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老子》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之能勝

《老子》這部書對中國哲學、文學、道德、政治、軍事等都發生過巨大影響。由於《老子》瑕瑜並見，一些不同傾向的思想家都把它當作形成自己哲學的思想寶庫。

【簡介】

《老子》亦稱《道德經》。道家的主要經典。相傳為春秋末老聃著。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一口氣提出了三個老子：一個是老聃，一個是周太史儋，一個是李耳。從總的傾向看，司馬遷似乎肯定老子即老聃。他說老子是春秋時楚國苦縣（今河南鹿邑東）厲鄉曲仁裏人，李聃。他和孔子是同時代的人，較孔子年輩稍長。

關於《老子》是春秋時著作，還是戰國時著作？是專著，還是編著？也是看法不同。羅根澤認為，《老子》是太史儋的專著，範文瀾認為是李耳的專著，郭沫若認為是關尹編著。對於編著也有不同理解，《老子》書中摻雜有戰國時人的語句，這是人們公認的。郭沫若一派人認為雖然《老子》書編著於戰國，不免摻雜一些戰國人的東西，但基本上是春秋末期老聃的語錄彙編。馮友蘭一派人認為《老子》書編著於戰國，但不單是語錄彙編，而是一種再創作，反映戰國時人的思想。這是把老子和《老子》書分開，老子這個人是春秋末期的老聃，《老子》書是戰國時老子後學的著作。我們同意這種看法。

關於《老子》哲學的性質也有分歧：或者認為是唯物主義，或者認為是客觀唯心主義，也有認認為是二元論。

關於《老子》所代表的階級也有不同的看法：或者認為是沒落的奴隸主階級，或者特指為下層奴隸主，或者認為是農民，我們認為是地主階級。春秋戰國時期是奴隸製向封建製過渡的大變革時期，到了戰國，封建製度先後在各個國家確立起來，社會矛盾已經不是新興地主階級同奴隸主階級矛盾，而是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同時也有地主階級內部矛盾。當時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各個政治集團間的爭奪，不是一般的地主階級，而是地主階級內部在財產和權力再分配的鬥爭中被打垮的那部分人。《老子》的政治傾向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部分人的坎坷遭遇和絕望心理。

道是《老子》哲學的最高概念，是派生天地萬物的根源。

《老子》的道是超形象、超感覺的觀念性存在，是無。它寫道：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摶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繳，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複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道之出口，淡首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

這就是說，道沒有顏色，“視之不見”；道沒有聲音，“聽之不聞”；道沒有味道，“淡乎其無味”；道沒有形狀，“摶之不得”；道無始無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總之，道沒有形象，不是具體事物，不是感官的對象，所以它“複歸於無物”。這種東西隻能是無。

道是無，但不是相對有的無，而是絕對的無。凡相對的無都是可以言說的，如某物的生死，即某物的有無；而絕對的無卻是不可言說的，即“不可致詰”，“繩繩不可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正是說的這個意思。一旦有所言說，它就不是常道。

《老子》的道是無有的統一。

《老子》的無有的統一應該理解為在無中潛存著有，即在無中包含著能出有的契機。正因為在無中潛存著有，所以無又能出有，或叫做由無而有。在這裏，有無不是具體事物的有無，而是一種邏輯概念；由無而有也不是有無的相互轉化，而是邏輯的推導。無，有無限的意思；有，有某物的意思。

由於有無，所以才有有，有天有地，有鳥有獸，有草有木，等等。世界上有什麼，它就有什麼。有，沒有確定內容，是有的一般，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老子》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老子》認為，凡有形有象的東西，如盆盆罐罐，坑窪湖泊，都是有限的，總是可以裝滿的，隻有無邊無際的虛無，不管怎樣裝，也裝不滿。這似乎是用形象的語言描摩無限。“淵兮，似萬物之宗。”它淵深廣大，潛存著有，可以不斷地生有，好似萬物的老祖宗。正是在個意義上《老子》說：“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由無而有，一是就萬物產生說的，同時也是就萬物的存在說的，有無就有有的存在，也就是說，道是萬物存在的根據。“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當作‘謂其’）所得以然也。”（《管子·心術上》）就是得道，萬物得道而生，得道而存在。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無為”是道一個特征。所謂“無為”，就是沒有意誌，沒有目的，沒有作為，甚至不要意識到自己的存在。《老子》書中的“無知”、“無欲”、“不言”、“不事”、“不有”、“不恃”、“不宰”，等等，都屬於無為的範圍。一句話，道是一種沒有任何主觀能動的客觀精神。無為是相對有為而言，是對有為的否定。按照《老子》的邏輯，有為就有所不為，隻有無為才能無不為，“為無為，則無不治。”這就叫做“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由此可見，“無為而無數不為”是由無而有的一種表現形式。

《老子》還有一個命題，即“道法自然”。自然是對無為的一種規定，也是無為的結果，說明道派生無物沒有意誌、沒有目的，不造作營為，任其自然。它寫道：

“道生之，德畜之，物表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這就是說，道之生物，德之畜物，物之形物，勢之成物，都不是有意誌、有目的的，“莫之命而常自然”，沒有誰下命令，永遠是自然而然的。

《老子》把道規定為無，反對用物後的特殊開頭鑄造萬物，如果不願意使自己的哲學體係陷入自相矛盾的話，就必然在某種意義上承認萬物自生、自化、自形、自成。所謂無不為，並不象“全能”的上帝那樣，創造世界的一切，而是任萬物之自為。

在《老子》那裏，道不包含差別和矛盾，萬物卻包含有差別和矛盾。任何事物都是對立的統一、陰陽、剛柔、強弱、大小、美惡、善不善、禍福、長短、高下、前後等，都是互相對立而又互相依存，互相包含而又互相轉化。關於對立的相互依存，《老子》說：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這就是說，美惡、善不善、有無、難易、高下、音聲、前後等，每一方都是不能單獨存在的，必以對方為自己存在的條件，一方不存在，對方就失去其存在的根據。

對於對立的互相包含、互相轉化，《老子》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禍福互相依存，互相包含，並因此引出兩者的互相轉化。

對立的互相依存、互相轉化，是《老子》觀察問題、處理問題的基本出發點。比如對待敵人，則促使其向對立方麵轉化。

“將欲翕（xī）之，必固奪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既然翕張、弱強、廢興、奪與之間可以互相轉化，那末，欲翕必當姑且張之，欲弱必當姑且強之，欲廢必當姑且興之，欲奪必當承且與之。“物壯則老，是胃不道，不道早已。”竭力把敵人推向極端，置之於不道之地，是戰勝敵人的一個微妙策略。對待自己則防止其向對立的方麵轉化。《老子》書中的“守柔”、“守雌”、“守辱”等都是為了防止轉化。一般地反對轉化是錯誤的，但不是一切防止轉化的努力都是錯誤的，在一定質的限度內，在沒有可能發生質變的條件下，為了保持事物相對穩定性，防止轉化，還是正確的。在這方麵，《老子》有很多精采的議論。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這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壘土；千裏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這種未雨綢繆，防微杜漸，慎終如始，循序漸進，背自然和過分有為的考慮，無疑是正確的。但是《老子》把防止轉化的普遍化、絕對化則是錯誤的。

在《老子》看來，生產發展，社會進步，不僅沒有給人們帶來幸福，反而帶來了無窮的災難。篡奪、盜賊、道德敗壞、種種罪惡的根源，不在社會物質生活中，而在於人們的有為，在於無止境的貪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然而，出路何在？

《老子》是不向前看，而是向後看，即回到原始的“小國寡民”社會。

在這樣社會裏，人民無知無欲，雖然過著貧困艱難的生活，但卻不以為苦，“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雖然有先進的生產工具，卻廢而不用；雖有舟車，卻沒有必要去乘坐；雖有武器，也沒有用處。取消文字，“使民複結繩而用之”。國家小，人民少，“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是一個閉塞、落後、愚昧的社會，而《老子》卻認為是一個無限美妙的樂士。妄想返回這樣的社會，當然是反動的。但卻不象一些人所說，這是退回到奴隸製，而是出於對現存社會的憤恨、絕望而又找不到出路的一種無可奈何的狂想。

《老子》僅五千言，是一部深刻的哲理詩，包容著極大的智慧。《老子》的道是脫離物質世界的絕對觀念，是它的客觀唯心主義核心；但道這一概念的提出，卻標誌著人類認識史上的一個巨大進展。它表明《老子》已經不滿於對有形的具體事物的東西。其次，它不象元素論那樣用物質的特殊形態，而用超出一切具體事物的道來解釋萬物的本源。所有這些都說明，《老子》的作者的抽象能力比他以前的哲學家都高。《老子》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特別關於對立統一的思想，更為人們所樂道。在這之前也有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接觸到一些對立統一思想，但多半是就事論事，從沒有象《老子》這樣把它提高到世界觀的高度，作為觀察、處理問題的方法。《老子》作者的不足之處，也為人們留下有益的教訓。

《老子》這部書對中國哲學、文學、道德、政治、軍事等都發生過巨大影響。由於《老子》書瑕瑜並見，一些不同傾向的思想家都把它當作形成自己哲學的思想寶庫。

【毛澤東評點】

我們必須學會全麵地看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麵，也要看到它的反麵。在一定的條件下，壞的東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東西也可以引出壞的結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說過：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日本打到中國，日本人叫勝利。中國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國人叫失敗。但是在中國的失敗裏麵包含著勝利，在日本的勝利裏麵包含著失敗。曆史難道不是這樣證明了嗎？

——摘自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見《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793—794頁）

任繼愈講老子是唯物論者，我是不那麼讚成的。得到天津有個叫楊柳橋的教授的書《老子今譯》，他說老子是唯心主義者，客觀唯心論者。

——摘自陳晉《毛澤東之魂》，第295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鑒賞】

毛澤東是從何時開始閱讀《老子》這部道家經典的，現在很難知曉，但他從青年時就開始閱讀並熟知是可以肯定的。1917年暑假毛澤東和他的同學蕭子升“遊學”途中，曾在寧鄉境內拜訪了一位劉翰林。劉翰林問他倆讀過什麼書，毛澤東告訴他讀過《十三經》、《老子》和《莊子》，並說：“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作的，最好的《莊子》注是郭象作的。”後來他們還拜訪了溈山寺，方丈和他們侃侃而談。蕭子升在《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曆》中回憶說：“最後談及孔子和老子，我們覺得這是自己熟悉的問題，於是便表白了自己的意見。”可見毛澤東對《老子》是很熟悉的。

在讀書筆記中毛澤東也提到過《老子》。如在《講堂錄》中便記有：“《老子》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在讀泡爾先生的《倫理學原則》時，毛澤東批注道：“老莊絕學棄智、老死不相往來之社會，徒為理想之社會而已。”

老子關於理想社會的描述見諸於《老子》第八十章：“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複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在第十九章，還有“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複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的社會政治主張。老子的這種理想社會，脫離社會發展進步的實際，摒棄人類文明的創造，以一種近於世外桃源的空洞想象，表現出對現實生活的隔絕、對人類曆史的隔絕。這樣一種主張，和青年毛澤東立誌要改造社會，學習西方的文明，強調人的主觀意誌的積極力量的主張顯然相差較遠，所以毛澤東認為其“徒為理想之社會”，這種空洞的幻想，既是無法實現的，也是不切實際的。

建國以後，毛澤東還常讀《老子》一書，他在外出時，指名帶上《老子》。

毛澤東對《老子》的社會主張不感興趣，他最欣賞的是其中的辯證法。

春秋末年到戰國初年，社會處於巨大的變革之中，個人的富貴貧賤，國家的安危興亡，都像自然界的“高峰為穀，深穀為陵”一樣變動不居。作為史官的老子，從“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的自然、曆史與現實中，認識到運動變化是世界的永恒主題。

這種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宇宙間萬事萬物都存在著相互矛盾的兩個對立麵。因此，《老子》中提出了一係列的對立範疇。

如“陰陽、有無、剛柔、強弱、大小、高下、前後、美醜、禍福、難易、榮辱、貴賤、損益、生死、智愚、巧拙、勝敗、攻守、進退、曲直、輕重等等。這些對立麵，既有矛盾對立的一麵，也有互相依存和轉化的一麵，如“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等。

前麵引的毛澤東談《老子》中的福禍相互倚伏的觀點，是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院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中評述的。在這裏，毛澤東教導人們要全麵地看問題。所謂全麵地看問題，就是對一件事情不光看它有利的一麵，還要看到它不利的一麵，以增強危機感，保持頭腦清醒。同理，既要看其不利的一麵，還要看到它有利的一麵，以增強信心，鼓舞鬥誌。毛澤東在這裏舉《老子》中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的話，來證明這一點。毛澤東發表這個講話時，國內曾發生過一部分群眾鬧事；在國際上發生了匈牙利事件。這兩件事都不是好事，但毛澤東卻認為壞事可變成好事。群眾鬧事“可以促使我們接受教訓，克服官僚主義；匈牙利事件由於匈牙利的同誌們在事件的發展過程中間處理得正確”，“匈牙利現在比過去更鞏固了”。

明白了矛盾著的事物的兩端相互轉化的道理後，接著就是如何促進這種轉化了。據李澤厚在《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孫老韓合說》一文中說，據傳毛澤東曾認為《老子》是一部兵書，這種說法是否屬實估且不論，但《老子》中充滿著以退為進、以靜製動、以柔克剛、以弱勝強的韜略智謀卻是不爭的事實。這些矛盾轉化的原則，這些韜略智謀毛澤東高度重視，並將之應用於革命之中。毛澤東1936年12月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裏在談到戰略退卻時寫道：“關於喪失土地的問題，常有這樣的情形，就是隻有喪失才能不喪失，就是‘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則。如果我們喪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戰勝敵人，加恢複土地，再擴大土地，還是賺錢的生意。”

這裏，毛澤東就是運用了《老子》中“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不計較一城一池的暫時得失，著眼於最終的獲取，最終的勝利。喪失是為了取得，退卻是為了前進，毛澤東對老子辯證法的運用臻於化境。當然，智謀在某種意義上講也是陰謀，毛澤東對這一點看得比較透。

1964年8月3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明確地指明這一點。他說：

“我看老子比較老實，他說‘將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來，搞陰謀，寫在了書上。”

這一坦白和徑直的分析，值得人們思考與回味。

五六十年代，我國哲學界對老子到底是屬於唯物主義還是屬於唯心主義（唯心主義又分主觀唯心和客觀唯心）的問題開展了廣泛的討論，毛澤東對這場討論也很感興趣。他在提交給他的一份學術界討論老子思想的綜述材料上批示道：“印10份交我為盼。毛澤東二十七日上午六時。”

毛澤東對這場講座中所涉及的問題有自己的看法。前麵引的第二段話，是毛澤東1968年10月31日在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會會閉幕會上的一段講話。毛澤東說：“任繼愈講老子是唯物論者，我是不那麼讚成的。得到了天津有個叫楊柳橋的教授的書《老子今譯》，他說老子是唯心主義者，客觀唯心論者。我就很注意這個人，後頭一調查，糟糕，這個人是個什麼右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