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送電台　營救馮驥

1939年初，何鬆亭同誌交給我兩項艱巨的任務：一是由租界地向外運送電台機械和馬達；二是營救共產黨員馮驥同誌出獄。

當時，為了對敵鬥爭的需要，黨組織在天津購置了一些電台機械和馬達，分裝在兩個箱子裏，寄放在英租界達文裏我家中，由我的愛人孫靜雲同誌妥為收藏起來。何鬆亭同誌指示我們將這批東西運送出去，交給河北一個轉運站。他建議由孫靜雲化裝成新娘子，佯作春節串親戚，坐出租汽車，把箱子放在汽車後背箱裏，以混出日軍檢查口。經大家反複考慮，認為這個辦法不甚保險。後來，研究決定由我向偽法院要汽車，假托進租界辦事，順便幫我帶出兩箱東西。恰好，幾天之後就遇到了機會。我要到了汽車，把兩箱電台機件經日軍檢查口，安全地運到了偽法院，放在我的辦公室裏。過了些日子，何鬆亭同誌又送來一個裝有電台機件的箱子。此時，我不好再借口要汽車，但又急著把東西送出去轉運，隻好另想辦法。為了早日一齊交運三箱電台機件，我壯著膽子，冒著危險，在一天淩晨，搭乘三輪車，把一箱機件運到“法國橋”邊。日軍不準三輪車過去，我隻得用肩扛著箱子走。我夾在人群當中，一手提著箱子，一手舉著通行證，順利地通過了日軍檢查口。緊接著，我把這一箱電台機件送到偽法院，連同上次運出的那兩箱，一起送到了指定地點，對上暗號交付了。後來，這批電台機件完整無損地運送到目的地，對抗日戰爭起了一定的作用。上級領導對我能夠機智勇敢地完成轉運這批重要軍用物資的任務，十分高興，倍加讚許。我自己對地下工作的意義和作用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不再對擔任偽職有思想包袱或感到不舒服了。

與此同時，何鬆亭同誌要我設法把馮驥同誌從監獄中營救出來。

馮驥同誌是在天津淪陷前，因共產黨案被關押在天津監獄的。何鬆亭同誌交給我這一任務時，僅僅說馮是共產黨員，案子正在高等法院審理之中。具體情況，他也不知道，隻是囑咐我要千方百計地把他營救出獄。

我接受這一任務後，首先在法院進行了解，證實高法院刑庭確有此案，馮也確被關押在看守所。我了解到：此案的審判長是刑庭庭長胡鳳起，主審推事（審判員）是吳璿，陪審推事是鄧肇金、高乾一，檢查官是鄭煊，書記官姓康（名字忘記了）。胡庭長、吳推事與我是一般同事，不好說私話托人情。鄧、高二人與我是法學院時的同學，鄭煊是我的東北老鄉，對他們三人還可以說私話，但我琢磨也不可冒昧行事。經反複考慮，我擬訂了行動方案，決定此事采取三個步驟。當時，我已轉任天津高等法院書記長兼天津地方法院書記長，我有權檢查各書記官的工作，以往對他們管的案卷也曾翻閱過。

我的第一個步驟是：在那個姓康的書記官外出時，查看了他管的案卷。我暗中抽去了馮驥的全部案卷，裝入皮包帶走，回家看後付之一炬。康書記官回來後發現他丟了一份案卷，急忙向我彙報。我故作認真地責備他幾句，而後又以幫他掩飾過失的姿態，示意他可以推說根本就沒見過馮驥的卷宗，隻是在登記簿上有個案由，可能是法院被炸時毀掉了。因為日本攻占天津時，確曾炸過法院，法院恢複後是有些案卷找不全了。康書記官照我指點的那樣一說，庭長和推事就信以為真了。

第二個步驟是：我以檢查監所的名義到監獄看守所去。我到那裏說，北平華北臨時政府法製部可能要來檢查監所，我先來看看你們的管理情況。典獄長兼看守所長朱××同我一起到各監房外走了一圈之後，我便要求單獨到監房裏找在押犯人問話，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我先裝模作樣地與幾個一般刑事犯談了談，接著到政治犯單人監房與馮驥同誌談話。我見到馮後，先問了問他吃住等方麵的生活情況，然後悄悄地告訴他：法院已沒有你的案卷，隻是在登記簿上寫有“共黨嫌疑”的案由，你在審訊時翻案，就說是與人打架，被仇人誣陷入獄的，根本不是什麼共黨。

第三個步驟是：我視察監所時向朱典獄長交代說，要搞好監房的衛生，搞好夥食，保持犯人的健康，對青年犯人要優待，像馮驥那樣未定案的青年嫌疑犯應特別優待。我還向我的兩個同學鄧肇金和高乾一打招呼說，我朋友的親戚馮驥，是被誣陷入獄的，此案積壓至今未進行審理，經查是分給吳璿主辦，你們二人是陪審的，請你們向吳璿催一下。他倆按我的旨意給吳璿遞過話之後，吳璿主動向我表示，一定抓緊進行。我順水推舟地說，這確是個冤案，年輕人火氣大，容易得罪人而受到陷害，希望你幫忙早點給結案，使他恢複自由。與此同時，我分別向與此案有關的辦事人員打了招呼。如希望胡庭長能做無罪的判決，希望鄭煊檢查官能在起訴書上筆下留情，希望法院指定的辯護律師張春孚為被告多作些有利的辯護等等。

為了推進案件審理的進程，我還私下給胡庭長送了禮，在登瀛樓宴請了吳、鄧、高幾位。總之，經過我的周密計劃和一係列積極的活動，終於使馮驥同誌得到了無罪的判決而釋放出獄，完成了黨交給我的又一項重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