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間,我還將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總指揮兼政治委員楊靖宇將軍的弟弟楊樹田營救出獄。
那是在日本投降後不幾天,我黨另一部門的地下工作者、我的老同學範紀曼同誌到軍法處找我。他說有兩個同誌被關押在提籃橋監獄,我們要趁此時局混亂之機將他們營救出來。
一天,我們二人都穿著有少將軍銜的軍服同乘我的汽車駛往提籃橋監獄。我指著範紀曼同誌對典獄長沈冠三說,這位是剛從重慶來的範高參,他是專為接在押人李一鳴和楊樹田來的。我向他說明:“這件事是要我們行動總隊司令部軍法處會同辦理的,我特意隨同範高參前來,請老兄照辦。”沈典獄長聽說是重慶方麵來要員,便誠惶誠恐地答應,並立即命令獄吏趕快查一下。不多時,獄吏報告說:“這個案子是上海日軍司令部辦的蘇聯諜報案,李一鳴已於前幾天被日本人要去了,隻有楊樹田一個人了。”我們說:“那就接他一個人吧。”片刻,楊樹田扛著破被子被看守帶到台階下邊,我們都走出了辦公室。範紀曼搶上一步走近楊樹田低聲用俄語說:“若是他們問,你就說是我的部下。”然後,他回過頭對我說:“老李,人來了,咱們帶走吧。”我說:“好!”沈典獄長麵有難色:“長官,你們領去在押犯人,要寫提人收據啊!”範紀曼隨機應變,裝出國民黨軍人那種蠻橫的凶相,用訓斥的口吻說:“日本已經投降了,你還要他媽的什麼收條!你還想幫日本人嗎?真是混蛋!……”沈冠三害了怕,連忙說:“是!好!我遵命。可是,沒有提人的手續,我也不好向上麵交代呀!請長官原諒,在提人收條上簽個字就行了。”此時,我急於把楊樹田同誌領出監獄,我考慮若搞僵了就不好辦了,便打圓場地說:“提人的收據由我來寫吧。”我簽完字後,沈典獄長和幾名獄吏像送客人那樣送我們出了監獄大門。
此事,我曾向張執一同誌彙報過。他認為,營救同誌是應該的,但總有點危險。事後,我自己也曾想,假如國民黨政府接收監獄後追問此事,是很麻煩的,肯定會對我的潛伏工作帶來不利的影響。有一段時間,我常為此事而擔心,好在一年多後無人過問,我心裏才如一塊石頭落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