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文字與文字自律

我未敢忘記幼時外祖母的教誨：“敬聖人書”。或許因為山東是孔孟之鄉，姥姥不識字，卻能說出許多“聖人曰”。凡是有字的紙，她老人家都不許家人當手紙使，一定要等識字的人來辨認，即使沒用了，也把“字紙”疊好了壓在炕席底下。姥姥說我躺在鋪滿了“字紙”的炕上睡覺，夜裏做夢有那麼多字兒陪伴我，長大了識文斷字。果然就應驗啦！

這就是對文字的敬畏！我們吃文字飯的人更應該敬畏文字，還要懂得文字自律。

馮驥才曾經對我說：咱千萬要保持文字的潔淨，在文章裏罵人隻能弄臟了自己的文字，日後出全集的時候收進去不好不收進去也不好。此乃至理名言。有的名人寫文章泄私憤，甚至動粗口，什麼原本是一條在農村看家護院的老狗，名犬也咬人……殊不知文如其人，恰恰暴露其粗鄙根底，如此為人為文很令人惡心。

還有一些名家在報上連篇累牘地絮叨些庸常瑣事，寡淡無味。名家更需要文字自律，敬畏文字，不能因為你發作品容易，就連洗腳水都敢往字裏行間爛潑。

西方古典名著不乏以“懺悔”“救贖”為主題的傳統，諸如盧梭的《懺悔錄》、托爾斯泰的《複活》，我以為文字自律的最高境界是為自己的過失公開懺悔。

這次出文集為了找到小說《房梁上的紅布包》，我老伴翻箱倒櫃找出了1985年第一期《文彙月刊》（停刊號）。封麵上周揚的整身像滿頭白發，一身灰色中山裝，拄著拐杖，稍稍歪著頭微笑著觀望這個世界。

我對這位前輩的敬重之情，源於他的道歉和懺悔。

“五四”時期他是上海左翼作家代表人物，卻被魯迅罵為“四條漢子”之一；五六十年代任中宣部長，整過不少人；“文革”中他又被整為“文藝黑線”頭目，九死一生；到了80年代似乎又成了“右”的代表人物……他的事情，我們這輩人很難說清，但他卻得到了“新時期文學”大多數作家的尊重，隻因“文革”後他為自己曾經推行極左路線向好幾位被整過的人道歉。在漫長的“階級鬥爭”“政治運動”年代，特別是“文革”十年，有那麼多“左”派借整人而飛黃騰達，試問，有幾人站出來承擔責任公開道歉呢？幾乎人人都把自己說成是受害者，誰是加害者呢？

這一荒誕現象突顯中國的國民劣根性，我們缺乏擔責精神、懺悔意識和道歉的勇氣。

我自己也做過虧心事，暗自悔恨多年而沒有勇氣公開承擔責任。

1988年天津作協換屆改選時，我邁入文學圈不久，幼稚浮淺。某人打電話露骨地希望我為他拉選票，出於中青年作家之間的“哥們義氣”我加入了他們“倒孫犁”的串聯。老主席孫犁先生是個極為自尊，清高的人，本來是堅辭連任的。天津市委為了平衡老中青三代作家、新聞出版各方意見，多次派員懇請人家參選。結果，給老先生的晚年生活造成了很大傷害。“倒孫犁”的後果也傷害了天津整個文學界，失去了“南巴（金）北孫（犁）”大好格局。孫老在任時很超脫，從不過問作協機關日常事務。他懂得文學規律，善待同行，文學出版新聞各方人士相安無事。我們原先期盼文學界新生力氣團結共迎創作繁榮的局麵，不料迎來的是“春秋戰國”之亂，28年不換屆、未開過一次主席團會、理事會的黑暗期。

當我認識到自己的愚蠢行為鑄成大錯以後，多少次想向孫犁老前輩道歉，卻總是怯懦。他病重住院，我曾想去探望並當麵道歉，又怕遭到人家家屬的唾罵。直到傳來孫犁先生逝世的噩耗，我才意識到自己已陷入了永久的遺憾。

痛定思痛，我終於鼓起勇氣在《天津日報》發了悼文《大師往生》，向文學大師做了遲到的公開道歉。如今我把那篇悼文也收入文集，留下我真誠的永久的懺悔，見諸於報章，又收入自選集，告白天下，這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