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書讀過的晚清海外遊記

錢鍾書對晚清中國人的海外旅行遊記很有興趣。他在1948年寫關於朗費羅《人生頌》之早期漢譯的英語論文時，就已使用了李鳳苞《使德日記》、誌剛《初使泰西記》等材料，最後一個注釋中引用的就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譯作Geographical Miscellanies）裏作者缺名的《舟行紀略》一書。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下文簡稱《叢鈔》）是光緒年間王錫祺所編訂的清人域內、邊疆及海外地理著作叢書，分初編、補編、再補編，每編12帙（2005年遼海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大連圖書館藏未刊的稿本《三補編》），前三編收入文獻共1400餘種。王錫祺輯錄此書，自然功勞很大，但他不注明文獻出處，後人考證起來甚難（1930年代初顧頡剛即請吳豐培作子目提要，未果），更大的問題是他喜歡刪略那些與“輿地”無關的部分。因此如可找到其輯錄的來源文獻時，一般便盡量不直接征引此書。《使德日記》《初使泰西記》便有《叢鈔》本，也許正由於以上問題，錢鍾書沒有標注係出自《叢鈔》。《使德日記》有光緒年間元和江氏湖南使院“靈鶼閣叢書”本，《初使泰西記》有光緒三年北京避熱窩刻本（《管錐編》改用光緒十四年本的《初使泰西紀要》），都不必用連作者名字都可能弄錯的小方壺齋本（誌剛書的作者居然被誤署為出版者“避熱主人”的愛子宜垕）。三十五年後，錢鍾書將那篇英文論文改寫成中文，即《漢譯第一首英語詩〈人生頌〉及有關二三事》（下文簡稱《二三事》），補入一些《叢鈔》裏的文獻。錢先生沒有引劉錫鴻的《英軺私記》（與李鳳苞書同刊於“靈鶼閣叢書”，“叢書集成初編”也在同一冊），而是改用《叢鈔》本的《英軺日記》。

《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4冊用了120頁篇幅摘錄這套大部頭的《叢鈔》。從選抄的內容上看，除邊疆風俗記載和名家記遊文字之外，錢鍾書特別關心那一批海外遊記著作。《二三事》一文的注釋中曾列舉清人寫西洋景“輕鬆打油”的竹枝詞，其中說《叢鈔》再補編第十一帙第十冊的張祖翼《倫敦風土記》其實是抽印了《觀自得齋叢書》本《倫敦竹枝詞》的自注。《中文筆記》除第四冊諸篇摘錄外，第一冊的“殘頁”部分有一則開首記述道：

閱《清代野記》畢。童時在先祖父榻畔得此書，竊閱之，以為作者梁溪坐觀老人必邑人。後，乃知是桐城張祖翼（逖先），久居吾郡。《觀自得齋叢書》中有《倫敦竹枝詞》（以下簡稱《竹枝詞》）。編者注。百首，極嬉笑怒罵之致。署名“局中門外漢”。餘在清華一年級偶見而好之，以告朱自清、葉公超等，然不識作者為何人。及閱《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一帙中所收張祖翼《倫敦風土記》，則節取《竹枝詞》之自注。始識詞即出張手。張蓋劉瑞芬之隨員，與鄒代鈞同赴英者。鄒之《西征紀程》可考也。王韜《甕牖餘談》卷三，“星使往英”條有雲，道光壬寅年間，有浙人吳樵珊從美魏茶往居年餘而返，作有《竹枝詞》數十首，描摹頗肖雲雲。又遠在張前。餘求之有年，尚未獲寓目也。《竹枝詞》論西事多貶少褒，《野記》則開通多矣，故卷中《戊戌變政小記》遍錄當時諭旨，尊重康梁，深以變法未成為憾，可見出洋歸來，遂成維新黨。

錢鍾書在清華外文係讀一年級，是在1929—1930年。時葉公超為外文係教授，朱自清為中文係教授。朱自清有一篇同題之文章，發表於1933年4月16日《論語》第15期，其中說：

“春節”時逛廠甸，在書攤上買到《竹枝詞》一小本。署“局中門外漢戲草”，“觀自得齋”刻。慚愧自己太陋，簡直沒遇見過這兩個名字，隻好待考。

又說對於這本書的背景與年代也隻是“待考”。再查《朱自清全集》“日記”，1933年2月1日記下午於廠甸購得此書，“甚喜”；同月3日又記讀此書的一些心得。後來，1935年1月，朱自清又在《水星》發表《買書》一文，重提購得《竹枝詞》一書的得意心情，並未提及大一學生錢鍾書的功勞。

王錫祺《叢鈔》每每錄文而刪詩，《日本雜事》就是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的紀事文，《使東雜記》就是何如璋《使東雜詠》的自注。如此買櫝還珠，實際減損了原本的文學價值。錢鍾書在《二三事》一文的聲明中提到當年的英文文章：“我當時計劃寫一本論述晚清輸入西洋文學的小書，那篇是書中片段。”由此來看，錢先生也是從文學價值的角度而非“輿地”之學的角度來讀相關文獻資料的。他感興趣的是李鳳苞日記提到了歌德，王之春《使俄草》中記錄觀摩《天鵝湖》，斌椿、張祖翼如何描摹外語單詞的讀音，以及那些詩文遊記裏麵怎樣記述看洋婦、吃冰激淩，《叢鈔》本的體例顯然不盡符合他的需要。他在論文中注明是引自《叢鈔》的，大約都是因為沒有找到別本。那本小書沒有寫成，真是令人感到遺憾，若是驚奇於《二三事》或《管錐編》“全後漢文卷一三”中征引明清人記錄西洋飲饌、器物及語言的文獻之廣博，則不妨再去讀讀《容安館劄記》中的62、97、138、362、576等條，其相類之文獻要比已發表部分多出數倍——也許就包含著那本小書的雛形。

相對而言，郭嵩燾、薛福成、曾紀澤、張蔭桓、康有為幾人更理應作為晚清海外遊記的代表作家。郭嵩燾生前發表的出使日記固然著名，但隻記錄了他去往歐洲途中的見聞議論。《中文筆記》摘錄《叢鈔》本的《使西紀程》數條，盡是航海途中的牢騷抱怨語。郭嵩燾性格衝動冒失，多言多錯。曾國藩曾說，“筠公芬芳悱惻，然著述之才，非繁劇之才也”，言下之意是說此人逞才使氣，言語激烈，可以做屈原、賈誼這樣的文學家，而不是真能擔當重任的材料。相反，曾紀澤日記平淡板正，多數僅道及日常行止起居，少有議論，也不記錄和別人的談話內容。起先上海刊刻的《曾侯日記》是未經作者授權的本子，反而保留了些得罪人的議論，內容比他本人修訂的手寫日記要多。《中文筆記》抄錄過《叢鈔》本的《使西日記》，又抄錄過讀《曾惠敏公文集》本的《使西日記》（在第十五冊），錢鍾書在後者批注說：“《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初編第十一帙第四冊中《出使英法日記》係據原刻本，即文集卷五《巴黎複陳俊臣》所言，較此本為詳。《叢鈔》再補編第十一帙第十冊《使西日記》則與此同。”《出使英法日記》沒有出現在《中文筆記》中，內容相同的《使西日記》倒是讀了兩遍，前後筆記不同。《文集》本是後來讀的，批注較多。

錢鍾書同鄉薛福成的出使日記，追求內容豐富，“凡舟車之程途，中外之交涉，大而富強立國之要，細而器械利用之原，莫不筆之於書”，所立體例以顧炎武《日知錄》為標榜。錢鍾書《二三事》中評價說：“薛福成的古文也過得去。”但他以策士起家，終身著述不離寫條陳的影子，如吳汝綸所說，“郭、薛長於議論，經涉殊域矣，而頗雜公牘筆記體裁，無篤雅可誦之作”。《中文筆記》將此書也抄錄過兩遍，一遍見於《叢鈔》，另一遍見於第二冊的“大本”第九中，後者摘錄簡略。錢鍾書可能沒見到《庸盦全集》本的《出使日記續刻》，更不要說南京圖書館所藏的稿本日記，因此對於這部分材料，他肯定不及今人用得充分了。

對比晚清使臣的各家日記，未收入《叢鈔》的張蔭桓《三洲日記》的內容最為豐富，才學最為可觀。屠寄在序中盛稱其書有“五益”，為考工、辨物、釋地、通俗、征文，可以概括大體。我們看到錢鍾書評價最高的也正是此書。《中文筆記》裏用的是光緒三十二年上海刻本（第一冊13頁的內容應也屬於《三洲日記》部分），錢氏評價說：“軒諸記以此最為詞條豐蔚，惜行文而未能盡雅，時時有‘鸚哥嬌’之恨耳。”錢鍾書對於張蔭桓孜孜探究埃及古碑文字的記述似乎視而不見，《管錐編》兩度征引《三洲日記》，俱是用以舉證一度流行的“西學中源”說，那實在算不得什麼光彩的言論。

從《中文筆記》未見錢鍾書讀康有為的任何書。錢基博《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有對《歐洲十一國遊記》（當時隻出版了法、意兩國遊記）的長篇評述。從錢鍾書將之與王芝並舉來說明旅行家好說謊這件事來看，他肯定不怎麼讚同其父的見解。

《二三事》一文借用了一次鐘叔河整理“走向世界”叢書時發掘出的郭嵩燾未刊稿本日記。後來鐘先生的“走向世界”叢書由錢氏主動提出寫序，有了那句名言：“一些出洋遊曆者強充內行或吹捧自我，所寫的旅行記——像大名流康有為的《十一國遊記》或小文人王芝的《海客日譚》——往往無稽失實，行使了英國老話所謂旅行家享有的憑空編造的特權（the traveller’s leave to lie）。”“走向世界”叢書編排宗旨含有強烈的“中國本身擁有力量”的意識，要對於這畢竟算是“睜眼看世界”了的“特權”回護一二（可參看《信口開河的特權》一文）。可荒唐的是，王之春的《談瀛錄》居然還得抄襲《日本雜事詩廣注》，劉學詢寫《日本考察商務記》是打著幌子為清廷追殺“康梁二逆”，載振的《英軺日記》根本是唐文治代作的，載澤的《考察政治日記》可能也找了梁啟超、楊度等人代筆……

比起這些有口無心或抄襲雷同的著作，有些不那麼起眼的人物寫的遊記，也許從史料價值上來看很一般，卻因為有幸身曆殊域，興奮得有聞必錄，反倒留下許多雖不可信卻別有趣致的文字。錢鍾書對此也極有興趣。

他心目中假充內行的旅行家，一定有那位袁枚的文孫，比黃遵憲更早作詩號稱“吟到中華以外天”的袁祖誌。他出國前已是遊寓滬上多年的報館名士。錢鍾書在《中文筆記》抄過兩遍的《歐遊隨筆》作者錢德培，乃袁祖誌好友，後者深羨友人“地球當作彈丸看，笑煞庸奴戀故鄉”的出洋經曆。光緒九年終得償心願，隨輪船招商局總辦唐廷樞遊曆西歐。他出洋後發現“英語並不通行”（《二三事》注），回鄉倒是寫了不少心得和總結，都收入《談瀛錄》中，包括《瀛海采問紀實》《涉洋管見》《西俗雜誌》《出洋須知》《海外吟》《海上吟》六種，此即小說《圍城》第一章方鴻漸在他家老爺子處讀到的那部書。《中文筆記》第十四冊讀《叢鈔》筆記中鈔錄《瀛海采問紀實》《西俗雜誌》和《出洋須知》（第288頁誤重複排印了第286頁的內容，根據第289頁知，缺少的是《西俗雜誌》的內容）。《容安館劄記》第576條，讀袁祖誌《談瀛閣詩稿》八卷，錢鍾書說：“翔甫為洋場才子、報館名士，《青樓夢》之方某、《二十年目睹怪現狀》之侯某，皆影射其人，所作沿乃祖之格，而濫滑套俗，真所謂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者也。惟多詠風土，足資掌故之采耳。”此下主要摘錄並評點《海外吟》兩卷的詩句，結合詩人的“中西俗尚相反說”（《涉洋管見》，《中文筆記》第十四冊《談瀛錄》部分摘錄此文），顯現其所謂“中土偶來名士少，西方果覺美人多”的沾沾自喜之態。關於袁祖誌指點國人如何吃西餐的“洋餐八詠”，錢鍾書言“清人詩中賦西餐，莫詳於此”，比照了數種類似文獻，都可補充郭則沄《十朝詩乘》卷七之說。

與袁祖誌品格氣質很像的有一位廣東詩人潘飛聲，汪辟疆的《光宣詩壇點將錄》，以“地耗星白日鼠白勝”點他，但判詞有“豔說英倫”一語，錯把《竹枝詞》中張祖翼的經曆搬了過來。潘氏出洋是到德國柏林大學東方學院教漢語，《中文筆記》讀《叢鈔》本《西海紀行卷》應是最早的一次，在“光緒十三年丁亥七月，餘受德國主聘至柏靈城講經”一句上注了兩個驚歎號。張德彝《五述奇》中提到，潘飛聲每月所領三百馬克的束脩其實並不敷用，但他居然在遊記、詩集和他的《海山詞》裏不斷展現自己的風流形象。他作《柏林竹枝詞》24首，描繪女子溜冰、少婦新婚，及至酒店女郎和妓女，甚至連描寫教堂禱告，都要羨稱“博得玉人齊禮拜，歐洲豔福是耶穌”（其五）。《中文筆記》第一冊有錢鍾書讀單行本《西海紀行卷》和《天外歸槎錄》的筆記，比《叢鈔》本多出些詩詞來，有些內容又抄入《容安館劄記》第62頁末尾。對於潘飛聲文辭間表現自己受洋婦愛慕的得意之情，錢鍾書譏為“措大夢想”，且批評道：“蘭史致力詞章，居歐教授三載，著作中無隻字及其文學，足以自封，可笑可歎。”

“小文人”王芝的《海客日譚》，背景模糊，經曆離奇，主人公自敘是自雲南騰衝地區，途經緬甸，由海上至歐洲旅行的，時在同治十年十月，次年正月即返。《中文筆記》第一冊第374頁以下記此書，在“華陽王芝子石撰，不知何人”旁注雲：“吳虞《秋水集》‘懷人絕句十二首’之九雲：‘四海敖遊倦眼空，相逢容吐氣如虹。笑將千萬家財散，名士終推庾子嵩。’自注：‘華陽王子石丈芝。’”這已見於《容安館劄記》卷一第123條。我由此線索又去查了《吳虞日記》，其中1915年3月14、16日提及“王子石遺詩”，可知王芝此時已去世。這算是關於作者身世目前找到僅有的一點材料。錢鍾書對於書前“石城王含”對作者的吹噓很不以為然，他評價說，其“文尚有矜氣，而詞意糾遝，尚未入門，何至傾倒如此……疑是芝一人搗鬼耳”。其後又提出種種疑惑，首先王芝開篇即說什麼“子石子有漁瀛之行，辭定衝軍，定衝軍送之，安賧軍亦自南甸來逆會於大砦”，如此“氣象萬千”，錢鍾書又問：“渠在軍中何事，何以緬甸王迎以上賓之禮？何以抵英未至中國使館，居十餘日即返？皆悶葫蘆也。按其年才十八歲，而自稱子石子，裝模作態，大言高論，甚可笑。”下文列舉了許多可笑的言論詩詞，例如記英吉利語，“漱慈（shoes）履也，叟（shoe）亦履也”“伊鐵乃時（eat rice）吃飯也”“法郎西所造玻璃尤佳，都城名玻璃斯（Paris），故子石子書法都，不從地名作巴黎斯”，《贈洋鬼子及諸眷》詩雲“大海西頭是鬼方，幢幢鬼影日披猖。窺人鷺眼蘭花碧，映日蜷毛茜草黃。文字嘗煩韓子送，圊牏一怒阮生狂。兩峰圖裏添新趣，絕倒閻浮子母王”，等等。

幾年前我讀《海客日譚》也產生過如錢先生所記同樣之疑問，當時曾查考當時雲南地方曆史，發現與王芝此行前後時間吻合的，是當地少數民族起義軍領袖杜文秀義子劉道衡使英，商圖聯英抗清一事。劉一行八人，於1871年年底進入緬甸，在仰光由英人安排，由海路去往倫敦，在那裏未受英人重視，“歸順”不成，於是又由英人護送返回。至仰光，聞大理失陷，劉道衡遂留居緬甸。因此，我猜想王芝真實身份是劉道衡的隨行人員，他可能隻是承擔文書工作的一個小文人而已。他懂一點英語和緬甸話，在整個行程中並無重要作用。自然可想見的是，假如要將這次行旅見聞公之於眾，必須要隱去其真實身份才不致招來禍端，於是點綴幾個人名，再隨處對天朝盛德歌頌幾聲，便蒙混過去了。然而缺乏證據，這終究隻是猜測。

最擅長憑空捏造的，是收入《叢鈔》初編第十二帙作者佚名的《三洲遊記》，有中非關係史專家，以此書為據，認為是中國人進入非洲腹地旅行的最早記錄。我曾查出該書作者是《申報》館的文人鄒弢，他和編寫《文章遊戲》的繆蓮仙一樣，發願要“遍曆異域”而未成。於是把英國人的非洲遊記翻譯成中文（借由他人口述），添枝加葉地將主人公改成中國人物，竟從廣東出發，經曆南洋而至於非洲之坦桑尼亞、烏幹達地區，處處作詩留念。這部“小說”最初刊於《益聞錄》，王錫祺沒有注意正文連載前一期的《小引》說明，直接刪去詩詞錄入《叢鈔》。錢鍾書果然慧眼如炬，讀《叢鈔》時，批注說：“此實曆險小說，而托為遊曆日記者。故作者自敘含糊其家世身份，……作者自言不解西語，而非洲領事需華文案，更離奇矣。”全憑常理推導即可斷其真偽，令那些捧著此材料當成信史的專家學者情何以堪。

同文館第一屆畢業生張德彝，是晚清時期出洋次數最多、曆時最久的一位，早期作為譯員隨同斌椿、誌剛、崇厚、郭嵩燾出使，之後又擔任過洪鈞的秘書以及羅豐祿、那桐兩人的參讚，直到1902年出任駐英公使，四十年間親身見證了晚清外交史的各個階段。每次出洋都著有一部以“述奇”為名的詳細日記。錢鍾書對於張德彝付諸刊印的三部日記都非常熟悉。《中文筆記》除了摘錄《叢鈔》本《航海述奇》和從《四述奇》拆散了的幾種隨使日記外，還將單行本的《四述奇》與《八述奇》抄了兩遍（等於抄錄了三遍《四述奇》，即隨使郭嵩燾使英、隨使崇厚使俄的日記）。錢鍾書晚年可能不知道早在1985年中國曆史博物館整理公布了謄清稿中缺少的《七述奇》手稿全文（刊載於《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1980年鐘叔河在北京柏林寺找到的其他七部日記的家藏本謄清稿（1997年影印出版），似乎也沒有借給他翻讀。《容安館劄記》第82條（頁142），提及那位幫助朱迪特·戈蒂埃（Judith Gautier）翻譯漢詩而被很多比較文學家所敬重的丁敦齡（Tin-Tun-Ling），說他在La petite Pantoufle（有人不知原書附漢文題作《偷小鞋》，硬是譯作“小破鞋”）一書的自序中杜撰捏造說“Khoung-Fou-Tseu a dit： Pou-Toun-Kiao-Toun-Li. - Les religions sont diverses, la raison est une……（孔夫子有言：不同教同理）”，錢鍾書譏為“已開今日留學生在歐美演講中國文化法門”。旁有小注：“丁敦齡，山西人，品行卑汙，冒稱舉人，見張德彝《再述奇》同治八年正月初五日。”這一條日記還補入了《談藝錄》（頁372）。《再述奇》於1981年收入“走向世界”叢書，錢鍾書讀的可能是整理本。

《中文筆記》讀《叢鈔》本張鵬翮《奉使俄羅斯行程錄》，康熙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遇番僧數人，麵目類羅漢”“內一僧能華語，自言係大西天人，求活佛於中國，遍遊……諸名山，不見有佛……”。錢鍾書批注“《聊齋》卷三‘西僧’。梁退庵《浪跡續談》卷七‘求佛’條自《一斑錄》轉引此則”，並補記多出的文字。我們都該記住《聊齋》裏的那段話：“聽其所言狀，亦猶世人之慕西土也。倘有西遊人，與東渡者中途相值，各述所有，當必相視失笑，兩免跋涉矣。”世上曾有多少位小說《圍城》的主人公，鴻漸於陸，繼續行使“憑空編造的特權”，於此間當無所遁形。

《上海書評》，2012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