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大串聯的日子

1966年年底，周大新忽然聽到通知，“今天不用上課了，可以在校園閑逛”，他這才知“文革”發生了。學校裏開始出現校長的大字報，在學校的誓師大會上，周大新對於何謂“文革”並不明白，但“那鏗鏘的語句、如林的紅旗、震天的口號，讓我的心莫名地激動起來。我感到身上的血流加速了，兩頰燥熱，雙手攥成拳頭，一種要幹點什麼的急迫和衝動弄得我坐立不安”周大新：《十四十五十六歲》，見《紫霧》，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94頁。。

“文革”開始後，因“中央文革小組”表態支持全國各地的學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經驗，也支持北京學生到各地去進行革命串聯。隨後，全國性的大串聯活動迅速開展起來。當時串聯師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飯住宿全部免費，成為“文革”中獨特的風景。

1967年春，生日過罷第三天，他被允準參加學校一支赴韶山的長征串聯隊，心裏既光榮又高興。“娘用家裏僅有的一條印有大朵牡丹花的被麵為我縫了一床被子，又給我做了一條新藍斜紋布褲子，緔了兩雙黑哢嘰方口布鞋。爹背了家裏的紅薯幹和苞穀，去構林糧管所按優待紅衛兵的規定，為我換了八十五斤全國通用糧票，又去鄰居家借了十九塊錢。初春的一個早晨，我滿懷豪情地和其餘十四個同學一起，在一麵繡著‘紅衛兵長征串聯隊’字樣的紅旗引導下，踏上了遠征之路。”周大新：《十四十五十六歲》，見《紫霧》，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10頁。

為了證明心靈的純粹，周大新和同學堅持徒步串聯，一路上即便遇到好心的司機想載他們一程，也堅決拒絕。也有同學走不動就分散了，周大新堅持和五名同學步行兩三千裏，沿著襄樊（今襄陽市）、荊門、江陵、沙市、益陽、寧鄉向韶山走。在《人民日報》刊發的社論感召下，全國掀起了步行串聯的風潮。在很多的回憶中，都寫出當年串聯的堅定信念：“我們當時認為，步行就是步行，我們不能功虧一簣。我們鄙視那些‘偷工減料’乘車進城的人，我們不能與他們為伍。”林春芬：《步行串聯到韶山》，見《無華歲月：我們的1966—1976》，廣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頁。在路上，周大新經曆了人生中的許多“第一次”，第一次在襄樊看見火車，第一次在荊州看見古城牆，第一次在長江坐船，第一次在湖南吃到豆腐腦。

在韶山短暫參觀之後，周大新一行五人來到長沙，住進了中南林業設計院。這個單位對紅衛兵的接待真是全心全意，睡覺是一人一張單人床，被褥潔白幹淨。飯食也特別可心，早飯吃白饃、喝米湯，桌子上還放一小碟白糖；中午、晚上是大米飯，青菜炒肉片。而且收錢特別少，一天一角二，後來幹脆不收錢了，說紅衛兵是毛主席的客人，理應招待。當其他同學坐車南下廣州時，周大新就和幾位同學選擇留下來。早上直睡到開飯鈴響才起床，吃過飯後去市區裏閑逛，看清水塘、看第一師範、看湘江、看橘子洲頭、看商店、看公園；午飯後再睡一覺，醒來去籃球場打籃球；晚飯後坐看從街上撿來的各種各樣的傳單和小報。他們在長沙住了一個月零三天，每日吃飽睡足玩好，過的是喜不自禁的共產主義日子。

夏初，周大新一行五人坐船到上海。他們到上海的目的，是想看看這個中國最大的城市是什麼樣子。不知不覺中，他們已把革命串聯當成了免費旅遊，不再去看大字報、參加集會、收集小報傳單，隻是遊玩。在上海他們被分配住在斜土路的一個接待站裏，每天早出晚歸，先後遊覽了南京路、外灘、魯迅公園、動物園、複旦大學、上海交大，還坐車去了一趟吳淞口。“城市的繁華和熱鬧令我們大開眼界，我們這些鄉下農民的孩子，第一次知道有人生活在這樣一個美好的地方。”周大新：《十四十五十六歲》，見《紫霧》，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14頁。

1967年年底，周大新結束革命大串聯的壯舉，背著一床用麻繩捆著的印有大朵紅色牡丹花的被子風塵仆仆地返回母校，母校用她破舊的房舍和滿目的荒涼迎接了周大新。此時，全校的紅衛兵正忙著同室操戈，他當然不能旁觀，放下被子喝了一碗紅薯稀飯，就加入了一個名叫“衝霄漢”的戰鬥兵團。

周大新這期間曾有過一次單相思，他暗暗發誓要好好學習，爭取將來能當個公社書記，隻要當上了公社書記，自己就有了向她求婚的資本。單相思也使他很注意自己的衣飾穿戴，總是要母親把衣服洗淨，為了保持衣領的板挺，在衣領上別滿了曲別針，還學一個老師的樣子，特意把兩個套袖套在衣袖上。雖然沒有新鞋，但為了使那雙舊黑布鞋看上去還像新的，他往鞋幫上塗了墨汁……還想辦法買了一塊香皂，每天早上都極認真地洗臉；而且很努力地刷牙，一心要把牙刷得比她的牙還白。單相思還使周大新學會了拉二胡。知道她愛唱歌，就想隻要學會了拉胡琴，就增加了求愛的資本，日後就有可能給她伴奏。此前周大新對音樂可以說一竅不通，此時他從識簡譜開始，一點一點地學；簡譜識得後，就找來一把舊二胡，吱吱呀呀地拉起來。功夫不負有心人，後來從琴弓下淌出來的聲音變得頗悅耳動聽。周大新當然希望也能把她吸引到身邊來，但最終也沒能如願。直到有一天聽說她已經有了對象，對方是一位年輕的軍官。消息飛到耳邊的那一刻，周大新驚呆了：“我站在原地久久未動，連上課的鐘聲都沒能聽見……我的單相思不得不結束了。結束了這段單相思的我變得更少言語了。此後，我便把精力更多地用到讀小說、打籃球和正課的學習上。”周大新：《單相思》，見《長在中原十八年》，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頁。

在這段單調的時光裏，周大新也在家幹農活。他還讀了浩然的長篇小說《豔陽天》，這是當時唯一可以找到的小說，在當時確實深深地吸引了他，蕭萬春的形象鮮活地出現在他的麵前，心中想寫一本書的嫩芽，又一點一點地挺了出來。但“文革”中，大批的作家被劃為“黑五類”，讓周大新感到了當作家的可怕。

複課鬧革命之後，周大新作為貧下中農被推薦上了高中。但此時家裏經濟更加拮據，每星期去學校時能帶著五毛錢已屬不易，而且當時學校處於混亂無序狀態，教師們早已經沒有教書的心思，學校裏也沒有嚴格的教學製度，幾乎學不到東西。周大新白天的很多時間都是在籃球場度過的，也曾被安排學工學農，到拖拉機站學開東方紅鏈條式拖拉機犁地。他夢想成為一名拖拉機手，因此在夜間師傅休息的時候勤學苦練，畢竟作為技術人員可以有收入和夜宵；也曾想過如果沒有別的辦法，這輩子就開拖拉機為人犁地算了，學農就是學種地、挖溝渠。整個高中的生涯無趣也無望。因為從小上學時老師就不斷地灌輸思想，科學能夠救國，科學家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科技強國，所以周大新一直夢想當一名科學家。但當時大學停止招生了，這個願望無法實現。周大新也漸漸明白，這輩子要想不當農民，靠上學讀書不行了，必須另想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