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營十五年

李時雨

原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顧問、中國佛學院副院長李時雨，是我黨一位傑出的地下工作者。他的這篇回憶錄，著重介紹了自己受黨的指派，打入東北軍、汪偽政權以及軍統，並在其中擔任要職，為我黨我軍獲取重要情報的曲折而又驚險的經曆。

潛入東北軍西安“剿總”

1934年，我由北平大學法學院畢業後，黨組織決定派我打入東北軍，以便更好地進行抗日救亡工作。法學院黨支部書記張敬載同誌主張由我給張學孟寫信，請他介紹我到他那裏工作。

張學孟是我的同鄉好友，也是我少年時的同學。他曾留學日本，於士官學校畢業後回國，在東北軍當過連長、營長，此時已調任張學良公館警衛室主任，這確實是個可以利用的好關係！

同窗之誼尚在，張學孟慨然答應了我的要求。經他舉薦，我潛入西安“剿總”第四處，任中尉辦事員。

1936年2月，我來到了古城西安。三四個月後，我的黨組織關係由北平轉到西安。當時地下黨的領導人劉宇新同誌來找我接上關係。據說他是黨特派做東北軍工作的，受周恩來同誌的領導。劉宇新同誌交代給我兩項主要任務：一是了解東北軍的基本情況；二是做張學良公館內警衛人員及“剿總”各廳處人員的工作，向他們宣傳抗日救國思想，鼓勵他們打回老家去。

張學良的公館在西安金家巷五號。由於張學孟擔任張學良公館的警衛室主任，給我的工作造成極為便利的條件。我利用去看望同鄉好友的機會，很快就與公館的警衛人員混熟了。我常利用閑聊天的工夫，向他們宣傳我黨提出的有關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動全民抗戰的主張。如“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亡國奴不如喪家犬”、“東北人不能長期流亡”、“打回老家去，收複失地”等等。不僅如此，我還把東北淪陷後，家鄉父老兄弟姐妹慘遭日軍屠殺蹂躪的情況講給他們聽。我的宣傳工作不僅對這些年輕的警衛人員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而且通過他們的嘴，把我所講的一些日軍欺侮中國人的情節傳到張學良將軍的耳邊。不久，一位年輕的侍從副官對我說：“有一次，副司令聽到東北人民所受的苦難，‘啪’地把茶杯放在桌上說：‘他媽的，咱們這隻顧中國人打中國人，什麼時候才能打回老家去呀！’看樣子很苦惱。”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他們扣住了蔣介石，逼迫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我聽到這一令人意外的消息是在當日拂曉前，由第四處處長盧廣績召集全處官員緊急集合傳達的。當時，他派四處中校秘書張鬆筠和我負責接收《西京日報》改名為《解放日報》。我們主要是接收該報行政管理方麵的工作，編輯方麵的工作另派人接辦。事變發生後的上午，劉宇新同誌即來到我家，我們一起分析情況，研究下一步的工作。當時，我們對形勢的發展尚無肯定的估計，但總的認為是會向有利於人民的方麵發展。劉宇新同誌囑咐我，要沉著應戰，一方麵做好掩護職業的本職工作；另一方麵與已經聯係好的官兵進一步加強聯係，策動他們跟著我黨走。

12月14日，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正式取消，所有“剿共”工作完全停止，另組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公推張學良為委員長，楊虎城為副委員長。張、楊即日到會視事，並通電全國。西北抗日聯軍軍事委員會成立之後，即將原第四處改為政治處（黨政處），派應德田為處長，劉瀾波為第一科科長，我仍負責辦公室的工作。

西安事變發生後，蔣介石被迫應承了六項諾言，張學良親自護送蔣介石回南京，結果被扣押問罪。這對東北軍來說，真乃是晴天霹靂。我當時聽了也十分震驚。東北軍上層在對於何去何從的問題上主張不一致，產生了矛盾，因此，在1937年2月2日，發生了槍殺王以哲軍長的事件。

1937年3月，東北軍開往蚌埠。不久，又開往蘇北。

到蘇北後，總部各廳處人員駐淮陰和淮安一帶，大部分住在老百姓家裏。於學忠的部隊也調到這一帶駐防。6月間，宣布整編改組，成立綏靖公署，由於學忠任綏靖公署主任。整編時，總部各廳處大部分官員被裁減下來，我也是其中之一。不久，經黨組織的安排，我在天津又找到了掩護職業，公開的職務是偽天津高等法院檢查官，繼續在京津一帶從事黨的地下情報工作。我的直接領導是何鬆亭同誌，他從1937年起即負責我黨平津聯絡局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