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小說”之回顧

編文集時我問年輕的責任編輯：“你們這一代人讀我的作品有疏離感嗎？”

她說：“那倒沒有，老作家寫作很貼近當時的社會生活，用今天的話說‘接地氣’，我可以當作曆史資料來讀。”

曆史資料？此話咋一聽令人失望，略作思考便又聊以自慰了。經過歲月的沉澱、篩選、漂洗，如果文學作品在不乏文學性的同時還能兼具珍貴的史料價值，不也是一種獨特的曆史貢獻麼！

“新時期文學”湧現了大批“社會小說”，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文化官員還是編輯出版家，全民關心的都是社會問題。中國社會處於大變革大轉折時期——官方宣布不再搞階級鬥爭了，重心轉向經濟建設。那是個僅次於新中國建國的重大曆史拐點，億萬人民關心國家命運，期盼社會變革。那時候沒有電腦、手機，電視劇尚在起步期，電影生產周期太長，隻有紙媒承擔了傳導社會信息主力軍的重任。

“社會小說”的萬民閱讀，當然看重其文學性故事性，但是更看重其反映社會問題的深刻性尖銳性。作者搜尋題材，編輯遴選作品，也都秉持相同標準。

當年的“社會小說”中，兼美社會意義與文學價值的佳作有之，屬上乘之作。但也有引起轟動效應的作品是由於其“切中時弊”，其社會意義大於文學價值。當時的社會人心把文學舉到能夠立言安邦定乾坤的位置上，誇大了文學的作用。

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那種圖解政治式的時令文章都沒有久遠的生命力。鬥轉星移，滄海桑田，那些紅極一時的應景之作總會隨著歲月季節的變換褪盡鉛華，還原其幹癟乃至投機的本來麵貌。毛姆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小說被看作傳播思想的方便講壇，有不少小說家願意把自己看作是思想的領袖。他們寫小說與其說是小說，毋寧說是報章文字，具有一種新聞價值。缺點是過了一段時期以後，它們和上星期的報紙一樣令人看不下去。”

凡是讀過“新時期文學”某一類名作的人，看了這段話都會忍俊不住。

“社會小說”中雖然庫存一些“上星期的報紙”，但也留下了一大批“兼美”之作，無論是思想價值還是文學價值都沉甸甸的有份量，一望而知出自作家嚴肅的社會責任感，不像如今的“私人寫作”那樣輕飄。

我隻是個不入流的邊緣作家，舊作雖屬“社會小說”範疇，也沒有多麼深刻的社會意義。尚能有些文學性，也夠不上陽春白雪，不過是見長於故事性，供人消遣而已。晚年出版自選文集，隻是想給過往人生一個交代。

我生怕當今年輕讀者看不下去，如果有人瀏覽一二看得下去，發現還有幾個耐讀的故事，我就心滿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