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韌勤奮地自學

康熙十年，也就是1671年，內閣滿漢大學士，六部滿漢尚書，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等部院官員齊集太和殿，康熙帝首次經筵大典在這裏舉行。

殿中已設下禦前書案和講官的講台，當精心遴選的十餘名滿漢經筵講官向皇帝行完一跪三叩頭禮後，由講官王熙和熊賜履分別進講《大學》中的一章和《尚書》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兩句後，然後賜宴群臣，儀式便算結束。自四月十日始日講開始，從此康熙帝的學習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擔任康熙帝經筵及日講講官的官員是從內閣大學士、學士、六部尚書、侍郎及翰林院官員中挑選的。這些官員都通曉儒家經典和曆代史事，都把造就一代賢君明主當作崇高的目標和榮耀，不僅盡心盡力，講解明白曉暢，條理清晰，而且十分注重引導康熙帝以古來的著名賢君為榜樣，作育君德；並注意結合為政的實際，以古喻今，提高他處理政務的能力和水平。這種學習對康熙帝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因此激發了他充實自己的強烈渴望，他不僅要求講官打破隔日一講的舊製，且經常要求在經筵不開的假期也能進講。

康熙十二年二月，也就是1673年3月，他對講官們說：“朕聽政之暇，即於宮中披閱典籍，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疲。向來隔日進講，朕心猶然未愜。”下令改變傳統的辦法，從此講官每天都要上課，使“日講”真正名副其實。

從那以後，一些慣例一再被打破，不分寒暑，不論忙閑，也不管是否舉行經筵開學，凡有時間都要上課。甚至他到外地巡視也要帶著講官，隨時進講。康熙帝傾心向學，刻苦努力的精神不僅令講官們非常感動，甚至驚歎，認為是古今帝王中無可匹敵。在康熙帝以後執政的數十年中，除了因重大齋戒典禮節慶、巡幸出征等事偶有暫停外，他都在繁忙的政務之餘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地進行著自己的學習。

他像一個曆盡艱辛，終於尋找到了熱望已久的寶藏的開發者，懷著激動的心情不遺餘力地在千古智慧的寶庫中搜求。這個長年馳騁在馬背上，在白山黑水、冰天雪地上一代代錘煉出的民族的後代，已將祖先吃苦耐勞、堅韌勤奮的精神凝入他安邦定國的實踐中來。

從那以後，或在乾清宮，或在弘德殿，或在懋勤殿，康熙帝與日講官員度過了一個個晨昏寒暑。常常是每天天還沒有完全亮，康熙帝便召集群臣奏報政務，處理當天的國事。因此或在聽政之前，或在聽政之後開始當天的日講。

朝臣與講官披星戴月，風雨無阻，春夏天看東方日出，秋冬日隨夜幕隱退，星稀殿角，露濕庭階。康熙帝精神振奮，不憚勞苦聽政聽講，從無厭倦之態。

康熙十四年四月，也就是1675年5月，他對講官們說：“日講原期有益身心，加進學問。今止講官進講，朕不複講，則但循舊例，漸至日久將成故事，不惟於學問之道無益，亦非所以為法於後世也。自後進講時，講官講畢，朕仍複講，如此互相討論，方可有裨實學。”

其實在此之前的講學過程中，康熙帝早已不是僅隻被動地聽講，而是經常與講官反複研討、辨析，經常闡發自己的學習體會和思想。當時南方吳三桂等“三藩”已發動叛亂，戰火燃及半個中國，康熙帝要處理的問題實在太多，便將固定的日講時間改為“乘間進講”，並從這時開始他每次都複述講官所講解的知識。

到了康熙十六年，也就是1677年，他已具備了相當高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又把每次進講改為由他自己先講，然後由講官複講。由被動地接受到討論式的學習逐漸過渡到自學加輔導，明顯地看出康熙帝的進步迅速，而這不過隻有短短的六年時間！

此間康熙帝還經常半夜起身，甚至通宵達旦披衣苦讀。幾年中，已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尚書》《易經》《詩經》等儒家經典和《資治通鑒》等史書反複研讀一遍。

康熙帝讀書的自覺性和動力來源他對儒家典籍有益身心、有資治道的深刻認識。他二十歲時，一次與講官們的對話就已經表現很清楚了。他說：“學問之道，在於實心研索，使視為故事，講畢即置之度外，是徒務虛名，於身心何益？朕於諸臣進講後，每再三細繹，即心有所得。尤必考證於人，務求道理明徹乃止。至德政之暇，無間寒暑，惟有讀書作字而已。”

他所謂作字，是指書法。康熙帝自小便養成了愛好書法的習慣，非常喜歡董其昌的行書，後又對米芾字產生了興趣，臨摹習仿，寫得一手遒勁有力、飄逸舒展的好字。說完上麵的話後，康熙帝隨手寫了一行字，給講官們傳看。

接著說：“人君之學不在此，朕非專攻書法，但暇時遊情翰墨耳。”隨後他對講官熊賜履說，“朕觀爾等所撰講章，較張居正《直解》更為切要。”

熊賜履當即回答說：“臣等章句小儒，不過敷陳文義。至於明理會心，見諸日用，則在皇上自得之也。”

康熙帝對此頗為讚同，便進一步闡明自己的見解說：“講明道理，乃為學切要功夫。修己治人，方有主宰。若未明理，一切事務，於何取則？”且說，“學問之道，畢竟以正心為本。”

熊賜履見康熙帝有如此深刻的領悟，不由得稱讚說：“聖諭及此，得千古聖學心傳矣。”

康熙帝說：“人心至靈，出入無鄉，一刻不親書冊，此心未免旁騖。朕在宮中手不釋卷，正為此也。”

隨後康熙帝潛心寫下了《讀書貴有恒論》一文，勉勵自己不自欺，切戒始勤而終惰，不能堅持長久。其中有言：“人之為學，非好之篤嗜之深，其勢必不能以持久！”準備“無論細旃廣廈，諷詠古訓，日與講臣共之。即至鑾車帳殿之間，罔廢圖史，尋味討論，弗敢畏其艱深而阻焉，弗敢騖於外物而遷焉，蓋初終如一日也”。

康熙帝確實是在用這些認識鞭策著自己，他也是這樣做的。他是一個帝王，知道自己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用不著與自己的臣民在文化上一較高低。

他對自己約束和激勵並不完全出自興趣和天性。因為他知道自己是一個統治者，更清楚知道自己是一個被一個文化發達的大漢民族視為野蠻的“異族”的統治者，他的謙虛好學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行為。

他要用自己行為和實際能力證明自己不僅是一個皇帝，還是一個稱職的皇帝，是一個超越前代諸多帝王的皇帝。

假如說幾十萬的滿族與幾千萬的漢民族在打天下、治天下的衝突中所需要的不僅是戰爭，同時也是競爭的話，康熙帝的祖先和前輩們已然贏得了戰爭的勝利。

當他成長為一個舉國矚目的君主後所麵臨的問題已別無選擇，隻有治天下這唯一的任務，他要完成的隻有獲取人心，取得全國人民的認同。盡管他不能想象自己可以與圍繞在身邊那些飽學詩書、滿腹經綸的漢臣的“學問”相比，但卻可以通過接受中國數千年的傳統，滿足他們的願望，換取他們的信任，贏得他們的敬服。後來的事實表明，康熙帝的成功恰在於此。

康熙帝通過長期對儒家經典的研習和在為政的具體實踐中的應用，深深感受到儒家思想對其安邦定國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種作用已遠遠超出以其籠絡漢族地主階級士大夫的工具意義。

經過明末以來半個世紀的戰亂和激烈的階級矛盾與民族之間的衝突，人們望治心切，使儒家思想的中庸傾向、階級調和致治以禮的內涵在緩和矛盾、恢複秩序、製定政策等方麵不僅有了理論根據，而且也正符合當時的社會實際。

正是依照儒家經典的精神主旨和社會的實際形勢，康熙帝迅速扭轉了四輔臣嚴苛殘酷的政風，逐漸轉向追求德治，崇尚寬仁，而這也成為他一生治國理政的基本調子。盡管他在晚年將此經驗教條化，為政失之寬縱，造成嚴重的政治腐敗，但清王朝能在嚴重的戰亂和尖銳的對立中走出困境，應該說仍隻能歸功康熙帝的這一明智抉擇。

康熙十六年五月一天，儒臣進講完畢，康熙帝對他們說：“卿等每日起早進講，皆天德、王道，修、齊、治、平之理。朕孜孜向學，無非欲講明義理，以資治道。朕雖不明，虛心傾聽，尋繹玩味，甚有啟沃之益。雖為學不在多言，務期躬行實踐，非徒為口耳之資。然學問無窮，義理必須闡發。卿等以後進講，凡有所見，直陳無隱，以副朕孜孜向學之意。”

其實類似的話在他一生中說過無數次。之所以如此，已經明顯地反映出他對宋明以來諸儒對儒家思想的解釋所持的保留態度。盡管他一再倡導理學，但他似乎已感覺到那種對理、氣、心、性的繁冗解釋和攻訐駁辯不僅難以分清高下，即使被尊為所謂純儒的一些人多也隻限於侈談。他反複強調學問要有資治道，“務期躬行實踐”。

他在與臣下談到“理學”時說：“日用常行，無非此理。自有理學名目，而彼此辯論，朕見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矣。終日講理學，而所行之事，全與其言悖謬，豈可謂之理學？若口雖不講，而行事皆與道理吻合，此即真理學也。”

康熙帝最需要的是治國的經驗和實際的效果。終其一生，他倡導理學，也出了一些所謂“理學名臣”，可在他眼中，並沒有幾個人是值得肯定的。他晚年時曾說：“理學之書，為立身根本，不可不學，不可不行。朕嘗潛心玩味，若以理學自任，必致執滯己見，所累者多。宋、明季世人好講理學，有流入於刑名者，有流入於佛老者。昔熊賜履自謂得道統之傳，其歿未久，即有人從而議其後矣。今又有自謂道統之傳者，彼此紛爭，與市井之人何異？凡人讀書，宜身體力行，空言無益也。”

從這既倡導又厭惡的情緒中，康熙帝表現出他完全是一個實用主義政治家而非理論家，盡管他對理學理論有很精深的研究。在康熙帝所讀過的無數典籍中，曆代史籍幾乎都有所涉獵，並作了很多批注。他非常注重研究曆代王朝興盛衰亡的經驗和教訓，從帝王品德好尚到君臣關係，從整肅朝政到吏治安民，從發展經濟到固輿安邊都能引起他的高度重視。

比如，他對漢武帝、唐太宗等君主的治績多有讚譽，但對漢武帝信神仙方術，唐太宗以疑殺人卻不以為然，認為“惑己甚矣”；對漢文帝的善政，宋太祖微服了解吏治民情都深深敬服。

對許多帝王的品格治跡都有很中肯明智的看法，當他讀了魏征上唐太宗《十思疏》後，不無感慨地評道：“人莫不慎於創業，怠於守成，故善始者未必善終。惟朝乾夕惕，不敢少自暇逸，乃可臻於上理。”

他對馮道曆官幾個朝代仍揚揚自得地自稱為“長樂老人”嗤之以鼻，說他“四維不張，於茲為甚”。但卻對馮道向唐明宗所說的“曆險則謹而無失，平路則逸而顛蹶”的話大為讚賞，總結說：“粵稽史冊，國家當蒙庥襲慶之後，率以豐亨豫大弛其兢業之心，漸致廢墜者往往有之，所以古者聖賢每於持盈保泰之際三致意焉。

馮道以明宗喜有年而設譬以對，猶得古人遺意。雖道之生平不足比數，而其言固可采也。”

這種不因人廢言、清醒知警的態度，在康熙帝讀史書時是一念常存的。

在他年輕的時候就一直很注重曆代興亡的教訓，自漢代以後的宦官、外戚之禍，親王、權臣、武臣擅政都引起他的警覺，並在製度建設上予以充分的研究。尤其明朝亡國的教訓，他可以說是念念不忘，經常與臣下們談論，總是感慨不已。他深知：人主以一人臨禦天下，自身的修養深係天下安危。

他以曆史的經驗告誡自己，為政不能怠惰，不能感情用事，要善於了解情況，聽取臣下的意見。盡管一人高高在上，可以為所欲為，但偏激致誤、縱欲亡身乃至於亡國，曆史都提供了無數的先例。

事實證明，康熙帝從一個深宮誕育的皇子成長為一位非常有作為的君主，得益於讀書學習的“作育之功”甚多。也正是他深受數千年中原王朝治國經驗的熏陶，在他手中，清廷終於從馬上打天下的赳赳武夫姿態改變了形象，開始了以文治天下的輝煌曆程。

隨著治國經驗的增長和對文化典籍領悟能力的提高，康熙帝逐漸感到煩瑣儀式的日講不如自學來得實惠、自由。況且固定的學習程式和講解，既耽誤時間又妨礙處理政務。但他很尊重自己的那些師傅，很羨慕他們的學問，不願與他們分開。

在康熙二十五年，也就是1686年，他宣布停止日講之前，便已在九年前設立了南書房。從那時起，甚至可能更早，在乾清門內西側，麵對乾清宮的那幾間低矮的小房，已成了皇帝和他的文學侍從也就是詞臣們經常研討學問、談文論政的永久場所。

他保持十五年的“業餘學校”生涯盡管已經畢業，可在他的寢宮中卻常常是燭光伴隨他的刻苦攻讀，有時直亮到天明。讀書已成為他皇帝生涯的重要組成部分，直到他的晚年仍堅持不懈。因此，他區別於以往帝王的一個重要成就不僅在於他有突出的文治武功，他還給後人留下一百數十萬字的著述。

勵精圖治，察吏安民；選賢任能，優禮良臣；安邊恤刑，武功文治；輕徭薄賦，賑災蠲免，事無巨細，凡有益治國安邦均掛懷在心。在他心中展開的是一幅國家安泰、物阜民豐的宏圖。

在他龍飛鳳舞、筆力遒勁的文字中，透射出充分的安然和自信；而在他留下的一千多首詩和數十篇文賦中雖常有憂國憂民的思緒縈繞心頭，可胸懷廣闊的浪漫主義情操卻時時揚溢，慨歎邊塞的遼遠蒼涼、瀚海無垠，寄誌於大河奔流、山河壯闊，關情於草木鳴蟬、風雨明月。其詩作中，“既有金戈鐵馬之聲，又有流風回雪之態”。

這個“馬背上的民族”後代，雖然仍牢記祖輩不忘騎射的遺訓卻已是深諳治國之道並且滿腹詩書。他雖然不乏祖輩堅忍雄健的馬背雄風和叱吒風雲的氣度，但卻已更具有遠邁先祖的文化素養和治理新世界的廣闊胸懷。祖先創業的那片黑土地上留下的隻是令他追想的一連串神奇故事，可當他父親走進山海關的大門時，曆史便注定了他要有一個更博大的胸懷來麵對這個廣闊遼遠的國度和生於斯、長於斯的似曾相識的世界。

他睜開雙眼，驚異地關注著每一絲新奇，貪婪地吸吮著中國文化中的營養，以至於令深恨“夷族入寇”、很難放棄“華夷之辨”傳統觀念的漢族士大夫也睜大了驚奇的雙眼，感到非同尋常。

康熙帝正是以這種突破祖輩狹隘換以寬容博大、兼容並蓄的全新姿態確立了自己“明君”形象，終於使清王朝在國人心中贏得了“正統”認可。康熙帝還做了三件意味深長的事：宣《聖諭十六條》、中西曆法之爭和禦門聽政。雍正帝在雍正九年，也就是1731年，農曆十二月二十日，為聖祖仁皇帝實錄所作的序文中稱：“綱舉目張，庶司各修其職。”意即綱舉目張，才能治國安邦。所謂綱，就是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八個大字。

敬天法祖是形式，勤政愛民是內容，前者為手段，後者為目的。所謂目，就是為綱服務的具體施政方針和各項政策，既有綜合全局的總政策，又有各個不同時期的個別政策，即目中有目。那麼，什麼是康熙朝勤政愛民的總政策呢？

康熙九年，也就是1670年，農曆十月九日，即康熙親政後第三年，他曾發布《聖諭十六條》，代表他勤政總策略，並一生為之遵行，孜孜不倦。《聖諭十六條》，即究竟如何訓練、啟發、勸導以及怎樣責成內外文武各主管部門官員們督促率先舉行等事情，禮部須詳查典製，議定後報朝廷。

十六條的中心思想是重視思想文化教育，教育上去，其他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為此，康熙曾說過：政治所先，在崇文教。儲養之源，由於學校。重農桑以足衣食，意即是物質建設。隆學校以端士習，是精神建設。二者相結合，如此，則綱舉目張，由天下大亂走向天下大治。康熙做了六十一年的太平天子，與此不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