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去問導遊,他說在布拉格沒有參觀昆德拉舊址這一項內容。
實際上,不是遊覽路線沒安排,而是昆德拉早已移居法國,布拉格沒有專門保留他的舊址。
昆德拉在卡夫卡去世5年以後的1929年出生,他的家鄉不在布拉格,而在捷克的另一座城市。但他青年時代是在布拉格的查理大學讀哲學係,後又在這裏的電影學院教書。昆德拉的寫作才華在青年時代就已顯現,這是個犀利、有鋒芒、有批判精神的作家。1968年蘇聯控製了捷克,昆德拉被開除黨籍,被解除教職,其書籍也不能出版發行;在書店等待銷售的,也得下架。
在布拉格很難待下去,1975年,昆德拉和妻子移居法國巴黎。說是移居其實就是流亡。
無論居於何地,摹狀人類命運的複雜、吊詭和隱晦曲折,是昆德拉創作最吸引人的地方。他的作品《生活在別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笑忘錄》《不朽》《緩慢》《身份》《無知》等,無不具備流暢迷人的敘事特色,閃爍著深刻思想內涵的異光。他在小說中,借人物之口傳遞自己的社會觀念和哲學認知。他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在故事情境與細節中,一切是如此水乳交融。
昆德拉對社會政治有著強烈關注,這和他健康的身體有一定關係。腦子好使,有靈動清醒的思維,如晨曦的風在清揚中。時而俯身,向著大地的本相逡巡。有足夠的力氣可以搬動上下千年的巨石,對社會政治的利弊、人類的真實看得透徹,也就有了對外部事物的興趣。有足夠的腦力,去分析事物內在的邏輯,鋪陳稿紙,像個戰地指揮員一樣運籌帷幄,曆史之幕徐徐拉開。
多少年來,昆德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呼聲甚高;一屆又一屆,他被猜測可能獲獎,但結果都是铩羽而歸。他的創作在人們心目中早已是有著標高與讚譽,但他總沒那麼幸運。這很重要嗎?之於一個堅信自己有蓬勃創造能力的作家,他的職責就是書寫,在書寫中完成自己對生活、世界及曆史的認知,從而完成自己精神的淬煉與生長,其他都不重要。組織機構給予的官位、獎項的得失就一定很重要嗎?有的人看重這些,有的人則處之淡然。不在話語權力的中心,在邊緣地帶,又有什麼不好?文學不是秀場,而是個人生命的需要,用不著因為文學之外的原因,為成為炙手可熱的人物而沾沾自喜。機構、組織的承認不是文學真實的價值,不要去談所謂評獎、排序的公正和公道;隻要自己在寫作中不打誑言妄語,寫出有啟迪性和警策性的好作品,就足夠了。
重要的是,捷克擁有著卡夫卡與昆德拉這樣兩位蜚聲世界的作家。他們兩個的寫作風格全然不同,但在精神氣質方麵卻有神秘交融,那就是:對人類深層命運的開掘。
卡夫卡麵容蒼白而抽搐地活著,在低處和幽隅。即使他喘息著勉強而活,卻通過手中之筆獨自傾訴無奈與憂傷,他表達著自身以及人類的怯懦。他是個人敘事,用寒鴉淒厲般的嘶鳴、用戰栗的虛無感,讓人類認清真實的生存境況。
昆德拉眉峰緊蹙,在顛沛流離中頑強地活著。他以揭示批判的拳拳情懷,反省人類的媚俗。他進入曆史敘事,啄木鳥般不停地鑿啄和敲擊,對那些誇飾、狂譫的沾沾自喜、驕橫跋扈予以反諷和戳穿。那些因諂媚、逢迎占據道德優越高地,並認為已經很舒服地擁有既得利益者,在睿智如昆德拉的摹狀中,原形畢露。這是對人類的警策和自省。
文學不一定直接作用於社會政治與社會生活,但是有意味的文學則被賦予另一種無可估量的力量。卡夫卡對人類卑微的體驗,昆德拉對人類卑瑣的描述,都是在對人類命運真相與本質做著洞悉。
不討喜的昆德拉去國經年,其作品的深遠影響,讓他成為人類精神的燈盞式人物。2019年末,捷克駐法國大使德魯拉克在巴黎昆德拉公寓拜見了昆德拉,送給他捷克公民證,這意味著他已重獲捷克公民資格與身份。2020年9月20日,捷克卡夫卡協會主席澤萊茲尼宣布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獲得年度弗蘭茨·卡夫卡國際文學獎。昆德拉十分愉快地接受了這個獎項,他感到榮幸,“因為這是卡夫卡獎——一個我感到非常親近的作家命名的文學獎項”。
卡夫卡患疾而短命,在無力中以失敗者語言,無意於潮流,卻掀起現代派巨瀾。昆德拉,這個在屈辱中掙紮的倔強的高壽老人,年已93歲,依舊如鬥士般活著。
作家生命無論長短,隻要以誠實精神、精湛筆致、深邃內涵表達人類的歌與哭、愛與恨,他們就都已進入智者序列。