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本心與政治的本性

我以為鄙作與政治關聯不大，但政治卻沒有放過我。

1983年發表的《東方女性》不巧趕上了“批（精神）汙染”，竟被扣上了“（漢奸文人）張資平之流的豔情小說”大帽子，上海、北京多家報刊都登載了批判文章。荒誕的是那些高論從左、中、右三個方麵圍剿我，分別批我“封建主義”、主張“性解放”、同情“第三者”，令人無所適從。

文友們替我捏了一把汗，嗔怪我本來以“青春題材”開局好好的，為什麼要寫這麼一篇“豔情小說”惹來事端？其實寫那篇小說的起因很簡單，那年我生病住院，醫生不允許寫作，隻好看書。恰巧讀了奧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一個女人的二十四小時》《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很喜歡他那種以緊張的心理描寫推動情節發展的手法，也想嘗試一下“心理情節”。我自少年時就在劇院生活，後來又常住北影廠寫劇本，知道許多演藝界的緋聞，好歹虛構一下就是一篇茨威格式的好故事。一氣嗬成自己先讀了一遍，既像茨威格又無抄襲之嫌，很高興嘗試成功。

本來隻是一種文學手法的嘗試，不料卻被拖入政治鬥爭的漩渦。當時雖然“文革”已經結束七年了，但“左”爺們的文章從思維邏輯到批判用語仍為“文革”遺風。一篇無足輕重的寫婚姻愛情的小說，竟然害得天津首腦們開會研究如何應對，市委書記表態“保護天津自己的作家，北京上海批判批他們的，天津不發文章”（大意）。我和那位陳書記並不熟，至今感激他的開明善良。那件事情竟然嚴重到須得天津市委保護我，試想若是那位官員也是“左”爺呢……不敢想下去了，後怕。

還有一種貌似沾政治光的“被拖入”，也叫人受不了。

我寫《明姑娘》的緣由隻是受廣播電台之托去寫盲人聽眾，因涉及殘障人士用筆便溫情悲憫，以浪漫主義詩情畫意去慰藉他們生活的殘缺。小說發表於1982年1月《青年文學》創刊號，二月《小說選刊》《小說月報》同時轉載。做夢也沒想到迎頭碰上三月全國掀起的“五講四美三熱愛”精神文明宣傳高潮，不由分說被綁上了那趟政治列車。沾政治的光大大提高了《明姑娘》的知名度，但也大大地造成了文學圈對《明姑娘》的誤解。

有一例證說明我寫的是全人類的主題：一位比利時盲姑娘在火車上聽了一位老先生念法文《明姑娘》，激動得哭了，為此錯過了該下車的車站。一篇好的小說是會跨越國家民族意識形態，博得各種膚色的讀者共鳴的。

時過境遷，時間是最好的清洗劑和還原劑，當初被外力強加的抹黑也罷炫彩也罷都會褪去，能夠留下去的作品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說到底《明姑娘》是有福之作，直到2008年廣州畫家李鴻飛將其繪成同名連環畫，不僅榮獲全國獎，還帶火了他的美術公司。彼時社會政治環境早已改變了，但是讀者還是喜歡那個故事。我從網上竟然還發現另外四種連環畫版的《明姑娘》，不由得憶起幼時流連忘返的“小人書”攤兒，誰能說《明姑娘》跟那些琳琅滿目的“小人書”沒有關係呢？

不厭其煩地介紹寫作實況，我不是寫“創作談”，而是剖白作家的本心，想說：真正的文學創作其實是遵循文學藝術自身規律產生的，沒有那麼多的政治考量政治目的，起碼我這等家庭主婦式的作家沒有。但是，在文學藝術麵前政治總是很強勢，總是喜歡按政治需要或政治眼光去審查、框定文學作品。或許這就是政治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