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動偽軍警起義

在日本天皇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前夜，即1945年8月14日傍晚，上海日本軍警頭目，把上海市偽軍警高級官員召集在亞爾培路一個“俱樂部”裏，名曰晚宴。飯後，讓與會人員打台球或玩麻將牌，不許走開，實際上是看管起來，至15日淩晨才放走。據悉，在8月12日和13日，日本統治集團內部對戰與降的問題有過激烈的爭論。在日軍警將我們看管之時，他們尚未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通知。他們的意圖是，如果他們的上級決定打，就把這些偽軍警官員扣起來，以防中國人裏應外合。如果他們上級決定投降，就把這些人放了。8月15日淩晨我們被放回家時，如出籠之鳥，大家彼此會心一笑，而日本人則多是垂頭喪氣。我到偽警察局時，見司法處副處長菅賢二郎頭上紮著濕毛巾，眼睛裏布滿了紅絲，顯然是痛哭之後的樣子。那些平時作惡多端的日本警官懼怕中國人報複他們，大多躲藏起來，不敢露麵。

漢奸周佛海由於早就與蔣特密切勾結而得到蔣介石的信任。蔣介石於8月12日即密令，任命周佛海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負責維持上海市及滬杭一帶治安。我被他指派兼任其軍法處副處長。

周佛海為蔣介石效命，維持敵占區的秩序，等候國民黨政府的接收，是出了力的。但在全國人民要求嚴懲大漢奸的呼聲中，蔣介石不得不命戴笠於9月30日用飛機把周佛海、羅君強、丁默邨、楊醒華等人送往重慶。名曰移地關押，實則保護起來。隨後，又迫於輿論壓力，於10月10日將周、羅、丁等人逮捕，1946 年3月底由重慶解押至南京老虎橋監獄。法院經過起訴審理，判處周佛海死刑。後經周妻楊淑慧四處活動，得到蔣介石的照顧，改判為無期徒刑。1948年2月，周佛海因心臟病死於南京老虎橋監獄。

陳公博是1945年10月13日被由日本引渡回南京，關進老虎橋監獄，爾後轉押在蘇州監獄的。1946年5月，陳公博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這兩個一代巨奸，就這樣結束了他們可恥的一生。

日本投降前夕，中共中央華中局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傳達中央指示精神，即蘇聯對日宣戰，日本將很快投降，決定新四軍準備進攻上海，先派幹部進入上海發動群眾，並策動偽軍警武裝起義，策應新四軍解放上海。華中局與新四軍軍部任命劉長勝同誌為上海市市長，張執一同誌為上海市副市長。決定派張執一同誌以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代表的名義，首先化裝潛入上海，負責組織上海人民武裝起義，迎接新四軍解放上海。由於我的掩護職業有條件對上海偽軍警進行策反，因此，黨組織決定我和靜雲由張執一同誌直接領導。

張執一與我接關係是在我的辦公室。那時正值8月中旬，他身穿短袖汗衫，短褲長襪，頭戴白布小帽，化裝成“上海小開”的樣子。我們見麵後，他即要我幫他搞一張證明卡，以應付檢查。我立刻就叫防犯科給他一張“防犯協會”的通行證，使他在上海能通行無阻。次日晚，張執一同誌到我家向我和靜雲說明了當前的任務，主要是，以達到裏應外合奪取上海之目的。我將能夠爭取過來的偽保安隊劉鐵城團和其他團的情況向張執一同誌作了彙報。他囑咐我立即著手進行策反工作。他還說：“根據華中局決定，起義成功後，即宣布成立人民解放軍上海總司令部，以陳偉達為總司令，我為總政治委員。”他要我把偽軍警發動起來，組成一個師，由我擔任師政治委員。我接受任務後，分別去找偽保安隊第一團團長劉鐵城、原教導團政訓室主任李國章和上海市複興銀行總經理孫耀東做工作。他們都表示願意跟著我走，投向我軍，在我們黨的領導下，為人民立功。我們幾人還聚在一起，以結盟的方式共同發誓：一定保守秘密，做到患難與共，永不背信棄義……隨後，我以加強上海治安為名，向周佛海提議將劉鐵城團由外縣調到上海近郊董家渡一帶設防。我計劃以劉鐵城團為主力，加上能策反過來的其他團的幾個大隊，改編成一個師，擬定由我擔任師政委，劉鐵城任師長，李國章任政治部主任，孫耀東負責籌辦軍需。張執一同誌表示同意我這個計劃，並親自同我到準備起義的部隊秘密視察了解情況，同時指示要準備改編和聽候調遣。後來，因形勢變化，黨中央於1945年8月21日發出了停止舉行起義的電令。黨組織重新布置了工作。我們仍在張執一、劉人壽同誌的領導下，擔任偵察敵情的工作。

國民黨開始接收上海後，劉鐵城部接受了國民黨的新式武器，並調離上海開往常州一帶。我及時向黨組織提供了準確的情報，因此，劉部剛到目的地，尚未站穩腳跟，便被我軍全部擊潰了。

熊劍東率偽稅警總團開往瓜洲時，也是我及時提供的情報，被我軍一舉殲滅的。

我還從偽軍中搞到十多支頭號左輪手槍和數百發子彈，交給張執一同誌。他機警而有膽略，乘我的汽車將槍彈親自送至外擺渡橋邊，用小船運出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