，殿南為批本處，“又南西出者為月華門，門之南為奏事房。轉南向北者為南書房”。據說這裏是康熙日日讀書處所。

也許康熙即帝位之前，順治帝曾命他在此課讀，但即帝位之後則以設備較好的懋勤殿為書房，而將原書房改成“內廷詞臣直廬”。或因其位於皇帝新書房——懋勤殿之南，所以又有人稱南書房。

南書房設立時間，一般都說在康熙十六年，實際比這要早，大約在康熙十年前後。最早入直者為沈荃和勵杜訥二人。沈荃是江南華亭人，順治九年，也就是1652年，高中進士，授編修，後轉外吏，曆任大梁道副使、直隸通薊道等職，康熙九年，也就是1670年，又坐事遭貶，降為浙江寧波同知，可謂坎坷多難。誰知否極泰來，時來運轉。

原來沈荃自幼酷愛書法，與明代大書法家董其昌同鄉，素學其字體，頗有幾分相似。正巧這時康熙帝正在尋求善書之人，欲學名家書法，得知沈荃之名，便不等他上任，特旨召對，“命作各體書”。一看果然不錯，“詔以原品內用。十年，授侍講，直南書房”。

後來，康熙對諸子講述自己的學習經曆，說：“及至十七八……更耽好筆墨，有翰林沈荃素學明時董其昌字體，曾教我書法。”康熙帝十七八歲，即康熙九年、十年，與沈荃內用、入直時間完全相符。

勵杜訥，直隸靜海諸生，亦以善書受知。他於康熙二年應選參與繕寫《世祖實錄》。

康熙帝訪求善書之人，杜訥亦被推薦內用。康熙十一年書成敘勞，授福建福寧州州同，“命留直南書房，食六品俸”。他於康熙二十九年遷侍講，改任外廷官光祿寺少聊。康熙四十二年，擢刑部侍郎，去世。

康熙四十四年初，當時康熙帝五次南巡，駐蹕靜海縣，降諭褒獎勵杜訥說：“原任刑部右侍郎勵杜訥，向在南書房，效力二十餘年，為人敬慎，積有勤勞”，雖然品級不及予諡之例，特賜諡號文恪。他於康熙二十九年之前，在南書房“效力二十餘年”，說明早在康熙十年前，他已經參與南書房的活動。

與以上二人幾乎同時入直南書房的，還有經筵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掌院學士熊賜履。高士奇後來在一份奏疏中列舉“前入直諸臣”，其中即提到熊賜履之名。康熙帝對他極為信任，頻繁召對，所談內容極為廣泛，凡國計民生、用人行政、弭盜治河、諸子百家，無不論及。

雖未見起草製誥的記載，但谘詢、顧問的作用非常明顯。

可見，南書房從其設立的初期階段，實際上已經發揮國家中樞機構的作用。然而，康熙十三年，沈荃外擢國子監祭酒。康熙十四年，熊賜履升為內閣學士，並超授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康熙十五年，他因事奪官，僑居江寧。至此，南書房隻剩勵杜訥一人，亟待補充。

早在康熙十二年春，他曾想增加南書房入直人員，並賜第內廷。他在禦經筵時對學士們說：“朕欲得文學侍從之臣，朝夕置左右，惟經史講誦是職，給內廬居之，不令外事。”但是，不知何故，此事當時沒能實現，可能未選準人才，故拖延下來。

康熙十六年，平叛戰爭已度過最艱難的時期，進入決戰勝負的關鍵時刻，此時康熙學問日益長進，所以急需補充水平更高、才品兼優的儒臣入直南書房，並賜第內廷，以備隨時谘詢、應對。

康熙帝乃於十二月二十日禦門聽政時，對大學士勒德洪、明珠說：“朕不時觀書寫字，近侍內並無博學善書者，以致講論不能應對。今欲於翰林內選擇博學善書者二員，常侍左右，講究文義。但伊等各供其職，若令仍住城外，則不時宣召，難以即至。著於城內撥給房屋，停其升轉，在內侍從幾年之後，酌量優用。再如高士奇等善書者，亦著選擇一二人，同伊等在內侍從。爾衙門滿漢大臣會議具奏。”

內閣大學士李霨、杜立德、馮溥等遵旨會同翰林院掌院學士，選送張英等翰林五員具奏。康熙經過將近一個月醞釀，至十月十八日，選定侍講學士張英在內供奉，食正四品俸。書寫之事，隻令高士奇在內供奉，加內閣中書銜，食正六品俸。並傳諭二人：“在內供奉，當謹慎勤勞，後必優用，勿得幹預外事。”

這時入直南書房的有張英、高士奇、勵杜訥三人，均於皇城之內賜第。張英、高士奇賜居西安門內，勵杜訥賜第厚載門。漢官賜第皇城之內自此始。此後賜第皇城者還有康熙二十年入直南書房的朱彝尊，賜宅在景山北黃瓦門東南。

自從張英、高士奇入直起，南書房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入直南書房的內廷翰林，不僅輔導皇帝讀書寫字、提升學業、時備顧問，還代擬諭旨、編輯典籍，使得南書房在交流民族文化、緩和民族矛盾方麵也發揮了極為重大作用。

張英，字敦複，江南桐城人，康熙六年進士，選庶吉士。康熙十二年七月，以翰林院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在皇帝身邊工作；入直南書房後，成了皇帝的親密顧問。他每天“辰而入，終戌而退”，即從早七時到晚九時都在南書房工作。史載：“退或複宣召，輟食趨宮門，慎密恪勤，上益器之。幸南苑及巡行四方，必以英從。一時製誥，多出其手。”皇帝稱讚他“供奉內廷，日侍左右，恪恭匪懈，勤慎可嘉”。

高士奇，字澹人，浙江錢塘人。最初因為家貧，徒步來京，鄉試落第，覓館為生，賣文自給，並書寫春聯、扇麵，遍贈朝貴悍仆。後被大學士吏部尚書明珠發現，薦於內廷，授詹事府錄事。皇帝一見甚為滿意，特旨選入南書房，從事“書寫密諭及編輯講章、詩文”等事，甚至也參與起草詔書，自稱：“有時召餘至內殿草製，或月上乃歸。”

至於勵杜訥是否參與草製，未見明確記載。但禮親王代善的後代昭則認為幾乎所有詞臣都參與這一工作。他寫道：“本朝自仁廟建立南書房於乾清門右階下，揀擇詞臣才品兼優者充之，康熙中諭旨，皆其擬進。”這裏當然也會包括勵杜訥。

然而南書房並不撰擬一般性質詔旨，而隻起草“特頒”之詔旨。它與內閣、議政處關係是：“章疏票擬，主之內閣。軍國機要，主之議政處。若特頒詔旨，由南書房翰林視草”，完全類似現代的機要秘書處。

繼張英、高士奇之後，康熙帝於十七年閏三月二十八日又“召翰林院掌院學士陳廷敬、侍讀學士葉方藹、侍讀王士禎入侍內廷”。此後至康熙二十七年之前，陸續入直的還有張玉書、孫在豐、朱彝尊、徐乾學、王鴻緒、陳元龍、戴梓等人。

其中關於著名詩人王士禎入直南書房，還有一段小插曲。王士禎原為戶部郎中，由於張英等人的推薦，從部曹改為詞臣。張英盛讚士禎詩名，康熙亦大略知道情況，因召入懋勤殿，出題麵試，令其賦詩。士禎詩思本遲滯，加以部曹小臣，乍者見天顏，戰栗不已，竟不能成一字。

張英萬分焦急忙代作詩草，撮為墨丸，私置案側，使士禎得以完卷。康熙帝見此光景，裝作不知，邊看卷，邊笑問張英：“人言王某詩為豐神妙悟，何以整潔殊似卿筆？”

張英掩飾說：“王某詩人之筆，定當勝臣多許。”皇帝亦未加深究，改王士禎為翰林侍講，遷侍讀，並入直南書房，“因之得置高位”。有清一代從部曹改詞臣者共六人，唯有王士禎得以入直南書房，由此可見康熙對儒臣的信任和優容。

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叛亂之後，南書房的主要工作轉入以修書為主。如浙江秀水布衣朱彝尊，博學鴻詞科中試，授檢討，於康熙二十年充任日講起居注官，入直南書房，其主要任務仍是講讀和修書，不經常直接參與政事，故其詩雲：“講直華光殿，居移履道坊。……承恩還自哂，報國隻文章。”

江南昆山人徐乾學，於康熙二十四年入直南書房之後，擢內閣學士，充《大清會典》《一統治》副總裁，教習庶吉士，與學士張英日侍左右，“凡著作之任，皆以屬之”。至康熙三十三年，也就是1694年，農曆五月，實行翰澹諸臣普遍輪流入直南書房之製。

康熙帝諭令禮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張英說：“翰林係文學親近之臣，向因日講，時時進見，可以察其言語舉止。近日進見稀少，講官侍班不過頃刻，豈能深悉？著將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官員，每日輪四員入直南書房，朕不時谘詢，可以知其人之能否，以備擢用。”

凡入直者，不論官職高低，亦不管原來是否為翰林院官員，均授以翰林職銜，稱南書房翰林。如內閣中書高士奇、食原品州同俸勵杜訥，入直數年之後，至康熙十九年五月，分別授為侍講和編修。王士禎則於入直之前改侍講、遷侍讀。浙江錢人戴梓以軍功入見，也是試“春日早朝”詩，授侍講之後，“與高士奇同直南書房”。

此後入直者“特賜進士”之例甚多，如史載“高郵賈國維，以工書侍內廷食俸，聖祖常以內翰林呼之，舉順天鄉試，以冒籍被劾，蒙恩賜複會試，落第，又特賜進士，一體殿試，遂以第三人及第”；無錫杜雲川，以諸生迎聖祖駕於惠山，獻詞，蒙召見禦舟，後被召至京入直南書房，命纂修《曆代詩餘》《詞譜》，參加康熙五十年鄉試及次年會試，“欽賜進士”。白衣入直者唯桐城方苞一人。

方苞以《南山集》案牽連入獄，因其文才素著，康熙帝於五十二年宥其罪，出獄隸漢軍，試過文才之後，“命以白衣入直南書房”，但不久又“移蒙養齋，編校樂律”。

清朝中央機構一般都是滿漢複職製，唯有南書房基本都是漢人。康熙後期始有個別滿人入直，如三十三年佟國綱次子法海中進士，改庶吉士，“命在南書房行走”。不僅人數微乎其微，且不占重要地位。

康熙與入直諸臣吟詩作畫，釣魚賞花，剖析經義，討論時政，無異同堂師友，感情極為融洽。他還向沈荃學習書法，沈亦悉心指教，“每侍聖祖書，下筆即指其弊，兼析其由”。康熙不僅不惱，反“深喜其忠益”。

直到沈荃離開南書房幾年以後，康熙仍然經常將其召入內殿，優禮有加，並將臨摹字體賜之，以求指正。其後沈荃子宗敬，以編修入直，康熙命作大小行楷，猶憶及往事，使內侍傳諭李光地說：“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屢指陳得實，至今每作書，未嘗不思荃之勤也。”

康熙帝喜歡高士奇才智敏捷，“好學能文”，吟詩、書畫，無所不能，凡出巡、狩獵必令同親近侍衛並馬扈從。高士奇也確能領會意圖，處事應對使皇帝滿意。

有一天皇帝狩獵時，因馬蹶險些墜地，心中有些不高興。高士奇聽到後，便故意把自己弄得滿身汙泥，“趨於侍側”。康熙很奇怪，問他何以弄得這般模樣。士奇謊答：“臣適落馬墜積瀦中，衣未及浣也。”

康熙聽後大笑說，你們南人竟至如此懦弱，“適朕馬屢蹶，竟未墜騎也”。與之相比，自己仍不失為勇武之君，不快之感，頓然消失。

康熙帝於二十三年九月第一次南巡，一路由高士奇扈從陪伴，登攀泰山，觀閱河工，考察風土人情，遊覽名勝古跡。二十四日，乘沙船至京口，次早登金山，遊龍祥寺，登高遠眺，縱目千裏，“題江天一覽四字，並賦二詩”。

據說康熙遊至龍祥寺，寺僧求賜額，正考慮未定，士奇送上一紙，上書“江天一覽”四字，康熙一見，正合心意，即蘸墨書寫，由於是觸景生情之作，筆鋒猶為剛勁有力。晚上登舟揚帆，順風飛進，一晝夜行三百六十裏達蘇州。

康熙遊獅子林，見設計奇妙，非尋常蹊徑，連稱“真有趣”。後賜額也是采納士奇建議，去“有”字，書“真趣”。皇帝每天由士奇扈從遊覽，晚上亦由士奇陪同讀書，簡直達到時刻不可分離的程度。

據康熙親筆所書《南巡筆記》記載：“夜坐舟中與侍臣高士奇探論古今興廢之跡，或讀《尚書》《左傳》及先秦兩漢文數篇，或談《周易》，或賦一詩，每至漏下三十刻不倦，日以為常。”

第二次南巡是康熙二十八年正月，時士奇已因張行賄案牽連被解任。康熙仍令扈從，並直達士奇原籍杭州，親臨其家西溪山莊，禦書“竹窗”榜額賜之。遊靈隱寺，寺僧跪求賜額。康熙提筆寫字，因誤將“靈”的雨字頭寫得過大，其下實在難以對仗。

正躊躇間，高士奇於手掌上寫“雲林”二字，在假裝磨墨時，邊磨邊側著手給皇帝瞄。康熙帝心領神會，趕緊在雨字頭下麵彎了兩下，寫下了“雲林禪寺”四字。靈隱寺就這樣變成“雲林寺”了。

康熙帝對入直者，以師友之情，備加信任，不次擢用。張英入直不滿三年，即被指名提升為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後晉禮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仍管詹事府事；康熙三十八年，即致仕前兩年，又拜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經筵講官，仍“總督南書房”。康熙稱讚他“始終敬慎，有古大臣風”。

康熙四十年張英致仕後，康熙南巡仍一再召見，詢問地方吏治。自張英之後，桐城張氏日益顯赫，“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為講官”，子孫五人入直南書房。其子廷玉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軍機大臣，總理事務，進三等伯，死後配享太廟。

勵杜訥以諸生受知，入直後加封博學宏詞科，授編修，遷侍講，轉外吏後曆任光祿寺少卿、宗人府府丞、左副都禦史、刑部侍郎等職。自他發跡，“子孫繼起，四世皆入翰林”，三世入直南書房。其他入直者，亦有不少人成為達官顯貴。如陳廷敬、張玉書官至尚書、大學士，王士禎、徐乾學官至刑部尚書，王鴻緒官至左都禦史，葉方藹官至刑部侍郎，孫在豐官至工部侍郎等等。

入直諸臣如有過失，康熙亦盡量加以保全。特別是大學士熊賜履，他於康熙十五年因票擬錯誤欲諉咎另一大學士杜立德，“改寫草簽，複私取嚼毀，失大臣體，革職”，僑居江寧。康熙帝念及他的才能及其對自己事業的傑出貢獻，第一次南巡至江寧，曾親切召見，禦書“經義齋”匾額以賜。康熙二十七年六月，複起禮部尚書，仍直經筵，後調吏部。

康熙三十四年，其弟熊賜瓚以奏對欺飾下獄，禦史借機疏劾吏部選官以意高下，尚書熊賜履竊道學虛名，負恩溺職，請予嚴懲。都察院議欲降三級調用。康熙不僅不問，並赦其弟賜瓚，更於康熙三十八年授熊賜履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充《聖訓》《實錄》《方略》《明史》等大型叢書總裁官。

康熙四十二年，熊賜履以年老乞休，溫旨許解機務，仍食俸，留京備顧問，“以示優眷”。康熙四十八年，去世，命禮部遣官視喪，賜銀千兩，贈太子太保，諡曰“文端”。康熙五十一年，猶憶及熊賜履講幄、輔弼之功，命吏部擢用其子，下令說：“原任大學士熊賜履，夙學老成，曆任多年。朕初立講官，熊賜履早夜惟勤，未嘗不以內聖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本，直言講論，務得至理而後已。且品行清正，學問優長，身歿以後，朕屢加賜恤，至今猶軫於懷。原任大學士張英、張玉書，朕因眷念舊勞，擢用其子，熊賜履之子自應一例推恩，著調取來京，酌量錄用，以示不忘耆舊之意。”後因其子年幼，“命俟年壯錄用”。

康熙二十七年，也就是1688年，法司逮問湖廣巡撫張痠，審問其貪汙行賄事，供詞涉及工部尚書陳廷敬、刑部尚書徐乾學、左都禦史王鴻緒、少詹事高士奇。康熙帝聞報降諭，戒勿株連，僅依法處置張痠等審實人犯，其他“置弗問”。四人感到無顏出入禁廷，分別疏請致仕。

康熙見他（陳廷敬）留任有困難，便“準以原官解任”，但仍領修書事，“其修書總裁等項，著照舊管理”。並且，不到兩年，又於康熙二十九年二月重新起用陳廷敬為左都禦史，七月，遷工部尚書，此後，曆任戶部尚書、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等職。至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以耳病休致之後，到第二年，複召入直辦事，康熙五十一年四月，卒於京師。康熙命皇三子率侍衛大臣奠酒，並禦製挽詩，加祭一次，諡曰“文貞”。

高士奇等解職之後，也都保留修書副總裁、總裁等頭銜，照常出入禁廷。然而禦史等仍攻擊不止。次年九月，左都禦史郭誘再次專疏劾奏高士奇、王鴻緒等“植黨營私”“奸貪壞法”等罪狀，“仰請皇上立賜罷譴，明正典刑”；禦史許三禮連疏劾奏徐乾學與高士奇子女姻親相為表裏，通過科舉而“招搖納賄”諸弊，並引“五方寶物歸東海，萬國金珠貢澹人”之謠以證。

康熙對高士奇等人貪墨之事早有所聞，嘗對近侍說：“諸臣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軒駟馬，八騶擁護，皆何所來貲可細究乎！”因極力保全，不欲細究，故接到劾疏之後，僅令高士奇、王鴻緒等人“休致回籍”。

康熙對徐乾學更為優容，盡管許三禮列舉一係列貪贓枉法事實，人贓俱在，仍不處理，僅以給假省墓名義回籍。徐乾學等回籍之後，地方官員仍複吹求不已。江蘇巡撫鄭端，根據加派獲罪嘉定知縣聞在上招供，嘗以銀分饋徐乾學子徐樹敏及王鴻緒，便上疏劾乾學縱子行詐，鴻緒竟染贓銀，有玷大臣名節，“乞敕部嚴議”。

康熙覽奏，降諭製止說：“朕崇尚德教，蠲滌煩苛。凡大小臣工，鹹思恩禮下逮，曲全始終；即因事放歸，仍令各安田裏。近見諸臣彼此傾軋，伐異黨同，私怨相尋，牽連報複；雖業已解職投閑，仍複吹求不已，株連逮於子弟，顛覆及於身家。朕總攬萬機，已三十年，此等情態，知之甚悉。媢嫉傾軋之害，曆代皆有，而明季為甚。公家之事，置若罔聞，而分樹黨援，飛誣排陷，迄無虛日。朕於此等背公誤國之人，深切痛恨。自今以往，內外大小諸臣，宜各端心術，盡蠲私忿，共矢公忠。倘仍執迷不悟，複踵前非，朕將窮極根株，悉坐以朋黨之罪。”

這時，鴻緒等已被逮捕，等待審訊，因詔書下達而獲釋。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諭大學士等，舉長於文章文學超卓者，王熙、張玉書等薦徐乾學、王鴻緒、高士奇，命來京師修書。乾學已卒，遺書以所篡《一統誌》進，詔複故官。

鴻緒至京，授工部尚書，充經筵講官。康熙四十七年，因保舉皇子胤禩為太子，均遭切責，以原品休致，但仍“原銜食俸”，在家修《明史》列傳部分，共二百零八卷。康熙五十四年，複召來京師修書，充《省方盛典》總裁官。雍正元年，也就是1723年，卒於京。

高士奇回到北京，仍留在南書房。康熙三十六年，允其歸家養母，特授詹事府詹事。後擢為禮部侍郎，以母老未就。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南巡，士奇迎駕淮安，陪同至杭州，及回鑾，複從至京師，屢入對，賜予優渥。遣歸，卒於家。士奇等人因入直書房，與皇帝建立深厚友誼，雖得罪，仍受到保護和任用。

康熙曾向侍臣講，厚待士奇等人是由於他們對他治學有很大的幫助，說道：“朕初讀書，內監授以四子本經，作時文；得士奇，始知學問門徑。初見士奇得古人詩文，一覽即知其時代，心以為異，未幾，朕亦能之。士奇無戰陣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學問者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