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任軍法處長

1942年5月間，陳公博因原軍法處處長單鈺積壓案件、關押犯人久不處理等問題而將其撤職，隨後調我兼任軍法處處長。

1942年8月，清鄉委員會上海分會成立，陳公博兼任主任委員，許金源任辦公廳主任，史思放、吳耀中、李鏡涵和我分別任辦公廳第一至四處處長。我所在的四處負責清鄉軍政人員犯罪的偵察審判，以及清鄉區煙、毒、賭博等犯罪的偵緝審判。鑒於江蘇清鄉官員敲詐勒索嚴重，特設執法隊及分隊，以糾查違法犯紀，並兼管禁煙、禁毒和禁賭。我兼任執法隊隊長。

南彙清鄉區執法分隊隊長馮××，在開始工作不久，就執法犯法。他包庇南彙一個賭場，受賄幾千元。有一天，他攜帶巨款來我家向我行賄。我問明了這筆款的來源之後，即打電話叫我處軍法官孫增原及執法隊的一位督察來，將馮××帶去關押審訊，判刑治罪。此事發生後，上海市政府、上海保安司令部及上海清鄉分會頗為震驚。陳公博知道我辦事認真，為他提倡的“廉潔政治”增光，非常高興。上海保安司令部日本聯絡官五十嵐大佐和池田少佐也都稱讚我“執法如山”，“不貪汙受賄”。在此之前，我一接管軍法處就提出依法辦案，不許用刑，不許受賄，不許虐待犯人，病犯準許保外就醫等。我還主張速判速決，能放就放，所以監所犯人驟減。五十嵐大佐因此而稱我為“快刀子李”。這時，我已有了實力地位，又因不受賄賂依法辦案樹立了威信。由此，不僅站穩了腳跟，而且各方麵都來與我拉關係，包括上海偽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盧英，參謀長許金源，以及上海市政府各局局長等都願意與我交往，有的人甚至常到我家敘談。借此機會，我也就順水推舟，與他們來往應酬，局麵逐漸打開了。

自從上海保安司令部成立以來，我幾乎每天到偽市政府麵見陳公博，給他送批重要公文，並請示解決一些問題。與此同時，參加一些重要會議，與各部門負責的偽官員接觸，每隔兩周還去南京參加立法院的例會，借機與南京已建立的關係人員晤談，從而摸清了汪偽組織的全麵罪惡活動，獲取了許多有價值的情報資料。

1943年3月，張友恒同誌來上海，聽取了我們的彙報，研究、布置了我們今後的工作，並幫助我們在津浦路下關火車站建立了一個轉運點，供我們傳遞情報。他要我們把情報資料偽裝好，送到下關車站，由火車上的工作人員帶到天津。他還告訴我們，組織上委任我為特派員，孫靜雲管機要，並派楊寧同誌來滬，由我們三人組成一個黨小組，共同研究工作和一起學習。我給楊寧同誌起個化名叫楊德修，派他為上海保安司令部少校軍法官。

1943年8月，汪偽政府接收上海租界，將原法租界區域改稱第八區公署，將公共租界區改稱第一區公署，陳公博兼任署長，調我任偽警察局司法處處長。從此，我去南京的機會較少，以後搜集到的情報資料多由楊寧同誌去南京下關火車站交轉運站。

上海租界地是個冒險家樂園，這裏豺狼橫行，無法無天。我這個赤色的偽警察局司法處處長在這裏工作，又是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真可謂“深入虎穴”了。我在那些壞人堆裏，既要擺出司法專家的架勢，讓他們莫名其妙，又要嚴於律己，不能與他們同流合汙。偽官們沒有不搞錢的，我硬是不要錢。那些大漢奸們，本來是賣國求榮，唯利是圖，但他們卻要裝出憂國憂民的樣子，不許他們的下屬貪贓枉法，以達到欺世盜名的目的。如漢奸陳公博就大講什麼“廉潔政治”、“奉公守法”。我利用推行其“廉潔政治”的機會，首先整頓了原租界地的“包打聽”（上海便衣警探的通稱），並強調禁煙、禁賭、禁毒，禁止敲詐勒索、禁止流氓擾亂社會秩序，對侵犯人民利益者，繩之以法，從嚴處理。我利用偽職，雷厲風行地懲治了邪惡勢力，狠狠地打擊了刑事犯罪分子。我也借此樹立了威信，更加站住了腳跟。聯華電影製片廠拍攝的《回頭是岸》這一影片，就是編導徐××同我研究編寫的，取材和背景都是反映那個時候的現實。主要是描寫一位從北方來的青年警官，采取軟硬兼施的手段，製伏了一個正在上海橫行一時的著名大流氓及其一夥的故事。

我的做法，使日軍、豪紳、流氓及大小漢奸們都摸不著底細，他們真的以為我是奉陳公博之命推行其所謂“廉潔政治”的呢！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是欺軟怕硬的，他們見我如此鐵麵無私認真執法，就不得不“買賬”了。原租界地的上層人士，所謂“三老”，即聞蘭亭、袁履登、杜康侯，以及青幫頭子黃金榮、紅幫頭子徐朗西等，都轉彎抹角地設法與我接觸、拉交情。我也就順水推舟與他們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