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入汪偽政權

1937年7月29日北平失守的那一天，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汪精衛在南京發表了一篇《最後關頭》的廣播講話，公開散布抗日失敗論。8月4日，他又在南京發表《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的廣播講話，進一步鼓吹對日求和，說不和是會吃虧的，要老老實實地承認打敗仗，不要掩飾，不要唱高調，以免引起無謂的衝突等。

1939年8月，汪精衛進行投敵賣國活動，與日本帝國主義相勾結，策劃建立偽政權。為了準備在上海召開所謂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他派人到各地網羅出席會議的代表。派往北方網羅代表的是周化人、鄧一舟和朱晶華三人。朱晶華曾就讀於北平師範大學，參加過國民黨改組派。抗戰初期，他與抗日聯軍駐天津辦事處的孟幻飛有過聯係。朱晶華來津後即托孟幻飛幫忙拉幾位代表。孟幻飛與我商量，要我冒充國民黨的北方代表出席他們的所謂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此之前，何鬆亭同誌曾與我談過，要我注意搜集汪精衛賣國活動的情報，但當時感到這方麵的線索不多且不直接，所獲得的情報資料也不及時具體。現在有了打入汪偽內部的好機會，當然不應放過。但我轉而一想，我不是國民黨員，怎麼能當國民黨的代表去參加他們的代表大會呢？

經孟幻飛介紹，我與朱晶華見麵了。初次相見，我們便談得很投機。朱晶華坦率地自我介紹說：“我是吉林人，家鄉淪陷多年。我現在已成了亡國奴，流浪內地，真不如喪家之犬。”他解釋說：“我雖然是個國民黨員，但沒有達官顯貴的後台，不過是為他人做嫁衣以求溫飽而已。我不是來跟著汪精衛當漢奸的，而是受國防部國際問題研究所的派遣來的。由於我是改組派，故得到汪精衛、陳公博的信賴。”他接著寬慰道：“你放心吧，跟著我打進去，沒有錯，咱們是有保險帶的。”

我聽了他這番話，幾乎怔住了。我雖然也是個爽快人，但沒敢貿然表態。我開始是向他打聽跑到重慶去的同鄉同學們都怎樣，後方的生活如何，逐漸談到汪精衛的所謂和平運動進行到什麼程度等。

經過多次接觸和傾心交談，我和朱晶華居然成為無話不說的好朋友了。他勸我參加代表大會並保證為我保密及負責掩護我。我們商定，就說我在北方上大學時，經朱晶華介紹加入國民黨，後來又跟他參加改組派，因一直埋頭讀書，很少參加活動，故與其他國民黨人相識甚少。朱晶華還對我說，汪精衛這一派急於拉人，不會仔細審查的，我一定夠朋友負責到底，你放心去吧。

黨組織聽了我與朱晶華接談經過的彙報後，研究決定派我冒充國民黨北方代表去上海參加汪偽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1939年8月下旬，以焦瑩為首的國民黨“六大”北方代表團組成了，有北平、天津及河北省的代表共20餘人。我能回憶起來的人有：韓清健、趙霜鋒、高崇信、董秀山等人。由朱晶華拉的李子琢、張爾康借故天津發大水不能去了，隻有高風舞與我一同去。我們從天津乘船到大連，然後轉往上海。

到上海後，我們住在日租界虹口新亞飯店，開會地點是滬西極斯菲爾路七十六號。

開會前，汪精衛派他的親信陳春圃、林柏生與各地代表團分別談話。他們講話的主要內容是：宣傳汪精衛一夥搞的“和平反共建國”的方針，極力渲染汪精衛如何“不避艱險”，從重慶叛逃，到河內遇刺幸免，以及日本派人接迎他的經過。他們還透露了一些汪精衛去東京談判，向日本投降乞和的情況。據說汪精衛在日本會見了當時的首相平沼騏一郎、陸軍大臣阪垣征四郎、海軍大臣米內光政、財政大臣石渡莊太郎、外務大臣有田八郎以及前首相樞密院議長近衛文麿等人。他們一致表示支持汪精衛建立偽中央政府，收拾殘局。日本朝野對汪都很信賴。陳、林二人也透露了汪精衛在與日本政府談判《關於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時所遇到的困難。

陳春圃和林柏生在講述汪精衛賣國交易的同時，還散布不少關於汪精衛、周佛海的漢奸言論。如“對日本的冤仇宜解不宜結”、“要努力轉敵為友”、“戰必大敗”、“中國唯一的出路，隻有接受日本的條件，實現對日和平”。

他們鼓動大家反對抗戰，支持他們的和平主張。聽到這些無恥讕言，我的肺都要氣炸了！但對於我這個情報人員來說，則是平時難以取得的第一手資料，唯恐聽不準、記不牢。

1939年8月28日至30日，汪精衛賣國集團在上海秘密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會議的各地代表有240餘人。會議選舉汪精衛為臨時主席團主席，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陶希聖、高宗武、陳璧君等為副主席，梅思平為秘書長，羅君強、陳春圃為副秘書長。

會議通過了整理黨務、修改國民黨政綱、調整中日關係等提案。

會議還通過發表了《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宣布以“和平反共建國”為其賣國投敵綱領。

會議結束後，我從上海乘日輪到大連。我順便由大連到哈爾濱，會見了偽滿哈爾濱市長趙東藩。此人與我同鄉，我與他早就熟識。從他那裏，我又了解到不少偽滿的情況。

我回到天津後，把參加這次會議所了解的情況以及沿途所搜集的情報資料向黨組織作了詳細的彙報，受到組織及領導的讚許和嘉勉。

當年9月，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會第二次會議決定成立北方黨務辦事處，派焦瑩任辦事處主任。12月，第六次常委會又決定改組天津市、北平市及河北省黨部執行委員會，指定我和房勤、徐廷斡為天津市黨部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第二年1月上旬，北方黨務辦事處通知天津、北平、河北三個黨部的新任常委到上海去，聽取上級指示。我們一行12人乘火車來到了上海，住在愚園路一幢小樓裏。汪精衛在愚園路公館裏親自接見了北方一省兩市黨部的常委。

汪精衛在一個會客廳裏同我們見了麵。他與我們一一握手之後說：“中國現在除了和平，沒有別的出路，必須與日本攜手，才能內則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外則同負保障東亞之責，實現共存共榮。”他在講話中還透露了他與日方秘密簽訂的《日華新關係調整綱要》及《秘密諒解事項》。其要點是：中國承認滿洲國；確保日本在中央政府外交、教育、宣傳、文化以及軍事等各方麵的權力和合作關係；承認日本在內蒙、華北、長江下遊、廈門、海南島及其附屬島嶼的政治、經濟以及對地下資源開發、利用的權力，承認在以上地區防共和治安的駐兵權等等。汪精衛恬不知恥地聲稱，這些和平條款的簽訂，是來之不易的，是他和周佛海等不辭辛勞奔走談判的結果。

總之，通過參加大會，我對汪精衛一夥投敵賣國的罪惡活動，有了更深刻、更全麵的了解，取得了對我黨來說十分珍貴的第一手情報資料。

1940年3月30日，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一群漢奸粉墨登場了。汪精衛及各院、部、會主要負責人陳公博、周佛海等宣誓就職。這一時期，我的工作麵臨較大的轉折。在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通過了立法委員名單，共50人，我被任命為立法委員，還被任命為中央政治委員會法製專門委員會兼任委員。

開始，我對於去南京開拓新的工作曾有過劇烈的思想鬥爭，因我在平津打下了相當好的地下工作基礎，現在又要單槍匹馬、赤手空拳地闖入敵營，不知何時才能站穩腳跟。何鬆亭同誌聽了我的想法後鼓勵我說：“你具有開拓者的才能，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大顯身手，為黨作出貢獻。”華北社會部許建國同誌（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公安部副部長）很快就作出決定，批準我打入汪偽政府。我堅決地服從了組織的決定。為了我的行動方便，並為回北方工作有借口，決定暫不帶家屬，孫靜雲仍留北平工作，由我一人隻身前往，以後可以探親為名，回北方彙報工作。

4月中旬，我同焦瑩等十餘人乘火車抵達南京。我與朱晶華見了麵。他告訴我，汪偽政府任命我為立法委員，是因為我當過“六大”代表，又是天津市黨部常委，是論功行賞分配的。加上我是學法律的大學畢業生，當過法官，資格條件也具備。主任委員是個有職無權的差事，但地位較高，接觸可上可下，又不用上下班坐機關，這對於我的工作來說，倒是很相宜的。我就利用這個便利條件，活動於敵、我、友之間，廣泛地結交朋友，以逐漸擴大接觸麵。

立法院長陳公博，廣東南海人。青年時能說會寫，被稱為“風流才子”。五四運動時，初露鋒芒，為陳獨秀所賞識，曾加入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出席黨的“一大”。後因犯錯誤受留黨察看處分，不久被開除出黨。1925年他加入國民黨後，深受廖仲愷與汪精衛的器重，曾任廣東省農工廳廳長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兼工人部部長等職。廖被刺遇害後，陳便投靠汪精衛，是汪的左右手，成為國民黨改組派的元老之一。

我第一次與陳公博談話，是在偽立法院院長辦公室。偽立法院第一次例會，對於立法程序中的“三讀通過”發生了爭論。有的委員主張凡經立法院討論通過的法案，必須要三讀通過，才算合法完成；有的委員則主張不必那樣機械。偽立法委員中，真正學過法律，懂得立法、司法的人不多，沒有什麼專家學者。雖然有幾個曾當過律師，但他們對法律大都是半瓶子醋，一知半解，因此，對這一小小問題爭論不休。陳公博聽說我是學法律的，當過法官，加上聽我在會上發言的觀點有突出的見地，知道我是有真才實學的內行，便由他的女秘書、立法委員莫國康約我同他談談。

陳公博既是我們民族的罪人，又是我的頂頭上司，更主要的是我將把他作為最合適的獲取情報的對象。與這樣一個汪偽政府的高官元老初次相見怎樣更好地把握分寸呢？想來想去，還是按照我與何鬆亭在天津總結的那幾條經驗，在敵區做情報工作，首先當然是分清敵、我、友，但是，在不暴露自己的政治麵貌、不泄露黨的機密的原則下，對任何人都要“謙虛、謹慎、誠摯、坦率”。隻有顯出忠厚誠實，才能取得人家的信任，也才能得到真實情況。千萬不可像國民黨特務那樣，狡詐奸滑，鋒芒外露，使人望而生畏。

我想，大漢奸固然喪失了民族氣節，但他們對部下還是要求有真才實學，以利他的使用。為此，我便以青年老成，有禮不卑的姿態出現在他的麵前。當陳公博提出問題時，我就有條不紊、有理有據地對答。我很自然地表白自己曾是國民黨改組派，是他的追隨者，對他仰慕已久。陳公博是政治舞台上的老手，見多識廣，老奸巨滑，我不能對他肉麻地吹捧，隻能給他輕輕地戴上一頂高帽，不能引起他的懷疑。初次見麵，效果是很好的。事後，莫國康對我說：“陳先生對你的印象很好，說你為人敦厚誠實，法學很有根底，是個有才能有作為的青年。”

從此，陳公博經常找我談問題，我與他常接近，逐漸得到他的“信任”和“重用”。我從他的談話中，得到許多敵偽方麵的重要戰略情報。

陳的女秘書莫國康是廣東東莞人。她身材纖弱，麵貌清秀，不怎麼愛打扮，故作老成之態。她畢業於北大文學院，精明幹練，政治欲望很強。她想借陳的權勢拉攏一部分人，在汪偽政府中形成一種勢力。閑談中，我說我是北大法學院學生，她說她是北大文學院學生，我們便拉上了同學關係。我們彼此表示今後要互相幫助，在陳先生的領導下做出一番事業。立法院的立法委員和工作人員都不知我的底細。他們見我能經常麵見陳公博院長，並與他的女秘書那樣熟，誤認為我是陳的親信了。這時，我便擺出法學專家的架勢，但又平易近人地活動在他們當中。很多人也主動跟我套近乎，包括我的法學院同學羅貫一和高躍武等（他們都在各科室工作）。於是，我在立法院很快就打開了局麵，上上下下通行無阻了。僅三個多月，我就把汪偽政府的人事組織及他們的罪惡活動的種種情況了解得比較清楚了。

1940年7月，我借偽立法院暑假休會的機會，回到北方向何鬆亭同誌彙報工作。10月，借口看望家屬，又回北方彙報一次工作。

在南京幾個月的活動中，我在各方麵都建立了關係，肯定是能夠站穩腳跟，進一步開展工作的。經與何鬆亭同誌研究，認為孫靜雲同誌有必要去南京與我一起工作了。因為我經常請假回北方，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和懷疑，還是由孫靜雲擔任機要和交通為好。她沒有社會職業的約束，可以自由往來，傳遞情報，不僅及時，而且更加靈活方便。經黨組織同意，我們全家於1940年11月間遷往南京。從此，靜雲便擔當起情報交通工作。她經常往返於天津、南京，將我搜集到的情報資料送給何鬆亭同誌，何鬆亭同誌隨即轉報晉察冀根據地許建國同誌。

1941年，陳公博兼任上海市長。為了籌備成立偽上海保安司令部和收編偽保安團隊，當年8月，他調我去上海兼任保安司令部秘書處處長。此時，上海已形成汪偽政府的政治、經濟中心，對於我們做情報工作來說，更可以向全麵縱深發展。況且我的秘書處長是兼任的，立法委員不動，還可以兩個星期回南京參加一次立法院的例會，借機向有關方麵了解敵偽情況，使情報來源更加開擴。

孫靜雲在一次回北方彙報工作時，把我不失時機地進一步深入虎穴的情況向何鬆亭同誌作了介紹，他當即表示讚成。關於我們提出的工作計劃，他認為需要由靜雲去晉察冀根據地親自向許建國同誌彙報，並請示今後如何開展工作。靜雲見到許建國同誌後說：“我們已在敵營站穩了腳跟，打開了局麵，可以步步深入敵人的心臟了。”許建國同誌高興地說：“你告訴時雨，讓他大膽往上爬，對偽組織不管它什麼部門，應廣泛打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