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雲被捕

1944年4月的一天晚上，我和楊寧、孫靜雲三人開了一個黨小組會，學習“整頓三風”。楊寧走後不久，我和靜雲便躺下歇息。還未入睡，便聽到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我趕忙穿上睡衣，疾步走到三樓從窗口向樓下張望。隻見樓門口停著一輛吉普車，周圍有幾個日本憲兵。我知道情況不好，便跑到樓下電話室，向偽警察局司法處值班室掛了個電話，謊說我家來了強盜，叫他們趕快來人救援。我走出電話室，轉到客廳時，隻聽“啪”的一聲，大門被砸開了，闖進三個日本憲兵和一個翻譯。我不得不把電燈打開。一個憲兵上前抓住我插在睡衣口袋裏的左手向上一提，露出了我手中所持的手槍，一下子被他搶去了。我沒打算抵抗，隻是帶著不滿的口氣問：“你們這是幹什麼？”翻譯答道：“我們是北平日本憲兵隊的，你的臥室在哪裏？領我們去檢查一下。”“在這個客廳裏談談不行嗎？”“不行！不行！走，走！”日本憲兵邊蠻橫地說著邊上來拽我。“那就上樓吧！”說完，我又邊走邊喊：“靜雲，來人啦！”意即向她報警。我領著憲兵和翻譯走進二樓臥室，靜雲正穿著睡衣坐在床上。翻譯問：“你們的來往信件都放在什麼地方？”“就在那裏。”我指著五鬥櫃說。翻譯拉開抽屜，將所有信件和文件都翻看了一遍，沒發現什麼破綻，便對憲兵咕嚕了幾句。憲兵厲聲說：“把他太太帶走！”翻譯對我說：“讓你太太跟我們走一趟吧。”沒等我張嘴，靜雲忙答話說：“好，我跟你們去。”說著，她便穿好衣服，跟他們出門上了汽車。

靜雲被帶走好大一陣兒，警察局司法處日方副處長菅賢二郎才來我家安慰說：“你太太去去，他們問問，很快就會回來的。”

原來，北平日本憲兵隊來上海是逮捕我和靜雲兩人的，但上海日本憲兵司令部和偽上海市警察局日方負責人說：“李時雨是中國政府的高級官員，沒有確鑿的證據，又未向中國政府照會，是不好逮捕的。”他們商議，先把我太太抓去，問出口供，拿到證據後，再來上海逮捕我。我那時雖然還弄不清他們是怎樣搞的鬼，但心裏明白他們是通了氣的。我便向菅賢二郎大發脾氣說：“日本對中國大講什麼‘友好’、‘平等’，這些全是假的！你們簡直沒把中國政府放在眼裏，沒把中國人當人看待。你們純粹是強盜！”

菅賢二郎見我動了怒，隻好不住地向我解釋，安慰我不必著急。我憤憤地說：“不行，我得找陳市長去！”

這時，天已蒙蒙亮，我乘車來到陳公博的公館，急匆匆地走進大門。衛士們說：“處長有什麼急事，這麼早就來了？”我邊走邊說：“有要緊事。”我走近陳公博的寢室房門遇到鄭副官便問：“陳先生起來了嗎？”他說：“正在吃早點。”沒等他通報，我便闖進了餐廳。此刻，陳公博正在喝紅豆粥。我大步走到陳公博麵前行了個禮，然後開門見山地說：“陳先生，向您報告一件不幸的事。我的太太被日本憲兵隊抓走了！”

陳公博聽後愣了一下，接著問：“啊，為什麼？怎麼搞的？”我把事情的經過向他陳述了一遍。陳公博說：“這太不像話！”我接過來說：“是啊，我們太沒有保障了，真沒法幹了！這不是和華北和滿洲國一樣了嗎？陳先生，這不僅是我一個人的事，所有南京政府官員都從中看到了自己的命運。我請求陳先生把我的太太要回來。她有什麼問題，由我們中國政府處理。如果對我也不相信，那就把我也關押起來審查。日本人如此對待中國官員，叫我怎麼在警察局幹下去？請陳先生給我以指示！”

聽了我的一番強硬的申訴之後，陳公博也有些憤怒了。他勸我不必焦急，說馬上叫林秘書（也是翻譯）打電話，叫市警察局特高處處長王島茂來辦理此事。他囑咐我照常工作。

我走後，王島茂很快就來到陳公館。陳公博向他大發雷霆說：“趕快把人給我要回來！”他嚴厲地聲稱，日本人如此目無中國政府，隨便搜查中國官員的住宅，隨意抓人，我這個市長沒法幹下去了！這是違反中日條約的，是破壞中日新關係的。王島茂向陳公博表示歉意，答應一定認真去辦，請他放心。

我照常上班。去偽市政府送批文件時，陳公博告訴我：“你太太的事，我已讓王島茂去辦，你要沉著應付。”在此期間，偽組織各機關許多人向我慰問，表示關懷。我便借機向他們宣傳日本憲兵隊隨便抓人，做偽官的得不到保障。凡是與我要好的人都表示同情，不少人在陳公博麵前流露出哀怨情緒，這給陳公博以很大壓力。據說，他曾多次叫林秘書打電話給王島茂，催問此事。經王島茂交涉，兩周之後，上海日本憲兵司令部派憲兵少尉中村去北平把靜雲接回上海。

靜雲回家後的當晚，向我詳細地敘述了被捕後的經曆。

那天夜裏，靜雲先被帶到虹口日本憲兵司令部。上午，她便被押上開往北平的火車。到北平後，她被押解到西交民巷日本憲兵隊，受到連日審問。主要是問我們與何鬆亭是什麼關係，現在他在哪裏。靜雲坦然地回答說，我們與何鬆亭是同鄉朋友關係，隻知他是銀行職員，大學教授，在天津見過麵，不知他的住址，更不知他現在何處。此外，再問什麼她都回答“不知道”。

憲兵隊未搞出東西，便向靜雲施行了種種酷刑：灌涼水、跪磚頭、用棍子打……靜雲強忍著巨痛，始終未吐露一字真情。

在刑訊中，靜雲與敵人展開了勇敢機智的鬥爭。開始審她的，拷問了幾次，也沒問出名堂，日本憲兵便叫翻譯繼續審問。這個翻譯名叫王一鎮，大連人。當他逼問拷打靜雲時，靜雲正顏厲色地小聲問他：“你是中國人嗎？你家裏姐妹不受日本人欺辱嗎？為虎作倀，替日本人打中國同胞，算什麼英雄好漢！”這個翻譯聽後手顫了一下，麵有愧色。從那天起，日本憲兵再叫他刑訊時，他就不那麼認真地打了，隻是把靜雲的棉旗袍後身抽打得破爛不堪，而沒有重創她的身體。靜雲被釋放前，那個翻譯悄悄地對她說：“真慚愧呀！我這個男人，還不如你這個太太。好樣的，為中國人增光，你可算上女英雄啊！”靜雲說：“你以後不做幫凶，多向著中國人，還是可以贖罪的，好自為之吧！”

靜雲敘述完被捕後的經曆之後說：“你知道那天我為什麼爽快地跟他們走嗎？我主要是考慮床頭櫃的抽屜裏放著一本政治經濟學大綱，裏麵夾著楊寧同誌寫的黨小組會的提綱，還有汽車房的小樓上存放著大量的資料，倘若再拖延時間，這些東西被他們翻出來，那可就糟了。況且我被捕有你營救，假如弄不好把你也逮捕了，就不好辦了。”

我們雖然安全地闖過了這一關，但敵人並沒有放鬆對我們的注意，仍暗中監視我們，有時甚至公開找麻煩。靜雲回滬後，當上海市發生什麼政治事件時，日本憲兵司令部便找我問來問去。有一次，靜安寺一帶發生了爆炸事件，偽警察局特高處正忙著偵察，尚未摸到頭緒，日本憲兵司令部又來找我問長問短。我答複說：“我是辦刑事案件的司法警官，對於搞政治案件的特高不是內行，我正要問你們呢！怎麼？你們日本憲兵隊無法破案，為什麼老是向我這個外行中國人求教呢？”我總是這樣冷言冷語，以極不耐煩的態度對付他們。盡管如此，仍不能甩掉他們的糾纏。我想，這不是長久之計。可怎麼擺脫屁股後的鬼子呢？我向陳公博講了這個問題，請他幫助解決，以便我安心工作。我向他發牢騷說，日本憲兵隊真不講理，無緣無故地把我太太抓去，嚴刑拷打一頓放回來還不算完，現在又對我糾纏不休。這不是欺負我個人，這反映出他們對中國政府的蔑視和欺侮！

陳公博聽後當即吩咐滬西區區長卜立夫負責與日方交涉，讓他一定想辦法幫助我解脫困境。卜立夫是東北人，曾留日學航空，與我私交甚厚。他會說日本話，與日本憲兵隊比較熟。他接受陳公博交給他的任務後，很賣力氣地與日方聯絡。他一方麵向日本人吹噓，說我是陳公博的親信，要他們看在陳市長的麵子上，不要再找我的麻煩。另一方麵，他用我拿出的錢，以他的名義宴請日本人並送些禮品。這樣一搞，上海日本憲兵司令部的那幾個家夥果然不再來找我的麻煩了。

不久，上海市警察局要組織一個赴日考察團，考察日本的警政。我想這是個躲避日本人糾纏的好機會，便向陳公博提出要求。陳公博說：“也好，出去走走，冷一下，他們就不再找麻煩了。”

我們這個考察團由四人組成。除我之外，還有行政處長呂琪、日本人山本科長和翻譯石玉祥。我們於1944年5月中旬由上海乘飛機到日本福岡，然後到東京、神戶、橫濱、名古屋和大阪等地。我們參觀了日本各地的法院、監獄、看守所、警察機關，還參觀了防空和消防設施。與此同時，我注意看到了日本戰時各方麵的情況：商店裏貨物很少；飯館門前排著長長的隊；魚、肉和蔬菜亦很少見到；車站和火車上的工作人員，幾乎全是女人，很少見有青壯年男人。事實證明，日本侵華戰爭，給日本人民也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回國後，我們順便參觀了沈陽、長春、哈爾濱幾個大城市。所到之處，隻見滿目瘡痍，民不聊生，真是難以言狀。

我回滬後，將日敵危機四伏的窘境和淪陷區的敵情整理出一份材料，交楊寧同誌密寫並偽裝好，於6月間由他帶到北方上報了。

1944年11月10日，大漢奸汪精衛病死於日本名古屋帝大醫院，時年61歲。他的屍體由日本運回國，埋葬在南京梅花山。

汪死後，陳公博任南京偽政府行政院院長、代理主席，周佛海任行政院副院長兼上海市市長。一朝天子一朝臣，陳公博手下的官員，絕大多數都調離上海，上海市各機關差不多都換上了周佛海的人。陳公博內定調我任司法行政部次長。我要求他將我調太湖地區任專員，目的是找個有條件的地方搞點武裝，以打下一步的算盤。正在醞釀之中，周佛海向陳公博提出意見：“不能把人都調走！”他指名留我。陳公博對我說：“一則去外省當專員，要同外省商量，須等待時機；二則周佛海留你，我也不好意思馬上就調，隻好等等再說吧。”所以，周佛海任上海市長兼警察局長時，我繼續任上海市警察局司法處處長，一直到日本投降，國民黨接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