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入軍統內部

1945年8月下旬，黨中央決定我八路軍、新四軍集中力量先解放東北，因此上海起義作罷，上海由國民黨接管統治，我黨仍處於地下秘密狀況。當我們正在研究繼續在上海潛伏下來，還是參加解放東北的戰鬥時，我以前認識的律師餘祥琴由浙江回滬，來到我的家中。他勸我不要離開上海。他說：“我以前是軍統領導的滬郊指揮站的負責人，你如能將警察局的人員拉一些給我工作，我就可以幫你混進去。”“怎麼混進去呢？”我問。“有辦法。滬郊指揮站曾報了些吃空餉的假名字，可以給你頂一個，就說是你的化名。”“這太危險吧，而且會連累你呀！”餘祥琴鎮定自若地說：“不要緊，軍統拉汪偽組織人員使用，是叫‘運用人員’，不是正式參加軍統組織，不會認真查對的。”他還一再表示，一定保守這一秘密，如有紕漏，他自己也吃不消。我向他表示考慮考慮再說。我將餘祥琴與我談話的內容向劉人壽、張執一同誌作了彙報。幾天後，他們通知我，說黨組織已研究決定讓我將計就計，打進軍統去，進行工作。以後，餘祥琴又來找我，我就向他表示，如果他能保證不出亂子，我可以留在上海，跟著他工作，希望他可要夠朋友。他百般許諾，說不會出錯。

餘祥琴是8月26號回到上海的。此後，軍統特務陸續來到上海，他們成為國民黨政府接收上海的先遣部隊。在國民黨政府未正式接收之前，這幫特務還是在偽組織軍警維持治安的保護傘下活動。軍統在上海的辦事處，設在杜美路七十號杜月笙的公館裏。以戴笠為首的軍統大特務龔仙舫、李崇琦、王新衡、沈維翰、廖化平等相繼來到上海。戴笠剛到上海時，經常住在金神父路十一號唐生明家中。後來軍統上海辦事處給戴笠置備了四五處公館。

9月中旬，軍統在杜美路召開上海辦事處紀念周會議，我接餘祥琴的電話也參加了這個會。戴笠主持會議並講了話。他除了大吹大擂軍統在八年抗戰中的戰功之外，還告誡大小特務們要肅清“奸黨”，也就是要竭盡全力阻撓我黨我軍接收，由他們來搶劫勝利果實。我當時一方麵聽他大放厥詞，以了解其動向；一方麵注意他的言談舉止，以摸清其習性。戴笠這個軍統頭子的陰險狡詐果然名不虛傳，他時而凶神惡煞，時而道貌岸然，變化多端，反複無常。餘祥琴對我說：“有機會領你見戴先生談談。”我當時的心情是想見又不想見他。想見，是考慮可以進一步了解這個大特務頭子到底有什麼本領和特點；不想見，是擔心與他直接接觸，如稍有不慎，就會被其識破我的真麵目。

一天，餘祥琴約我去見他的老師、青幫頭目、金融界大亨杜月笙。我們同杜談不多時，戴笠來了。餘即向戴介紹我。戴笠頭一句話就說，我知道你。聽餘祥琴同誌說過，你能幹，你在東北組織過抗日義勇軍，打進南京偽組織後為黨國做了不少工作。我說，那是戴先生領導的好。他接著說，你在陳公博旁邊工作，沒有被李士群的七十六號發現，能混下來，就算有辦法，不容易呀！“那是組織上領導的好，托戴先生的福！”我想不便多談下去，隨即說：“戴先生、杜先生，你們工作忙，不打擾了，以後再請戴先生和杜先生指教，我告辭了。”

我打進軍統之後，開始是以餘祥琴的“滬郊指揮部”為掩護，隨餘參加他們逮捕、審訊漢奸的工作。由於常與特務們接觸，我了解到不少有關軍統的人事、組織、特務活動以及國民黨接收上海市的各種情況。後來，軍統上海區改組，餘祥琴被任命為軍統上海區第二站站長。此站下分三組：第一組是政治組，專搞我黨的情報；第二組是社會組，專搞上海社會動態，即每日發生的重大事情；第三組是經濟組，專門搜集上海經濟界的情況。餘祥琴推薦我擔任第二組組長。我逐步深入魔窟，利用職權之便，直接看到軍統對所屬區、站的指令、通報及通知等重要文件。我擇其有價值的文件交給我地下黨的負責同誌看，從而使我黨了解到軍統特務們是如何注意我們的活動，以及他們將怎樣監視、偵察、追蹤某人或某事等等。這對於保衛我黨我軍和進步群眾的安全，防止敵人破壞，避免或減少革命事業的損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此期間，審訊漢奸對軍統來說隻是臨時性的工作。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忙於重新建立上海特區和各省市的軍統組織，以對付我黨我軍，破壞和談，發動內戰。其次，便是改編偽軍組織，建立交警隊，以控製主要鐵路、公路。他們還不遺餘力地大搞劫收，即借逮捕審訊漢奸之機，搞“五子登科”。

日本投降後，大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國民黨政府全靠汪偽軍警維持上海的治安。直到10月上旬，重慶的接收大員們以及那些被日軍打跑得很遠的“國軍”，才陸續乘美國飛機飛來上海。這些人湧入敵偽占領區後，各顯神通，大搶特搶洋房、汽車、金條、美鈔和漢奸的小老婆。他們花天酒地，吃喝嫖賭，把一個本來就腐敗不堪的上海，弄得更加烏煙瘴氣，比淪陷時還糟糕！難怪老百姓氣憤地說：“什麼接收，簡直是劫收！”美國兵們更是神氣活現，坐著吉普車在大街上橫衝直撞，撞傷人、軋死人的事件時有發生。美國兵不但追逐街頭的“摩登女郎”，對行路的良家婦女也肆意調戲。老百姓叫苦說：“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前門驅出一條狼，後門進來一隻虎”。

我被餘祥琴推薦擔任軍統上海區第二站第二組組長後，餘專為我安排了一所房子辦公。我不常去那裏，隔幾天去看看文件。我把原偽警察局各分局司法股的人員拉了十多位，要他們把每天社會上發生的重大事件報來。按這個組的原定任務來說，我以為這樣做滿可以應付得過去。哪裏知道，並不能滿足區裏的要求。比如某日某地發生聚眾搶米事件，隻把事件發生的情況報上還不行，還必須查出事件發生的起因和背景，也就是說，要指出是什麼人在背後策動的。這就麻煩了。我感到這個差事不好幹。我雖然潛入敵占區從事情報工作多年，但掩護職業一直是上層政府的公職，容易把本職工作完成，並可以利用職權和機會，去搜集我黨需要的情報資料。現在不是這樣了，這個職位是給敵人以情報資料，這是我不情願幹的事情，所以軍統上海區幾次指責我這個組的工作沒有成績。在這種情況下，地下黨的領導曾與我商議是不是編些假的，或過時的，或似是而非的情報去應付他們呢？我說，不能那樣做。我的想法是，寧可讓他們認為我對這個工作無知無能，也不能讓他們抓住什麼把柄。

與此同時，我對餘祥琴說，我在這方麵既無線索又無經驗，我拉過來的原偽警察局人員是搞刑事案件的，對此工作也是外行。盡管餘祥琴說過，軍統對拉進汪偽組織的人員是利用，不會認真審查，可是軍統對我這樣不為他們賣力的人，不能不產生懷疑。餘祥琴倒好說，因為我們是老朋友，經過請客送禮，總算能周旋過去，而督查處和軍法處對我盯得很緊，進行秘密審查。我查覺到軍統對我在進行偵察，但不知道是怎樣引起他們懷疑的。事後我才知道，軍法處的沈維翰與餘祥琴在審訊漢奸當中，因爭權奪利發生了矛盾。我是餘祥琴拉過來的人，沈維翰當然在我身上找碴子以對付餘祥琴了。他們在偵察中，了解到我的弟弟李春芳和我的愛人孫靜雲曾因共產黨抗日嫌疑而被捕過。此外，餘祥琴平時忽而叫我“李淵”，忽而叫我“趙和鋒”，也是他們引起懷疑的原因。

沈維翰在找到一些蛛絲馬跡之後，便以此作文章。他拍電報給去北平部署工作的戴笠，簡陳案由，請求批準扣押我。戴笠複電的內容大意是：仙舫、維翰兩兄，函悉。李時雨參加本局工作成績如何？希詳查再核，目前不可逮捕也。戴笠為何有這樣的複電呢？後來我才知道，他在北平接到電報後，順便問在警備司令部稽查處任督察長的李國章，打聽我是怎樣一個人。李是我們的人，當然替我說了一番好話，加之戴笠見過我，他對我沒有什麼不好的印象，所以沒有批準立即逮捕我。然而，沈維翰等仍不死心，繼續進行偵察，我也提高警惕繼續堅持工作。

1946年3月上旬，戴笠因飛機失事摔死。戴笠死後，軍統特務內部相互傾軋更為加劇。那些嫡係特務對餘祥琴開始找麻煩，對我則一再指責工作沒有成績，並繼續暗中偵察。我早就有所察覺，張執一同誌也從另一方麵得到情報，獲悉軍統特務在秘密偵察並隨時準備逮捕我。所以，當我提出撤離上海時，張執一同誌便立即同意了。他除了安排一位交通員負責隨時準備送我的家屬去蘇北外，還指示我到東北找陶鑄同誌接關係，由他分配工作。

可我怎樣才能比較安全地離開上海呢？同餘祥琴說明，公開撤離？假如他不同意，那是會打草驚蛇的，隻有秘密撤走。但用什麼辦法掩護才能更安全地撤走呢？我想起我的老師王撫洲在南京任直接稅總局局長。萬不得已，我是不願找他想辦法的，因為聽說他與戴笠很要好，他又是青年黨人，同他拉近了還是不能跳出特務的圈子。此時，為了安全撤走，我也隻好利用一下這個關係了。到南京後，我找到了王撫洲，多年不見，彼此十分親熱。暢敘八年抗戰闊別之情以後，我提出求他找工作，要護照。王撫洲很熱情地說：“你若仍在軍統工作，我可以托唐縱照顧你，唐是軍統主要負責人之一，戴笠死了，他說話一樣有力，你若是願意去東北工作，我可以給你安排當直接稅局分局長。”我說：“我急於回家鄉東北工作。”我提出最好是委我為營口分局局長，因為我的同鄉同學王家善師長在那個地方駐防，會得到他的照應。王撫洲答應了我的要求，並說，正好直接稅東北局局長張維在此地。他當即找到張維與我見麵。張維說營口準備設分局，他叫我去沈陽等候，委我任營口分局局長一職。王撫洲當即命令直接稅總局辦公室給我開了護照，交我帶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