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孫子兵法》是舉世公認的兵家聖典

叱吒風雲、馳騁歐洲的一代梟雄拿破侖，在戎馬倥傯的戰場上還手不釋卷地翻閱《孫子兵法》，而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魁首德皇威廉二世為戰敗後才得到此書而扼腕歎息。《孫子兵法》作為最著名的軍事理論著作享有古今中外公認的巨大榮譽，並成為當代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眾多領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中國古代文化資源。

【簡介】

《孫子兵法》又稱《孫子》、《吳孫子兵法》，為我國古代最有名的軍事理論家和有組織才能的軍事活動家孫武所著。孫武生卒年月不可考，約於孔子同時，活動於公元前6世紀未至前5世紀初。據《史記·伍子胥列傳》記載：公元前512年經吳國大將伍子胥推薦，以兵法十三篇晉見吳王闔閭，闔閭因他善用兵，乃命他為將。孫武同伍子胥輔助吳王治國治軍，對於吳國的崛起，“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起過重要作用。

孫武所著《孫子兵法》問世於中國曆史上一個戰亂頻繁而又文化異彩紛呈的時代，其間數百年，周朝王室衰微，諸侯割據稱雄，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相互兼並，戰爭此起彼伏。《孫子》、《吳子》及《司馬說》等各家兵書均於此一時期問世。而獨《孫子兵法》，誠如兵家所雲“前孫子者，孫子不能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它堪稱為中外兵書中最古老而又最富於生命力的一部。

現存的《孫子兵法》是經過三國曹操刪削而成的，共分13篇：計篇、作戰篇、謀攻篇、形篇、勢篇、虛實篇、軍事篇、九變篇、行軍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間篇。故又稱為《孫子十三篇》。

《孫子兵法》總結中國古代戰爭中的經驗，揭示了許多具有普遍意義的戰爭規律，具有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它被曆代軍事家奉為經典，為其後的曆代軍事家如孫臏、曹操、諸葛1936年在陝北保安亮、李世民、嶽飛、戚繼光、曾國藩、毛澤東、劉伯承等所推崇，堪稱兵家之“鼻祖”。該書被譯成英、法、德等國文字流至國外，被推崇為“兵家聖典”、“世界第一兵家名書”。據說叱吒風雲、馳騁歐洲的一代梟雄拿破侖，在戎馬倥傯的戰場上還手不釋卷地翻閱《孫子兵法》，而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魁首德皇威廉二世為戰敗後才得到此書而扼腕歎息。

《孫子兵法》作為最著名的軍事理論著作享有古今中外公認的巨大榮譽，並成為當代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眾多領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中國古代文化資源。

【毛澤東評點】

買來的軍事書多不合用，多是戰術技術的，我們要的是戰役指揮與戰略的，請按此標準選買若幹。買一部孫子兵法來。

——摘自毛澤東1936年致葉劍英、劉鼎的信（見《毛澤東書信選集》第81頁）。

蒙哥馬利：我也學過成吉思汗，他強調機動性。

毛澤東：你沒有看過兩千年以前我國的《孫子兵法》吧？裏麵很有些好東西。

蒙哥馬利：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軍事原則？

毛澤東：一些很好的原則，一共有十三篇。

——摘自毛澤東1960年5月27日同英國大帥蒙哥馬利的談話（見《毛澤東外交文選》第425頁）。

如果進攻之敵在數量和強度上都超過我軍甚遠，我們要求強弱的對比發生變化，便隻有等到敵人深入根據地，吃盡根據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圍剿”時蔣介石某旅參謀長所說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圍剿”軍西路總司令陳銘樞所說的“國軍處處黑暗，紅軍處處明亮”之時，才能達到目的。這種時候，敵軍雖強，也大大減弱了；兵力疲勞，士氣沮喪，許多弱點都暴露出來。紅軍雖弱，卻養精蓄銳，以逸待勞。此時雙方對比，往往能達到某種程度的均衡，或者敵軍的絕對優勢改變到相對優勢，我軍的絕對劣勢改變到相對劣勢，甚至有敵軍劣於我軍，而我軍反優於敵軍的事情。江西反對第三次“圍剿”時，紅軍實行了一種極端的退卻（紅軍集中於根據地後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戰勝敵人的，因為當時的“圍剿”軍超過紅軍十倍以上。孫子說的“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就是指的使敵疲勞沮喪，以求減殺其優勢。

——摘自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見《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l卷，第208—209頁）。

說實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幾年，比他們多了點在山上的經驗。他們說我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狹隘經驗主義、槍杆子主義等等。那時我沒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擔架上，做什麼？我看書！他拾他的擔架，我看我的書。他們又批評我，說我憑著《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指揮打仗。其實《孫子兵法》當時我並沒有看過；《三國演義》我看過幾遍，但指揮作戰時，誰還記得什麼《三國演義》，統統忘了。我就反問他們：你們既然說我是按照《孫子兵法》指揮作戰的，想必你們一定是熟讀的了，那麼請問：《孫子兵法》一共有幾章？第一章開頭講的是什麼？他們啞口無言。原來他們也根本沒有看過！後來到陝北，我看了八本書，看了《孫子兵法》，克勞塞維茨的書看了，日本人寫的軍事操典也看了，還看了蘇聯人寫的論戰略、幾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書等等。那時看這些，是為寫論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為了總結革命戰爭的經驗。

——摘自毛澤東1960年同部分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談話《人沒有壓力是不會進步的》（見《黨的文獻》1993年第3期）。

有一種人，明於知己，暗於知彼，又有一種人，明於知彼，暗於知己，他們都是不能解決戰爭規律的學習和使用的問題的。

中國古代大軍事學家孫武子書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句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而說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並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

——摘自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見《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1卷，第182頁）。

從這點上看，戰爭就是兩軍指揮員以軍力財力等項物質基礎作地盤，互爭優勢和主動的主觀能力的競賽。競賽結果，有勝有敗，除了客觀物質條件的比較外，勝者必由於主觀指揮的正確，敗者必由於主觀指揮的錯誤。我們承認戰爭現像是較之任何別的社會現像更難捉摸，更少確實性，即更帶所謂“蓋然性”。但戰爭不是神物，仍是世間的一種必然運動，因此，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仍是科學的真理。

錯誤由於對彼己的無知，戰爭的特性也使人們在許多的場合無法知彼己，因此產生了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的不確實性，產生了錯誤和失敗。然而不管怎樣的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知其大略，知其要點，是可能的。

——摘自毛澤樂《淪持久戰》（見《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490頁）。

【鑒賞】

作為現代中國集軍事統帥與軍事理論家於一身的偉大軍事家，毛澤東與中國古代軍事文化遺產《孫子兵法》的血脈聯係是很自然的。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是馬列主義關於革命戰爭的理論與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同時也是中國古代軍事文化遺產，尤其是對《孫子兵法》的合乎邏輯的運用和發展。從這部“中國古代第一兵書”裏麵，毛澤東不僅汲取了豐富的軍事理論營養，而且獲取了豐富的唯物辯證法哲學思想的養料。但是毛澤東本人是如何看待、評價，如何運用、發揮《孫子兵法》中的軍事思想的，甚至於毛澤東與《孫子兵法》這部兵書的曆史聯係如何？我們不能不先從有關毛澤東是何時開始讀《孫子兵法》的一樁曆史公案說起。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土地革命開始後，毛澤東引兵井岡山，指揮工農紅軍逐步開創了以江西瑞金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並勝利地打破了敵人的三次“圍剿”。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朱德等提出並成功地運用了以遊擊戰爭“十六字訣”為主要內容的紅軍作戰原則。這十六字訣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其基本精神是：從敵大我小、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出發，利用農村的政治、經濟和地理等有利條件，揚長避短、靈活機動，以求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敵人，逐步改變敵我力量對比，奪取戰爭的勝利。在“十六字訣”方針的指導下，毛澤東等迅速建立和擴大了革命根據地的範圍，1931年，中共臨時中央由上海白區搬到瑞金根據地。影響日益擴大的毛澤東等遭到了當時“左”傾路線的領導者的排擠和打擊。“左”傾盲動主義者在《革命與戰爭》等刊物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從理論上對毛澤東進行批判，說他“把古代的《三國演義》無條件地當做現代的戰術，古時的《孫子兵法》無條件地當做現代戰略。”當然這明顯地暴露了那些自稱為所謂的“馬列主義的專家”們的“左”傾教條主義者的淺薄與無知。當然從一個側麵我們也可以得知：

與那些在國外接受過所謂“正統”馬列主義教育的“布爾什維克”不同在“山溝”裏從事遊擊戰的毛澤東除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軍事戰爭中的創造性運用之外，極其宏富的中國傳統的軍事文化遺產就成了其直接的、可供利用、開發的軍事文化資源。

據現有的材料看，可以肯定的是，毛澤東在長征以前，至少在青少年時代他就間接讀過《孫子兵法》。1913年10月至12月在湖南第四師範（翌年並入第一師範）就學所做的讀書和課堂筆記《講堂錄》裏，便有好幾處前人記述和發揮《孫子兵法》的內容。可見博學多才的毛澤東在青年時期便對《孫子兵法》有所了解，但這隻是一般的和間接的了解，沒有直接的接觸，更談不上研究。茲有毛澤東與凱豐在1935年1月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上的一次談話為證：會上，凱豐曾提出毛澤東迷信《孫子兵法》，硬說毛澤東的軍事戰略都是從《孫子兵法》學來的，現在用不上了。他甚至對毛澤東講：“你懂得什麼馬列主義？你頂多是看了些《孫子兵法》！”毛澤東反問道：“你讀《孫子兵法》沒有？你知道《孫子兵法》一共有幾章？”尖銳的反問使凱豐啞口無言，在揭露對手無知的同時，毛澤東同時聲明：《孫子兵法》我並沒有看過。這件事，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曾多次講過。

那麼，毛澤東到底是從何日起，在什麼情況下開始直接研讀《孫子兵法》的呢？1961年3月23日，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在談及他和凱豐在遵義會議上的談話的同時，又明確指明：“如果不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不經過萬裏長征，我那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小冊子也不可能寫出來。因為要寫這本書，倒是逼著我研究了一下資產階級的軍事學。”其中所謂的“資產階級的軍事學”當然喻意那些包括《孫子兵法》在內的所有被所謂的“馬列主義軍事專家”的“左”傾教條主義者一概拒之門外的古今中外的“非馬列主義”的軍事著作。

1960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更明確提到：“後來到了陝北，我看了八本書，看了《孫子兵法》，克勞塞維茨的書看了，日本人寫的軍事操典也看了……那時看這些，是為寫論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為了總結革命戰爭的經驗。”此外，1959年4月5日，毛澤東在上海召開的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也曾回憶說：

“‘左”’傾教條主義者說我照《孫子兵法》打仗的那些話，倒激發我把《孫子兵法》看了，還看了克勞塞維茨的，還看了日本的《戰鬥綱要》，看了劉伯承同誌譯的《聯合兵種》，看了‘戰鬥條例’，還看了一些資產階級的。總之，激發我來研究一下軍事。”

可見，隻是到了陝北以後，為了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為了寫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才開始研讀《孫子兵法》的。正如上引所示的，正是在1936年10月22日毛澤東為此致函在西安作統戰工作的葉劍英和劉鼎，囑其購買一批通俗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哲學書的同時，特別要“買一部《孫子兵法》來。”研讀《孫子兵法》是中國革命戰爭理論與實踐的需要，同時“左”傾教條主義者對毛澤東的“譏諷”也無意中為之提供了契機。後來，毛澤東曾對斯諾說：“我確實讀過許多中國古代打仗的書，研究過《孫子兵法》一類的著作。”

這大概該是指這個時期說的吧。

早在毛澤東有條件得到《孫子兵法》以前，曾經擔任共產國際駐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顧問的德國人李德，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我在中央蘇區最初三個月，結識了一些領導人物，我印像最深的當然是毛澤東。”“他喜歡引用民間的形像比喻，引用中國曆史上哲學家、軍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訴我，曆來很著名的紅軍八項政治原則和四項策略原則中的一部分就是毛澤東從曆史中，也就是從19世紀後半葉太平天國起義的口號中吸收過來的。他根據中國古代軍事著作《孫子兵法》提出了‘不打無把握之仗’的原則，但在長征路上他又引用孫子的另一句話‘投入亡地然後存，陷於死地然後生，夫眾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李德還回憶道：“毛不僅在私人談話中或小範圍裏運用這些格言的比喻，而且還把它們引用到他的講話中，並以革命的激情從中引出令人銘記的口號，我自己就經常親眼看到，他是怎樣用這種辦法深深地影響了聽他講話的農民和士兵。”“不打無把握之仗”的原則與《孫子·軍形》中所謂“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有內在的一致性，即都強調打仗要打有把握的仗。具備了勝利的條件再去交戰，軍隊才能打勝仗，否則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就先和敵人交戰，就要打敗仗。所謂“投入亡地然後存，陷於死地然後生”則直接見於《孫子·九地》，是說把軍隊投入亡地然後才能保存，陷於死地而後才能得生。因為軍隊陷入危險的境地，然後才能別無選擇，聽從指揮，奮戰取勝。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靈活地運用了《孫子兵法》中的類似的原則和藝術，指揮作戰，激發全軍英勇奮鬥的精神，從而“深深地影響了聽他講話的農民和士兵”，並不斷地轉危為安、化險為夷，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曾經積極支持和推行王明路線的李德，盡管他對中國革命和毛澤東的評論不可能十分公允，然而這裏他對毛澤東早在到達陝北以前就善於從曆史中汲取可以對現實產生積極影響的經驗，善於以革命的激情結合曆史內容進行有效的鼓動等特點的記述，大致是符合曆史事實的。

1936年毛澤東在他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多處引用《孫子兵法》的理論來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經驗，諸如《軍事篇》的“以逸待勞，以飽待饑”，“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始計篇》的“攻其不備，出其不意”；《謀攻篇》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等等。當然這裏並不是簡單地詞語引用，而是在深入地領會其精神的同時，將自己的實戰經驗與古代兵家的權謀韜略互相印證與闡發，從而使之上升到新的理論高度。《孫子兵法》中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一千古不朽的軍事格言，毛澤東在《中國革爭的戰略問題》及其後的《論持久戰》、《矛盾論》等重要著作中曾多次、反複地引用。毛澤東在讚譽其精彩之處，稱其為“孫子的規律”，“仍是科學的真理”的同時，用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論去解釋它、改造它，從而賦予這一命題以新的更深刻的涵義。首先，毛澤東稱譽它是戰爭規律的可知論。孫武反對用占卜等迷信方式預斷戰爭的風吉或勝負，認為戰爭是可以預知的，並由此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重要命題，對此，毛澤東讚譽說：“我們承認戰爭是較之任何別的社會現像更難捉摸，更少確實性，即更帶所謂‘蓋然性’。但戰爭不是神物，仍是世間的一種必然運動，因此，孫子的規律，‘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仍是科學的真理。”顯然，毛澤東通過科學闡明戰爭規律的客觀性和可知性，進而把這一古老的命題，奠定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上。進而毛澤東又把孫子“不可取之鬼神”的關於戰爭規律的“戰可知”、“勝可為”的可知論概括為，“包括認識和使用兩個階段”即包括了認識客觀規律和按照這些規律決定自己的行動去克服敵人這兩個過程。在充分了解和研究敵我雙方各方麵的情況，找出其行動的規律，並運用這些規律於自己的行動，並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地加以修正。對此，毛澤東又特別強調孫子所謂的知己知彼，是把“可知”、“可勝”奠定在對敵我各方麵情況的全麵認識的基礎之上的。毛澤東反對兩種傾向的人，即“明於知己，暗於知彼”和“明於知彼而暗於知己”的人，認為這兩種人“他們都是不能解決戰爭規律的學習和使用問題的。”毛澤東在他反對形而上學片麵性的論述中，還曾特意引用孫武的話說：“孫子論軍事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他說的是作戰的雙方。”可見，毛澤東結合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上對《孫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所蘊含的豐富的樸素唯物主義的可知論和辯證法給予到了科學的闡釋與發揮，並使之作為一個完整的戰爭過程，提到了知行統一觀的高度來認識。經過毛澤東的解釋和改造，孫子的這一樸素的軍事原則得到了充實和發揮，從而成為舉世公認的最重要的軍事原則。

關於“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上所引，是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重點闡述和發揮的又一重要軍事原則。毛澤東總結了紅軍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作戰經驗。

當時麵對國民黨軍隊幾十萬大軍的瘋狂圍攻，毛澤東率領的工農紅軍在數量和強弱上都相差甚遠的情況下，不是正麵出擊，而是暫時避開敵人的銳氣，誘敵深入，實行“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的策略，拖得敵軍筋疲力竭，士氣沮喪，苦頭吃盡，弱點充分暴露之後，以逸待勞的紅軍，看準敵軍中的弱者或孤立者，一舉殲滅，獲取勝利。毛澤東總結說，這就是孫子說的“避其銳氣，擊其惰歸”。這是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因不能迅速取得勝利，為保存軍事實力，待機破敵而采取的有計劃的戰略步驟，是積極防禦戰略的實施。為說明這一原則的普遍適用性，在論述“戰略退卻”問題時，毛澤東援引了中國古代的典型戰例，來闡明他關於積極防禦的戰略思想。他首先進述了《水滸傳》中“林衝棒打洪教頭”的故事，生動地闡明了退卻與進攻的辯證關係。繼而又全文引用《左傳》有關齊魯長勺之戰的記述。毛澤東在具體剖析“曹劌論戰”的內容的同時，從戰略高度加以概括道：“當時的情況是弱國抵抗強國，雖然是一個不大的戰役，卻同時是說的戰略防禦原則。”接著，他又聯想到曆史上的許多戰例：楚漢成皋之戰、新漢昆陽之戰、袁曹官渡之戰、吳魏赤壁之戰、吳蜀彝陵之戰、秦晉淝水之戰等有名的大戰，它們都是雙方強弱不同，弱者先讓一步，後發製人，因而戰勝的。在揭示孫子“避其銳氣，擊其惰歸”蘊含的積極防禦的戰略思想原則的同時，毛澤東指出：

中國戰史中依此原則而取勝的實例是如此之多。實際上，中國曆史上對這一原則理解最為透徹、運用最為高超的要數毛澤東本人。毛澤東從中國革命戰爭的客觀條件出發，規定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指導思想及其許多戰略戰術的原則；規定了中國紅軍的可能發展和可能戰勝其敵人；規定了中國紅軍的不可能很快發展和不可能很快戰勝其敵人，即規定了戰爭的持久性。在這樣一個長期處於敵強我弱，不可能很快戰勝敵人的條件下，正確地製定了積極防禦的戰略思想。從“十六字訣”到“誘敵深入”方針的提出，到《論持久戰》中對抗日的持久戰將經曆三個階級的科學預測，毛澤東的積極防禦的戰略思想基本成形並得到充分的驗證。

毛澤東戎馬半生，可以說，除了解放戰爭後期外，他所掌握的軍力在全局上總是處於弱勢，同敵軍相差懸殊，乃至不甚匹敵。但是，經過20年的苦鬥，竟取得化弱為強，旋轉乾坤的勝利，這其中不能不說是得益於積極防禦的戰略。1947年3月，胡宗南奉蔣介石之命，率領23萬國民黨軍從南、西、北三麵進攻陝北。

當時，解放區廣大人民對胡宗南的進攻毫不示弱，紛紛表示堅決保衛延安，把胡宗南的軍隊消滅在延安的大門外。根據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紅軍在反“圍剿”戰爭中“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殲滅敵人等豐富經驗，毛澤東縝密地分析了蔣介石令胡宗南部隊進攻延安的戰略企圖，並比較了敵我雙方兵力情況。經過全麵的綜合分析，毛澤東作出了決斷：將欲取之，必先與之，隻有我軍暫時撤離延安，誘敵深入，讓敵人占一點地方背上包袱，我軍才能輕裝上陣，在運動中尋機殲滅敵人，事實證明，這一決策是正確的。相反，我們部隊少，若硬要拚，“迎其銳氣，擊其精銳”，是注定要吃虧的。“左”傾教條主義者指揮第五次反“圍剿”時，堅持“不喪失土地”，“禦敵於國門之外”，結果卻招致了人地兩失的慘敗，就是沒能運用這一原則而失敗的反證。

以上所論“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避其銳氣、攻其惰歸”隻是前麵所引毛澤東論述、闡發《孫子兵法》中精華的兩個代表性方麵。類似的方麵，還有許多。如：（1）“北平方式”與“不戰而勝”。孫子“謀攻之法”的最高境界是不戰而全勝。即所謂：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所以“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主張“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佳謀攻方略。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毛澤東注重“以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為主要原則的“攻心”戰術，可謂與其有異曲同工之處。高樹勳運動和北平等大城市的和平解放是這一謀略的精彩的發揮和完美的體現。

（2）“以一當十”與“以十當一”。孫子《行軍》中談“兵非益多也，惟無武進，足以並力”而已，認為兵不在多，而在於集中使用。“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謀攻》）。根據敵我力量對比“十倍於敵”、“五倍於敵”和“倍於敵”的不同情況，分別采取“十圍”、“五攻”和“倍分”的戰術原則，這樣才能集中兵力，造成戰場上的優勢，做到“以眾擊寡”。毛澤東把這一原則概括為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的原則，從戰略、戰術的兩上不同層次上予以深刻的總結和創造性的發展。積極發揮集中優勢兵力的優勢，變劣勢為優勢，變弱者為強者，變不利為有利，變戰略的被動為戰略的主動，進而奪取整個戰略的主動權，直到殲滅一切敵人。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製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3）諸如此類的戰略戰術原則，還有許多。1947年12月25日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根據長期革命戰爭的經驗，運用辯證的分析方法，毛澤東對《孫子兵法》中的許多原則進行批判繼承，曾提出了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其中的核心就是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同時對《孫子兵法》中一些帶有片麵性和不徹底的原則加以了改造。

如，《孫子兵法》中隻講快進快攻，否認持久防禦，隻講“窮兵勿追”，不講“勇追窮寇”，猛追猛打，直至殲滅等。總之毛澤東從中汲取的原則很多，在唯物辯證法的基礎上加以改造，使之成為指揮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原則。所以，如前麵所引，1960年5月27日，毛澤東在他和英國元帥蒙哥馬利的談話中介紹說：

“《孫子兵法》中有‘一些很好的原則’！這些原則為毛澤東倍加珍視，也為革命戰爭實踐證明是成功有效的普遍法則，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瑰寶。

同時，從中我們也能看到《孫子兵法》所蘊含的這些原則，大多是直接或間接地關係到戰爭的全局的，是具有戰役指揮和戰略決策的指導意義的。正因如此，毛澤東才從中概括、升華出了許多軍事哲學思想，如關於己與彼、動與靜、實與虛、主動與被動等的辯證法思想。毛澤東強調在戰爭中爭取主動和靈活應變是《孫子兵法》的精髓和靈魂，認為它具有關於戰爭成敗的戰略意義。長期的革命戰爭實踐中，毛澤東對《孫子兵法》戰略原則的理解和運用可以說到了出神人化的境地。

日本的軍事理論家小山內宏在其所著《現代戰爭論》中指出：“毛澤東的戰略，是從其弱者的艱苦的鬥爭中創造和發展起來的卓越的戰略，它與孫子的戰略一脈相承。”這一中肯的評價揭示了毛澤東軍事戰略思想與《孫子兵法》之間的內在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