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手稿中的年代信息

2003年，《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劄記》問世，我們開始可以親睹錢鍾書積累學問的方法。那些從前傳說得神乎其神的典故，關於他如何過目不忘，變得沒有意思，而我們卻更佩服這位“鐘愛書籍”的學者了：原來他不全賴超人的記憶稟賦，而是得益於一生勤奮不輟的抄書習慣。但《容安館劄記》涉及文獻的範圍和《管錐編》等著作大不相同，這是第二輪的篩選，還有更廣泛的讀書筆記。二十冊的《中文筆記》影印本就清楚地說明這一點。

《中文筆記》第1冊影印的“殘頁”，體式風格多類似於《容安館劄記》，隻是沒有編號。範旭侖說是“《容安館劄記》第一則之前的日劄”，有一定的道理。時間上看，確實有不少早於《劄記》第一則的，比如“丁傳靖《闇公詩存》”談到國共合作統一戰線；“《朱子語類》”說朱熹論學多矛盾，“似如今中間路線”；“陸次雲《澄江集》”，引《木蘭辨》謂必無隋煬帝欲以為妃之事，“蘭雖女子，從事疆場，能使同伍不可識測，其非娥眉螓首之姿可知，何足供其妙選哉”。錢鍾書按語道：

妙論，遂使吾心目中木蘭，如解放女同誌。

還有“胡思敬《驢背集》”一則，借古論今，提及內戰勝敗之結局，都說明錢鍾書當時對於紅色政權還不太熟悉，應該都是他北上之前所記。又如“殘頁D”中“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說“餘寓樓無書可檢，不能一一訂正”，也是在滬期間的情形。但是也有時間較晚的內容，比如“張宗泰《魯岩所學集》”一則中，讀《所學錄》卷七《跋黃氏日抄讀韓文》所論：

韓公之詩。慎修、魯岩之說，一若身經坦白自我檢討之世者，可怪也。

這應該是1952年“三反”之後的語言。此外，這些讀書筆記原本另有題名，比如“且住樓日乘”，當是在上海寓居時所作；還有“偏遠樓日乘”“偏遠廬日乘”“燕巢日記”，則不知其詳；還有一部分題作“穢乘”的，而且不止一冊。現在在殘片部分中偶爾可以找到點兒痕跡而已。

“殘頁”之外，則屬於純粹的抄書筆記（且多有重讀重抄者，包括少量內容出現重複的），鮮見評議，也無後來的補記，往往整頁隻是所讀文本之摘引，偶爾頁邊增加三兩注釋。還沒出版的《外文筆記》，據說篇幅至少是《中文筆記》的兩倍，情形大概與此相同。範旭侖文章《少年情事宛留痕》謂錢鍾書在1978年劄《賭棋山莊詞話》，“餘見絳錄餘詩《苦雨》冊”；即筆記“大本十七”。按《苦雨》在《槐聚詩存》中係年為1939年。而此冊筆記首頁有楊絳的旁注：“當是淪毀區上海時記。”常見有“錢迷”抱怨《手稿集》字跡難於辨讀，如同天書，這多還是針對《容安館劄記》所發，其實相比之下，“劄記”部分由於書寫過程中要評議敘說，筆速略緩，並不難識，無非塗抹和行間小注影響注意力而已。照本抄錄的大段“筆記”，疾書速錄，才真不好分辨。但這個書法的難度不影響我們了解內容，按圖索驥對照所抄之原書便有分曉。多對照幾次，了解了錢鍾書的字跡，再翻看《容安館劄記》，就非常輕鬆了。

這些整本的抄書筆記，有“大本”“硬皮本”與“小本”之別，各以序號排定。偶見幾處可助我們判定時間。比如第1冊“大本（一）”，結尾有1937年元旦以後的日記。第2冊“大本（三）”，有1939年12月下旬的幾篇日記；“大本（五）”有題為“居湘一年矣感此”的詩稿，則在1940年12月初；“大本（八）”的詩稿“除夕”，即《槐聚詩存》的“庚辰除夕”，當在1941年年初。

又比如第4冊“大本（二十四）”中有“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評》”的筆記，這是1946年所作文章《小說識小續》關於《儒林外史》部分提到的“已見有人拈出者，則不複也”的內容，筆記正文結尾說“天目山樵不知何人”，頁眉補記才提到“據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則張文虎耳”，可知作這本筆記時，錢鍾書還沒讀過《霞外捃屑》（《中文筆記》第一冊第217頁，讀《西遊補》一則頁眉補記；《容安館劄記》第36則，至第170則修正《小說識小續》關於《儒林外史》部分，刪去了其中與《霞外捃屑》卷九所見重複的部分）。《小說識小續》又說：

董若雨《西遊補》後識語有所謂《續西遊記》者，未之見也。去年秋，周君煦良得之於揚州冷攤，遂獲寓目，果有靈虛子、比邱僧等角色……

則知錢鍾書讀《續西遊記》時間在1945年秋，《中文筆記》第2冊“大本（十）”，有此筆記，其中對內容大意記述較詳，必然是第一遍的閱讀，於是關於這本筆記的年代也可以大概確定下來了。

時間特別靠後的，比如第10冊的“硬皮本（十四附）”，有抄讀陳尚君《全唐詩補編》的筆記，此書出版於1992年；又有讀《全宋詩》的筆記，自第1卷讀至第262卷，止於該書第5冊。按前五冊正式出版，是1991年7月事。傅璿琮《記錢鍾書先生的幾封書信》（1997）一文說，書出版後不久，便收到自稱“老病廢學”的錢鍾書來信，指出其中前兩冊中存在的問題。而安迪《“咀爾不搖牙”》一文中也指出最後一本硬皮本（第34本）的最後一篇筆記，是讀《鄭孝胥日記》的摘錄。勞祖德整理的《鄭孝胥日記》由中華書局1993年10月出版，1994年夏天錢鍾書住院直至去世，筆記當作於這兩個時間點之間。

除最早的和最晚的之外，還有書籍的出版信息，也是明確的坐標參考。比如第7冊“硬皮本（六）”有1962年出版的《餘嘉錫論學雜著》二冊（有研究者著文猜測此書錢氏可能未曾寓目）；第8冊“硬皮本（十）”有1962年出版的路大荒整理《蒲鬆齡集》。第11冊的“硬皮本（十六）”和“（十七）”，出現過讀《古本戲曲叢刊五集》和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的筆記，兩套書都出版於1985年；同冊“硬皮本（十八）”，又有1987年出版的孔凡禮《宋詩紀事續補》。而第16冊“硬皮本（三十三上）”，中間至《柳河東集》處突然書法淩亂，後麵《宋書》筆記間加了一頁凡爾納《神秘島》英譯本摘錄。第17冊“硬皮本（三十三下）”，楊絳識語作：“此冊當是74、75年筆記。‘流亡’期間，哮喘，急救後大腦皮層受損，手不應心。”這本筆記的編號太靠後了，想必《中文筆記》的排序於時間先後上還是有些問題的。第19冊，“小本七”，封麵印有“1979”字樣，至第20冊的“小本（十一）”，出現“全國政協委員”字樣的封麵，查錢鍾書自1978年第五屆全國政協會議以來屢次當選，這是影印的最後一本，其中有讀王皓叟《後村千家詩校注》的筆記（續），這是1986年出版的書。

《容安館劄記》既然本身就有編號，各篇先後的次序就不會顛倒，以其正文部分的內容（旁注當然可能是多年之後又補加的），來推敲其大體的時間坐標，相對比較容易一些。這部分劄記以《宋百家詩存》始，以《湘綺樓日記》終，編號至於八百二則，很多人可能和《聽楊絳談往事》的作者一樣，由此便認為有802則，這是不對的。因為八十則、百十五則、百三十四則均兩見，百四十七則又分成a、b、c三則；編號缺少6、66以及367、368、387、388、546至554，凡十五則。所以如果不把被抹去的那幾則排除在外的話，《劄記》共計七百九十三則。

“容安館”或“容安室”之名，是1952年錢家因院係調整，住進中關園一處平房後才有的。但是《劄記》的第一部分（至55則），僅標為“日劄”而已，第二部分（至121則）、第三部分（至204則）、第四部分（至243則）、第五部分（至319則），皆題作“槐聚日劄”，不同者在於第五部分多了一個署名“容安館中寓公”，此後部分方題“容安館日劄”或“容安館劄記”（最後兩部分又改作“容安室劄記”），有時署“槐聚居士”。最早出現這一齋號的地方，見於第114則，是《容安室休沐雜詠》的詩稿。《外文筆記》第4冊中的有一冊即題為“容安室劄記”，署“槐聚居士”。

最容易先確定下來的具體時間，一是第761則，雲：“丙午正月十六日飯後與絳意行至中山公園，歸即臥病。蓋積瘁而風寒侵之也。”這是1966年歲初的事情。一是第634則，為《槐聚詩存》之《赴鄂道中》的前4首（無第5首），自注雲“餘選注宋人詩甫卒業”，且這次出行是為了去湖北探父病（《我們仨》），便可以斷定是1957年。《劄記》中好幾則都是錢鍾書的詩稿，從修改塗抹的痕跡來看，這應該是原稿而非後來的謄抄件，並非這樣就全可依據《槐聚詩存》的係年數據來給出詩稿的寫作時間，比如《容安室休沐雜詠》，《詩存》定於1954年，但《手稿集》中一部分在第114則，一部分在第336則（另題為《容安館春暮即事》），而在這兩部分之間，出現了《詩存》定於1949、1950及1953年的幾首詩稿。範旭侖在《萬象》發表的《容安館品藻錄》和在《上海書評》發表的《錢縫裏》，就多次言及《劄記》某則某則作於何年，並以《槐聚詩存》編年為不可信。但是，把他所指出的時間放在一起看似乎也有點問題。比如他曾說，第430則論邵雍《伊川擊壤集》20卷，作於1956年以後（《錢縫裏》，“遠害要慎出入”）；但又言第543則寄叔子詩作於1955年11月（《品藻錄·冒景璠》；《槐聚詩存》則置於1966年）。

《劄記》所涉及的圖書之初版時間，也可以幫助我們推測出一個大概的範圍。比如第16則，是有關王季思《集評校注西廂記》的議論，查此書為1949年3月上海開明書店初版。這就基本可以確定《容安館劄記》大概的起始時間了。

關於《劄記》的截止時間，可以依據第810則，此則題作“跋《個山遺集》”，其中說：

吾友張君公逸遵騮，與吾同患氣疾，相憐甚而相見不數數，然見必劇談……一日問餘曰：“明末有奇女子劉淑，知之乎？”曰：“不知也。”曰：“劉名掛君鄉孫靜庵《明遺民錄》中，其書君先人嘗序之。”因出示此集，蓋雖六十年間一再印行，而若存若亡，去湮沒無幾爾。

張遵騮（1916—1992）是錢鍾書中國社科院的同人，其夫人王憲鈿在《遵騮鈔稿集·後記》中說他“自幼患哮喘疾，中年彌劇，常年為疾病纏身”。範旭侖以為此則作於1973年（《錢縫裏》，“張遵騮”），其引文卻隱去了“六十年間”這句。按劉淑（或作劉淑英，見《清代閨閣詩人征略》；其後人王仁照、王泗原皆主張寫作“劉淑”）乃明末起兵抗清的女傑，《個山遺集》因文辭多有“羌胡”字樣而犯禁，有清一代未曾刊刻，直至民國三年（1914）始由王仁照印行（初題作《個山集》。見王泗原《劉淑》，刊於《國聞周報》，1936年13卷34期）。若“六十年”為確切的數目，則範旭侖所言1973年，抑或說1974年，可能都不算錯。因此《容安館劄記》的正文部分，撰寫於1949—1974年，旁注補記當然可以是更晚些時候添上去的。比如《容安館品藻錄》曾提及對袁水拍的議論，便是“文革”之後的口氣。

正如上文所說，錢鍾書的《容安館劄記》以及《中文筆記》第1冊中的“殘頁”劄記，兼顧議論，於所讀書籍之文句多有發揮，這應該就是為自己的研究或者說著述所做的準備。因此，我們從中觀察到錢鍾書學術興趣的前後變化。20世紀40年代後期，他就開始忙於通覽各種宋詩總集與別集，這是40年代末在上海即從事的“補訂”《宋詩紀事》這一計劃。50年代初他還特別關注西洋文明在文學中的反映，比如明清詩文筆記中的眼鏡、西洋婦等，令我們想起錢鍾書在《漢譯第一首英語詩〈人生頌〉及有關二三事》一文的聲明中提到的1948年的英文文章，“我當時計劃寫一本論述晚清輸入西洋文學的小書，那篇是書中片段”。

第705則、第719則和第729則，都是由參與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同人集體編撰《文學史》和《唐詩選》所引起的。第729則大約寫在1962年，錢鍾書因受命選注唐詩人數家，而開始重溫《全唐文》，以後又有七則《劄記》，都是讀《全唐文》的心得。拿其中的引文和《中文筆記》三處抄錄《全唐文》的地方對照，幾乎全無重複。大概就是在此前後，《劄記》幾乎每則都格外長，除有些標明“雜書”或“Jottings”之外，其他各則趨向於精深的要籍和地位特殊的經典。我翻閱晚期的《劄記》，有一個印象，感覺錢鍾書開始由身邊的“學馬列”風氣而讀了一些德國古典哲學，繼而反過來研究《老子》。這始於第751則，至第755則開篇，更明確說：“閱《黑格爾著作選》，因溫《道德經》一過。適見坊間有朱謙之《老子校釋》，遂偶披尋。”（朱書初版於1954年，1962年版略有補訂，錢此時讀到的應該是後者）大概就是此時，他動念著作《管錐編》，這與《談藝錄》寫法不同，由恣肆隨意的讀書轉而集中於專論幾部宋前之要籍。上文提及1966年歲初那則劄記，錢鍾書因病而覓《楚辭》自遣。後又於第781則再作《楚辭》的劄記。《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和《太平廣記》此前有專門的劄記（按，錢鍾書很早就有讀嚴可均輯《全文》的心得，1937年之前的“大本（一）”筆記裏提到自己撰寫了《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讀》）。《列子》張湛注是《老子》劄記後自然選擇的一個對象。《楚辭》的劄記之後，又有《周易正義》《毛詩正義》《左傳正義》《史記》，延續多則，篇幅頗長，這九種，加上早先讀過的《焦氏易林》（第695則）組成《管錐編》的十部書，相互之間，皆有關聯，張文江先生對此論說甚詳，可以參考。

1975年前後《管錐編》初稿完成，1978年1月《管錐編》序之“又記”說“初計此輯尚有論《全唐文》等書五種”，1987年錢鍾書致信廈大教授鄭朝宗，又說：

假我年壽，尚思續論《全唐文》《少陵》《玉溪》《昌黎》《簡齋》《莊子》《禮記》等十種，另外一編。

《全唐文》的準備，在《劄記》中已如前述。杜詩則見於第789、第790兩則。其他似乎都隻是見於《中文筆記》的摘錄而已。“等十種”者，有三種未曾提及。《簡齋》已經是宋人著作了，所以這三種也不太好判斷。有意思的是，《劄記》最末幾則裏，有三則分別談《三國演義》、批本《石頭記》和《西遊記》。可最遺憾的是《西遊記》那則似乎欲言又止，題目之下僅有後來的補記而已。

我們翻閱錢鍾書50多年間的讀書筆記和研究劄記，看到的是一直勤於讀書抄書的智者形象，不管讀書的環境是在牛津、上海、北京，還是昆明、藍田、羅山。初至藍田時他日記中每天出現的“讀書如恒”四字令我們敬仰。《圍城》中說“一切圖書館本來像死用功人的大腦，是學問的墳墓”，將學問從墳墓中招魂，才能注入新生命。如錢鍾書所說，你得把圖書館放進自己的書裏，才能保證自己的書進得了圖書館（《宋詩選注》）。現在圖書館中《手稿集》已經上架，等著我們再去把它喚醒。

初刊於《上海書評》，2012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